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主体的姿态，面对文化遗产和博物馆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当考古遗址和博物馆迎来如织的人群，我们或许能切身体会到它们的吸引力正在日趋增强，人们想要探究古人是如何生活的，更想知道在时间的深处，曾经流淌过怎样的文化风景，而我们站在此刻回望，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深广感，生命仿佛变得厚重了。人们于是说，那是我们的来处，是我们的根。
然而这一切显然远远不够。面对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参观者本人的主体意识，显然是起点。虽然一个遗址或者一件文物本身是来自历史的遗留，是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但如何展现它们却是现代人的“手笔”。比如，一片商代的甲骨，如今放在博物馆的展柜，我们只能看到这一片甲骨本身，但是在三千多年前，它或许勾连着人类和神灵，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以文物而言，留存至今的真实只是历史大漠中一粒细小的沙子，历史在它身上遗失得更多。而是否对文物所在时代有丰富的了解，直接决定了我们参观文物时的感受。
所谓主体意识的第二层意思，则和历史观有关。我记得有一年在济南看故宫养心殿特展，亲眼看到养心殿的布局、养心殿的文物，观众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但几乎所有人都被皇帝居所的奢华所折服，似乎没有人会多想一想，所有的这一切，这文物身上珍贵的质地、繁复的工艺，全是皇权之下不计成本的“硕果”。文物确实很珍贵，也确实承载了文明，但我们审视文
物的眼光，却不能仅仅是啧啧称赞、叹为观止。
在这个意义上，这本《批判性探索中的文化遗产和博物馆》或许会带给我们诸多启示。书中所录《所有遗产都是无形的：遗产批判研究和博物馆》一篇，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劳拉简妮·史密斯。劳拉简妮·史密斯采访或指导了英格兰、澳大利亚和美国24家不同机构中的3500余位观众，采访结果显示，“当人们参观博物馆和遗产地时（这被他们看成是休闲），有趣的记忆和身份建构便形成了。”劳拉简妮·史密斯认为，观众的这种反应，不仅值得记录，而且应该重视，他们会为文化遗产和博物馆提供批判性的审视眼光。
为什么需要这种批判性的眼光？因为遗产管理与遗产保护的技术化倾向，使得“权威化遗产话语”早已成为主导，这是一种“专家的、技术性的话语”。而随着公众或社群对遗产的兴趣日益高涨，许多批判性的研究随之出现，“学者们质疑遗产是如何被用来将某些历史叙事合法化或去合法化。这开始打压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的自满，它们曾经将阐释局限在一个单一的范式里，例如，以最有效和最吸引人的方式教育观众或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观众被看成是被动的。”
从遗产阐释的权威话语体系和被动接受这种阐释的观众两个方面，劳拉简妮·史密斯的批判性研究显示出了很大的价值，她强调了“遗产是建构或重构社会文化价值和意义的时刻或过程”，认为“我们作为个体、社群或民族可以在其中找到价值和社会文化含义，它帮助我们理解当下、我们的身份以及社会”，并且，“这一过程不能框定在遗产地管理、保护，博物馆策展或世界遗产名录等技术性政策之内”。进而，劳拉简妮·史密斯认为，“最重要的是，遗产批判研究需要批判性，需要提出尖锐的问题，探讨如何使用权力和意识形态，如何塑造记忆和身份认同以及出于什么目的。它也向那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提出了挑战。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说过，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人都以此为生。我想说的是，所有人都会阐释遗产、进行遗产表演，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以遗产为业。”
劳拉简妮·史密斯的文章只是《批判性探索中的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一书的其中一篇，这本书收录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艺术大学瑞华德学院十年来出版的9篇高水平论文，它们是世界一流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就当今博物馆和文化遗产领域的前沿问题进行的讨论和思考，反映了在全球化、城市化、文化多元化、社群参与化等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和文化遗产领域发生的变化，以及策展人、考古学家、文化遗产专家应对的新思路、新策略。于我们普通读者而言，这样的视野，至少能帮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置身于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现场时，应该拥有更多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眼光”，而不仅仅是一边被“喂食”，一边啧啧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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