考古队领队解读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一年一度的考古奥斯卡、“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4月10日下午揭晓，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等十个项目入选。去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哪些特色？我们来看看入选项目考古队领队的解读。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挖啥呢”。
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考古领队于建军：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前所未有的洞穴遗址，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存、细石器层位、连续四叠层、小麦等首次发现，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将会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
通天洞遗址及其环境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南20km的萨吾尔山，为一处花岗岩洞穴遗址。遗址中发现有连续堆积的旧石器-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地层。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动物骨骼，并发现有3个明显的火塘遗迹。石器工业显示出典型的勒瓦娄哇类型莫斯特文化特征，C14年代显示为距今4.5万年左右。
0505探方剖面对应年代
考古学界多年来一直寄希望于新疆地区能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自上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地点，但都未有明确的地层堆积。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地区发现的第一个具有明确地层的旧石器遗址，这对于新疆旧石器考古来说是开辟性的发现。
莫斯特文化作为旧石器中期文化的代表在欧洲、西亚等地有着广泛的发现，但中国的发现一直以来凤毛麟角，存在争议。通天洞遗址以明确的地层序列、风格鲜明的石器工业特征和严格的年代数据证明了旧石器中期文化的存在，勒瓦娄瓦类型的莫斯特文化在中国的西北边陲被学界一致确认，这对于中国旧石器考古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出土石制品组合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对东亚现代人的起源、扩散等问题，一直以来有着自己的研究与看法。但是，在国际性的讨论中，我们中国一直缺少能与欧洲、西亚同时期遗址相互对比、引证的发现。如高星教授所言，通天洞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参与国际讨论提供了具有发言权的材料，通天洞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考古领队王芬：焦家遗址发现目前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夯土墙、壕沟、大量房址、一批高等级墓葬和祭祀遗迹等集中发现。作为鲁北古济水流域的一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对其进行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研究，对探讨中国东部地区的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北区晚期居住期房址分布图
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西北、距离著名的城子崖遗址不足5公里。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经过连续两年的发掘，收获了一批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为黄河下游距今5500-4500年的文化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认识。
发掘区内的聚落功能有清晰变化，先后经历了居住期—墓葬期—居住期三个阶段。早、晚两期房址空间排列有序，形制分别为半地穴式、地面式，反映出该地区在大汶口中晚期居住形态的转变和建筑技术的进步。
大型墓葬152号墓
中期墓葬存在三级分化，在规模、葬具和随葬品上有明显差异。大型墓葬有重椁一棺或一椁一棺，随葬有数量众多、精美的陶、玉、骨器。附近还集中分布20多座祭祀坑。中型墓葬为一棺，小型墓葬多无葬具或随葬品。近半数墓葬发现有玉制礼器和装饰品，说明焦家遗址应为黄河流域一处重要的用玉中心。
发掘区南区发现了一段不晚于大汶口晚期的版筑夯土城墙，墙体外侧为壕沟。通过勘探可知这是一处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椭圆形城址，是目前发现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为龙山时代诸城林立的盛况找到了源头。
大型墓葬91号墓随葬玉器
