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座桥梁，连接着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让即将凋谢的生命之花再次绽放 生死摆渡人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健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无法挽回，我们是否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在人间，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呢？
“我们的孩子没救了，要能救别人也是好事儿。”当孩子的父亲含泪说出这句话时，詹亚男（右图）顿觉心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瞬间红了眼眶。
那是2018年的夏天，正值农忙时节，奶奶把农药放在桌子上，8岁男孩放学回家误服。虽紧急就医，但医生拼尽全力也没能留住孩子。
这个小天使捐献的肝脏、肾脏以及角膜，挽救了三个人的生命，使两人重见光明。
自2017年5月成为济南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以来，詹亚男共见证246例人体器官捐献，曾荣获“全国优秀人体器官协调员”荣誉称号。3年多来，她看到了太多命运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也遭受过捐献者家属的误解、拒绝，甚至谩骂、推搡，但她从来没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我要为更多的生命之花绚烂绽放而执着坚守！”
换一种方式存在
2020年11月的一天，一家三甲医院的谈话室内，一名20多岁的女孩主动提出，父亲去世后，捐献他的肝脏、肾脏和角膜。
女孩眼圈通红，语气却颇为平淡。父亲几年前就因为自发性脑出血瘫痪，这次又是重度脑出血。
“我爸生病之前很随和，乐于助人，卧床的这几年，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帮助。”女孩说，把父亲的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人，既能回报社会，挽救更多人，同时，这也是父亲生命的延续。
完成器官捐献见证，詹亚男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医院，阳光打在脸上，她仿佛看到生的希望。
詹亚男2003年毕业于护理专业，随后做了十多年护士。2015年7月，她成为济南市红十字会“三献”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三献”，是指遗体角膜捐献、器官捐献以及造血干细胞捐献。2016年5月，她考取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一年之后，正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摆渡”在生死之间。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无法挽回，我们是否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12年前，她因先天性心脏病经历了一次大手术。苏醒时，她的第一感觉就是：“活着真好！”
经历过生死之后，她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在那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其实刚开始我对这项工作也并不是特别了解，后来因为岗位需要，正好我又是护理专业毕业，我才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詹亚男还记得当时考试的情形，要把两本厚厚的书背下来，内容涉及临床、民俗以及法律法规等知识。那几天，她几乎凌晨两点之前没睡过觉。
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的《生命的礼物——器官捐赠中的身体让渡、分配与回馈》中写道，这必然是一个处理身体与人格、个人与家庭、自我与他者、生与死，乃至医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过程。
詹亚男说，人体器官捐献涉及传统伦理问题，事关人的生死，要求具备严谨的工作态度、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同时，还要及时了解行业动态，严格依照器官捐献协调员法律法规履行工作职责，准确掌握捐献中的各种数据指征，正确把握捐献的各个环节。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指南》《医疗法律法规全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赔偿》等书籍都在她的办公桌上放着，她还会阅读一些民俗、心理学的书籍。詹亚男想把自己的所学、所悟都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更好地服务捐献者及家属。
5岁男孩说爸爸是英雄
“尊敬的家属，感谢你们在家庭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愿意代表你们的家人作出身故后人体器官捐献的决定。”自2017年5月以来，詹亚男共协助完成246例人体器官捐献。同样的话，她说了一遍又一遍，而这背后是一个个让人动容的故事。
激励她在这条路上坚定走下去的，除了责任，还有一次次的感动。“捐献者是伟大的，捐献者家属同样伟大，他们用行动彰显了人性的光辉，用爱心演绎了生命的延续。他们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前方的路。”詹亚男说。
2018年5月，一男子因突发性脑干出血，紧急就医，院方抢救三天无效离世。他的妻子决定捐献丈夫的可用器官。当时，她哭着说：“我想给孩子留个念想，让他知道爸爸是个无私奉献的人，即便走到生命尽头也要帮助他人。”
“我的爸爸是英雄，因为他去救别人了！”5岁男孩的话，她现在想起来，仍会心疼。
有位刚毕业的研究生，下夜班骑电动车摔倒，凌晨被发现时，医生已无力回天。“小伙子特别优秀，还特别孝顺，为了更好地照顾父母，毕业后就回了老家。”小伙子最终捐献了心脏、肝脏、肾脏以及角膜。
