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子到中年：这么近 那么远
像是从梦中惊醒，申军良倚在黑椅中的身体猛地绷直。一扭头，原本落在窗外的目光对上我的眼睛。
“诶，五点了吗？现在。”他问。9月末，他用光了今年第五次寻找大儿子申聪的费用，从广东河源的紫金县回到山东济南。第六次出发的钱还没借到，他只好在出租房中回复线索、接受采访，一坐就是半天。
4点56分。12岁的小儿子申家和已经放学近半小时。他噌一下弹起来，似无头苍蝇般原地打转，抄起电瓶车钥匙出门前，还愣了几秒。
车一路逆行，他的余光不停往人行道上扫。迎面碰上从学校方向开来的公交车，他赶紧冲过黄灯，停在公交站台，伸长脖子直往车里瞅。沿路、学校门口、教室，都没有孩子的踪影。穿着薄外套打哆嗦时，他安慰自己，申家和又不像申聪被拐时那么小，应该不会出事。
32分钟后，申家和回到家。他经常这样，父亲忘记或者没人接他，他就独自坐公交车回来。听我说父亲寻他，他还有些惊讶。闻讯，申军良赶回家，到儿子房里过问两句，又坐回那把黑椅。
28岁到42岁，申军良查到人贩真名，等到人贩落网，现在还拿到买卖中间人“梅姨”的最新画像，仍然没能找到被拐走的儿子。除了继续笃信申聪很快就能找到，他仿佛没了别的选择。
申军良翻看行李箱中的寻人启事。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图
入室抢子
2005年1月4日，申聪在家里被人抢了。
这天，申军良7点20分醒来。日光透过窗帘进入他广州增城的出租屋，他莫名有股要出事的心慌感。身边，怀孕4个月的妻子于晓莉和11个月大的儿子申聪还在酣睡。
八年前，申军良一心想赚钱，独自从家乡河南周口南下打工。
他打小就爱先人一步，语文书刚发下来就要背完第一课。打工也一样，别人按部就班，他偏要提前完成。从物料收发的普通员工做起，一路到每月底薪5000的注塑部门负责人，管着数千号工人、99台注塑机器，他感觉自己乘上一列快车。
他套完蓝色工作服，把出租屋球形门锁的按钮从里按好，再关门反锁。出门10分钟，他就能走到工作的电子玩具制作工厂。
10点42分，妻子打来的电话一响，申军良就知道出事了。
“快回来，申聪被抢走了。”她声音嘶哑，听起来像被人掐着脖子。申军良僵在会议室门口，直愣愣重复妻子的话，喊“我儿子被抢走了”。
同事围过来，七嘴八舌出谋划策。他一句也没听进去，拨开面前的人，拔腿往公司外头奔。同事开着公司的车，载上他就往广州增城中心的方向开。
玻璃作响，风呼啦啦灌进耳朵，申军良脑袋一片空白，在商务七座车的中排如坐针毡。他一下扒着左边车窗探出头，一下又换到右边座位，瞪大眼睛找有没有抱着孩子的人。
十几分钟开了30公里。想着人贩子速度应该没那么快，他们又调头返回。
还没到家，申军良远远看见妻子穿着单薄外褂，失魂落魄地站在离家20米的派出所门口。不单头发乱糟糟的，她的左脸、左眼、左耳都红肿了，边哭边哑着嗓子回答民警的问话。
“你们干嘛啊，说东说西的，别问了，赶快追吧。”这不耽误时间嘛，申军良一时气急。
听了他的话，3名民警带着妻子上了一辆空车，说坐不下了，没让他上车。他只好蹲在派出所门口的马路牙子边，跟同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几分钟后，民警和妻子回来了，说往另一个方向追了两公里，一无所获。
妻子继续跟民警回忆这场“袭击”：她在厨房准备午饭时，一个人从后面抱住了她。紧接着，她被塑料袋罩住了头，透明胶带封住了嘴、缠住了脖子，手也被反绑。一股又熏又呛的药酒味袭来，她睁不开眼、说不出话，只听见申聪的哭声越来越远。
儿子从被窝里被抢走会不会感冒，晚上睡不着有没有人安抚他，申军良的心揪起来。小人儿咧开嘴的笑脸老在他眼前晃。不知过了多久，他又想起儿子哭得青筋凸起的模样。
申聪是他第一个孩子，承载了他最多期望。他把妻子送回农村待产时，放童歌的DVD和母婴用品装了七八个包，把父亲三轮车的车斗塞得满满当当。
妻儿回到增城之后，他几乎推掉了所有应酬，每天就想着回家带儿子玩。儿子喜欢后背贴着他的前胸，由他托着屁股，两条莲藕般的腿往前蹬。给儿子讲老牛过河的故事，他会趴在地上学牛“哞哞”叫，逗得儿子直乐。儿子左眼眼角处的小孔、脚趾上绿豆般的青色胎记、大腿上椭圆形的红色胎记，屁股上花生米大小的朱红胎记，这些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申聪被拐时近照。申军良供图
申聪被抢前，妻子怀孕呕吐，没力气带儿子玩，申军良就时常把儿子放在门口的学步车里。儿子看见下班后的他还会嚎啕大哭，口水和眼泪洇湿了他肩膀处的衣服。想孩子想得难受，他让妻子检讨，是她给了人贩可乘之机。
妻子哭着没说话，他又心软了：别人把她绑起来硬抢走了，她没一点办法，也是受害者，可恨的是人贩子。埋怨也没用，得赶紧把人找回来。
奋力寻子