夯土城墙、高等级墓葬、大量高端产品——玉器、白陶和彩陶，昭示着焦家遗址已成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鲁中北地区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都邑性聚落，为研究该时期墓葬制度的起源、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重要材料。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考古领队杨利平：杨官寨遗址首次确认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填补了该领域考古发现的空白，揭开了5000年前关中之地的丧葬习俗、丧葬文化，再现了这一时期的婚姻状态、生产生活、饮食习惯，充分体现了“杨官寨城池”建设中关于墓地的选址与聚落的整体规划。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
位于西安高陵区、泾河北岸的杨官寨遗址，2008年就因发现距今约6000年的庙底沟文化大型环壕聚落而被评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2016-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环壕外东侧发现了同时期的大型成人公共墓地，填补了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的空白。
偏洞室墓283号墓
根据已清理的211座墓葬，我们可以对墓地的情况有初步了解。墓葬分布密集，均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小型墓，东西向。部分墓葬两端发现疑似柱洞的遗迹，推测墓葬上方可能有“幡”类的标识物。墓葬形制以偏洞室墓为主，占发掘总数的80%。该类墓葬为先修长方形竖穴墓道，在墓道底部的一侧掏挖横向洞室来安置死者，此前主要发现于新石器末期的甘青地区。杨官寨墓地的偏洞室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同类遗存，将其出现年代提前了600多年。
彩陶壶
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仰身直肢，头向西。个别墓葬中的编织物痕迹显示下葬过程中曾用芦苇类编织物对尸体进行包裹。少量墓葬中发现随葬品，有庙底沟文化典型的重唇口尖底瓶、彩陶盆、彩陶壶等陶器及玉器、石器、骨器等，有些陶器被刻意摔碎再葬入墓葬中。
作为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此次发现有助于研究该时期的埋葬习俗、社会组织、婚姻制度、人种等重大课题。偏洞室墓的发现，为其起源与传播、尤其是关中地区与甘青西部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
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
考古领队马强：姚河塬遗址发现了：最西北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最西北的西周早期诸侯级墓葬；最西北的铸铜作坊遗址；最特殊的葬制葬俗。
姚河塬遗址是：最西北的甲骨文发现地；最西北的原始瓷器出土地。
姚河塬遗址的发现使得周王朝的西北边疆得到了重新的界定，到达了六盘山脚下。
刀把形墓葬埋马12匹
姚河塬遗址自2017年6月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便备受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固原孙家庄西周早期墓葬的发掘，以及彭阳新集一带零星出土的西周陶鬲、铜戈，暗示周人在西周早期可能已涉足陇山东西，姚河塬遗址的发掘则进一步证明西周时期中央王朝确已对这一地区实施了有效的统治和管理。
兽面纹象牙杯
遗址内较多的刘家文化类遗存及含先周、殷商、寺洼等文化因素的遗物，反映了商周之际宁夏南部地区复杂的人群转换及文化变迁，为西周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历史基础。细致的区域系统调查与大遗址作业方法揭露出西周时期这一功能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图景。
玉凤
带墓道高等级墓葬与车马坑、马坑、祭祀坑构成的高等级墓地与小型墓地的分化，可铸造容器、车马器、工具的铸铜作坊背后对珍稀资源获取及产品再分配的控制力量，发达的池渠、路网系统提供的基础设施，遗迹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特殊文化产品，无不显示出姚河塬遗址的高等级地位与非凡气象，结合发达的西周文化遗存，表明其当为西周大臣的采邑或分封诸侯国所在。在弥补文献不足、极大扩展西周统治疆域的同时，姚河塬遗址提供了探索西周王朝管理西部疆域模式的新线索，也为商周考古的研究铺陈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图景。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考古领队樊温泉：上联：春秋郑公大墓，有葬坑宝马雕车香满路，尽显王侯丧礼之隆，刷东周车马数量新记录；
下联：战国瓮城体系，为郑都水陆城门添防护，力扬霸主军事之威，开中原王城卫戍最先河。
横批：中
北城门遗址航拍图
自西周末年桓公封于郑，到战国韩灭郑并迁都于此，新郑作为郑、韩两个诸侯国的都城长达500余年之久。而郑韩故城的考古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之中，2016-2017年度的发掘，主要集中在故城东部的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
郑国三号车马坑全景
发掘初步揭露了北城门的结构，判断为一陆门一水门，与史书中关于郑国“渠门”的记载相互印证。还发现了曲尺形的战国瓮城城墙，周边还有建筑和带车辙的道路遗迹，这在中原地区东周王城遗址中尚属首次，对了解当时的都城形制、选址和防御理念有重要意义。