那几天，詹亚男觉得特别压抑，好像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
其实，尽管做过多年护士，刚开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时，她还是会经常悲伤落泪，甚至内分泌失调，尤其是看到那些捐献者家属的煎熬。后来，她慢慢学会了隐藏和克制，“我们要为捐献者及家属提供最好的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现在遇到特别揪心的案例，我还是会失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会去看场电影，或者听听音乐。“无论如何，都要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下一个捐献者。”这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在家属沉浸在亲人去世的巨大伤痛中时，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出现，可能招致对方的误解、谩骂。“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毕竟是让他们拿自己亲人的器官去救助一些可能毫不相干的人。”詹亚男还记得第一次面对捐献者家属时的情况。
那次，她在医院的走廊里犹豫了很久，想到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虽然之前已经练习了很多遍，但真正面对捐献者家属时，她仍紧张到使劲儿握着双手，说话的声音明显有些颤抖。
“如果我放弃了，等待救治的人就更没有希望了。”每一次，她都这样给自己打气。
好在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度越来越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自2014年济南市红十字会开展器官捐献工作以来，全市已成功实现公民去世后人体器官捐献351例，挽救千余名器官衰竭终末期患者的生命，仅2020年就已完成捐献131例。
与时间赛跑
“我们是跟时间赛跑的人。”詹亚男说，器官捐献最强调时效，时间久了，影响器官活性。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爱的厘米》中就有这样的剧情：医生护送捐献者的心脏回医院手术，机长协调救援直升机从无锡飞到上海，抓住了心脏的最佳移植时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山东航空就曾多次完成器官运输保障任务。
无偿自愿捐献原则和“双盲”原则是器官捐献的基本原则，器官捐献必须首先建立在无偿自愿的基础上，任何人不得勉强；“双盲”是指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捐献者和受捐者信息不能互通，捐献者家属不知道亲人的器官用在了谁的身上，受捐者也不知道器官来自哪里。
“一般医生先了解患者家属的捐献意愿，然后我们再去协调、见证。尽管经过了初步沟通，但白跑的情况还是特别多。”詹亚男说，有时候家属打电话找他们过去，但签字的时候却犹豫了。
2018年冬天，一位60多岁的男子因病去世，女儿同意器官捐献，妻子最初也不反对。但到了真正签字的时候，男子的亲戚表达了反对意见。后来他的妻子动摇了，到最后甚至强烈反对。
“我去了三次，最后错过了最佳捐献时间。”詹亚男特别沮丧，毕竟努力了很长时间。但她尊重捐献者家属的意愿。
当然，也有些时候，捐献者家属好不容易签了字，却错过了器官移植的最佳时间。但即使这样，他们依然伟大，毕竟，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据统计，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自2010年试点启动，10年间，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达251万人，完成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他们捐献的器官挽救了9万余人的生命。然而，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仍存在较大缺口。
由于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职业特性，詹亚男的手机就没关过，无论何种天气，深夜还是凌晨，亦或是节假日，只要有捐献需要，她都会第一时间到达捐献者所在医院，全力以赴完成捐献见证工作。有时为了一个案例，可能会耗费一两天甚至更多时间，最忙的时候两天3个案例，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不超过5小时。
“不能耽误白天手术室的时间，90%以上的人体器官捐献发生在凌晨，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工作太辛苦了。”甚至今年春节假期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候，他们也要往医院赶，而遇上雨雪天气更是常有的事儿。有一次凌晨大暴雨，车上的雨刷都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她也得咬着牙向前开，她必须尽快赶到医院。
她的包里常年备着饼干等零食，有时凌晨到医院，一直到下午工作才能结束，早饭和午饭就指望这些零食。
“这项工作特别重要，我们付出再多都值得！”詹亚男说，“当捐献者遭遇不幸，治疗无望时，他们的家人反复斟酌，有太多的不愿和不舍，我们正是陪伴他们走过这段痛苦绝望的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人生，给家属以念想和希望，陪伴他们从悲痛中走出来，重新面对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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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济南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