对于郑国三号车马坑的发掘，则是本世纪初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该坑为春秋晚期郑公一号大墓的陪葬坑，呈南北向近长方形竖穴土坑状，口大底小。坑底清出至少124匹平铺的马骨，马骨几乎全呈头向西足向南的侧躺式摆放，东西向5列，南部坑边和东南角马骨叠压2到3层。此外还发现48辆以上的陪葬车，数目之多在东周考古中实属罕见。
郑国三号车马坑一号大型安车
车辚辚，马萧萧。郑韩故城北城门和车马坑的发现，不仅为研究东周城防布局、车马葬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也全方位展示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新郑规模宏大、鳞次栉比的繁荣景象。二者相互结合，为复原春秋战国时代的都城面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考古领队刘瑞：五年来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工作，确定了秦都栎阳和商鞅变法的所在地，清晰的揭露出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包括浴室、壁炉、灶等在内的秦汉宫殿生活区的基本情况，确定了汉承秦制当始于栎阳，找到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政治文明、建筑文明的源点。
栎阳遗址三号古城2017年发掘遗迹
秦汉栎阳城是西安附近除秦咸阳、汉长安外的第三座秦汉都城，也是汉王朝的第一个都城、帝陵和陵邑的所在。战国时期秦献公、秦孝公，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塞王司马欣、汉初刘邦都曾以此为都城，在高祖七年迁都长安后，栎阳仍作为汉太上皇居所及死后陵邑所在地，置万年县以奉其陵寝。
巨型筒瓦
经过考古学家多次勘探和发掘，三座沉寂于地下两千年的古城浮出水面，它们分年代依次为秦汉、西汉中期至新莽前、战国至西汉前期。其中，三号古城内自南向北四个大型宫殿夯土建筑台基尤其引人注目，它们体量宏大，以廊道相连。半地下室建筑、浴室、地漏、壁炉、排水管道、渗井设施等形制多样的建筑遗迹体现出其作为早期都城的完备设施。大量板瓦，动物纹瓦当、云纹瓦当、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等建筑材料，与秦雍城、秦咸阳城、秦汉上林苑、汉长安城、辽宁碣石宫等秦汉都城宫殿建筑材料都极为相似，宫殿内出土器物上“栎阳”、“宫”的刻划文字和大量“栎市”陶文，也证实了此遗址即文献所载栎阳城。
“栎阳”、“宫”陶文
三座古城年代相继，遗存内涵丰富，建筑等级高，描绘出秦汉宫殿建筑恢弘的气势和精美的装饰，无声诉说了栎阳城数百年沧桑起伏的都城史。栎阳城遗址上承雍城，下接咸阳，并延续到西汉，为帝国早期都城宫殿建筑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出土材料，其建筑形态、装饰布局也证明了秦汉宫殿建筑制度应始于栎阳。
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考古领队严辉：穿越时空隧道，畅游历史长河。洛阳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捕捉到了东汉帝陵丰富的历史信息。那个神秘的陵与寝，连同神秘的王朝与时代，渐渐地浮出水面。
朱仓722号墓陵园遗址1号台基西阶道（由西向东）
东汉继承了统一帝国的遗产，其物质文化面貌是渐变的。东汉皇族以南阳豪族发迹，这一身份使得西汉、东汉皇室陵墓制度上出现了较大差异。东汉帝陵相比西汉帝陵，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不足，原因可能是考古发现少且史料屈指可数。已有有关东汉帝陵的讨论往往围绕帝陵地望和陵主考证进行，依据文献展开陵园布局的研究。
朱仓722号墓陵园遗址1号台基东侧排水沟（由北向南）
改革开放后，中外联合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引入了GIS的概念，引发田野工作方法在观念上的转变。2003年，“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正式启动，以调查、勘探为主，发掘为辅的方式，对邙山范围内各个时代的墓葬在GIS平台上进行登记。为了廓清与东汉帝陵北陵区相对的南陵区，伊河以南到万安山北麓的区域也被纳入到这个田野工作系统当中，十几年的勘探和发掘取得了有关东汉帝陵的丰硕成果。
朱仓722号墓陵园遗址祭祀坑牛骨（由西向东）
截至今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对北陵区朱仓722、707号墓封土之东的大型夯土建筑与回廊、东北的院落群以及封土以南的祭祀坑；南陵区白草坡帝陵陵园内北门、北门东北的院落群进行了发掘。尽管尚不能确定陵主，但已经基本锁定了帝陵级别的冢与陵园所在，了解其基本构成。另外发掘评估了勘探的可信度，继而拓展了东汉帝陵研究的资料渠道。东汉帝陵的发现填补了空白，为研究汉晋帝陵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丰富而系统的资料。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考古领队胡胜：大上清宫遗址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遗址以其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彰显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它不仅是一处非凡的道教宫观遗址，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处重要物质载体。
大上清宫遗址总平面图
“献香台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将瑶坛，赤日影摇红玛瑙。”《水浒传》第一回中以华丽语言描绘的这处宫观，便是江西龙虎山大上清宫。龙虎山地区的道教活动可追溯到东汉时期，为正一道之祖庭。大上清宫在宋徽宗时迁建今址，又经宋元明清历朝修建，成为溪山环拱、规模宏大的“神仙都会”。但在1930年，一场大火将宫观付之一炬，逐渐湮没。
龙虎门
2014年清嘉庆十五年重修上清宫碑的出土为大上清宫重现于世拉开了序幕。持续四年的系统考古发掘，基本摸清了大上清宫的分布范围，并揭露了以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为中轴线的建筑群基址，明确了宫观建筑格局和历史演变脉络。遗址出土了黄、绿等色琉璃构件和大型石柱础等高等级建筑材料，以及自宋至清的大量瓷器等生活用具；考古队还以遗址为中心，对周边20余处相关遗存进行了调查，都体现了大上清宫道教文化中心的地位与影响。
三清阁
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具有皇家特征的宫观建筑遗址。它的发现和发掘是我国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为古代宫观建筑研究和道教研究等提供了新的材料。
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考古领队赵俊杰：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发掘的国家山祭遗存，填补了宋金时期广义城市考古的学术空白，作为一张烫“金”的中国历史名片，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1号建筑、回廊西南转角、与亭式6号建筑（上北下南）
礼制建筑包括祭祖先的宗庙，祭天、地、日、月、山、川的坛庙等，是皇帝通过祭祀向天下显示其皇权“受命于天”、“淹有四海”具有合法性的场所，在古代是与宫殿并尊的重要建筑。女真建国以后，其传统信仰与中原王朝礼仪文明相糅合。金统治者在继承汉文化中岳镇海渎祭礼的同时，还设置若干女真族特色的山川神灵崇拜，对其制度化、仪式化，使之形成固定的国家祀典。其中，长白山作为“兴王之地”，是最典型的一例。
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禅五岳之举，始封长白山神为“兴国灵应王”，并在长白山北侧建庙奉安，春秋之际遣派官员前往祭祀。金明昌四年（1193年，癸丑），金章宗为了表达对长白山的崇敬，又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
汉白玉玉册残块（癸丑）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14—2017年对吉林省安图宝马城遗址进行了连续4个年度的勘探与发掘，通过遗迹遗物与综合分析，该遗址即为金代祭祀长白山的祠庙遗址。遗址围墙内中部偏北设置一回廊院落，回廊院中轴线北部为一工字殿，门殿与工字殿之间的轴线两侧各有一亭。其整体布局与以岱庙、中岳庙、西岳庙等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皇家山岳祠庙非常相似。
1号建筑鸱吻一侧龙纹
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对于研究金代的文化认同与对东北边疆的经略，对于研究金代建筑的制度与发展，对于探讨南北文化的交流都极富历史和现实意义。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考古领队刘志岩：370年前大西王的折戟沉沙，370年后的江口沉银水下考古。有人说传说和历史之间，只隔了一次考古发掘，但这背后却是数十个考古队员99个日夜的艰辛工作。考古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亲手触摸历史，但考古人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们触摸的历史总是残缺。没有任何一次考古发掘可以像江口沉银这般，让我觉得可以离一段历史这么近，可以离一个历史人物这么近。
发掘区场景
与李自成齐名的明末清初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最巅峰时曾于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称帝位，年号大顺。但好景不长，1646年张献忠在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大败于明朝参将杨展，传说中张献忠于巴蜀搜刮的金银财宝，也坠入河中不见踪影。上世纪以来，在推测的江口镇沉银地点，陆续传来文物出水的消息，引发了考古行业与社会公众对张献忠往事的强烈好奇。而在2017-2018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后，好消息传来：“张献忠沉银发生于江口沉银遗址”，得到了确凿的证实。
西王赏功金币
以金、银、铜、铁等金属材质为主的30000余件各类出水文物，等级高、来源广，让300多年前的风云历史仿佛触手可及：张献忠大西国的金封册、铸造的“西王赏功”金币及币范、“西王赏功”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国号的五十两银锭和运载银两的“木鞘”……它们就静静躺在岷江河道的红色砂岩河床之中，等待考古工作者带它们重见天日。
明册封吉王金册
因为江口沉银遗址的特殊性，本次考古发掘别开生面。一方面，利用岷江枯水期的时间窗口，在河道中搭设围堰、阻断水流进行发掘，创下目前国内内水考古项目的最大规模记录。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不仅主动与媒体合作报道考古发掘过程与成果，还敢为人先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志愿者的身影遍及考古发掘全程，为国内的公众考古实践作出了杰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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