申军良以为靠自己死磕几天，孩子就能被找回来。
第一天，申军良找到一个目击者，确定是男邻居“斜眼”和他妻子带人抢的孩子。第二天，他给一个管监控的男人跪下。附近桥头的监控录像里，有个女人用花毛毯包着一个东西，坐私人摩托车走了。十几天后，隔壁工厂的人辗转帮他问到“斜眼”的真名——周容平。
周容平夫妇是一人包一辆摩的逃跑的，民警告诉他，毛毯里不是申聪。周容平也没回老家，民警去排查了。
走在路上，看到抱着小孩的人，申军良会快跑几步凑近瞟一眼那孩子，然后在别人提防或警告的眼神里走开。
晚上，他潜进增城的居民楼，听哭声。申聪的哭声和别家孩子不一样，只有他这个做父亲的能分辨出。有的孩子哭得不响，他就走上楼听。凌晨两三点，一记哭声响起，他一听又不是申聪，默默掉泪。
申聪被抢后，妻子不敢回家，借住在同事家，每天不是哭就是坐着发呆。他让村里人帮忙占卜申聪的运势，却没想走漏了风声，父母第二天就知道长孙丢了。父亲农活也不顾了，隔天天不亮就出发来增城。
申聪刚丢那个星期，增城老下雨，父亲坚持要蹲在派出所门口的草坪上，衣服老是被雨飘湿。父亲说，“别孩子找回来了，警察一下子又找不到我们人。”
两三个月后，申军良辞了工作，把父亲和怀孕的妻子遣回老家。顺着打听到的消息，他不停地奔赴广州、东莞，珠海、深圳。他到哪，哪里的街道上就贴满了寻人启事。
在深圳那天，他过了一个桥，正沿着马路走。四个小青年围住他，刀尖抵着他的肚子，把他逼到草坪边缘，直至后背贴墙。
“我找孩子的。”申军良说。
“没别的意思，我们只是借你电话用一下。”一个带头青年口气很轻松。
“寻人启事上都是这个号码，把我电话拿走了，我找孩子就没办法了。”他说。
“我们只用一天。”高高瘦瘦的青年又说。
刀眼看就要扎进肉里，他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对方顺着手机瞄到了他的浪琴手表和金戒指。褪下了这两样后，那些人又拿走了他600元现金，留了200给他作回增城的车费，飞快跑掉了。
申军良抱着膝盖靠墙，放声大哭。
他从来不知道当着别人哭有什么意义，让人同情吗？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他一滴泪也流不出，无论多少次，他身体总是僵着的。
那天，他实在憋不住了，觉得自己太委屈、太无辜了。上天怎么能那么不公平，孩子没找着，手机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抢了。一个人怎么能那么渺小无力。
人来人往的深圳街头，他蜷在那哭了十几分钟。哭完了又拍拍寻人启事上的灰，继续发给行人。
申聪被拐后，有人说“聪”谐音“冲”，两滴水把孩子冲出了家。他一想也是，接下来的孩子取名得更讲究。
2006年二儿子出生时，他在广东寻子，想着这个孩子一定得扎根家里，于是给二儿子和小儿子分别取名申家跃、申家和。
妻子回老家后，被诊断出急性应激性障碍，逐渐出现幻觉、妄想。第二年，妻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症状时轻时重。申军良听家里人说，妻子经常坐在里屋抠手指头，有时用脏话骂人，咒母亲“该死不死”，甚至会动手打人。
他暗暗羡慕妻子。得了病，想骂谁就骂，心里的垃圾通通可以倒出来。而他只能压着自己的火，听完母亲的哭诉，再继续出门发寻人启事。
二十万的悬赏金额下，他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线索提供者占一半，剩下一半是骗子。一次他转了2000给一个骗子，还买了火车票去了成都。小数额也有，不过他记不清了。
“爸爸，我就是申聪”，曾有人在网上给他留言。
还没聊几句，“申聪”发来一句：爸我没钱了，你可不可以给我转点钱。
他自我安慰，有人来骗，证明寻人启事没白贴。
无望暂缓
2008年春节，申军良从广东回到老家。一进厅，他就习惯性走向堂屋里高条凳。凳子背后，是一幅长一米五、 宽一米的仙鹤迎送图，母亲总喜欢在画框和玻璃的缝隙处插上全家福。他向前一步，申聪的出生照和满月照就朝他靠近一步。走到一半，他把头扭到一边，蹲下哭了。
母亲和妻子也跟着哭。60多岁的父亲低着头，抄起一个纸箱，默默把申聪的出生照、满月照悉数收走，申聪去广州前在家里的小玩具、故事书也是在那时装起来的。
那天晚饭后，申军良陷入明年是走在路上还是回归家庭的纠结中。他坐在里屋，想起童年的一件往事。
那年，他还不到十岁。一个盛夏中午，太阳毒辣辣的，父亲背着农药桶去了地里。回来时，父亲蹲在家门口，像是农药中毒了，口水顺着嘴角流到地上，皮肤被晒得黑红。
喝凉白开就行，爷爷说。但父亲灌了许多水也不见好。
吃完晚饭，申军良到爷爷藏钱的葫芦里抓了两三块钱，一个人去了邻村药铺。挽起裤脚，撑起伞，还是小孩的他走在雨夜里。村里的路比较好走，可以借着每户人家从屋内透出的光亮。村与村之间的那条小道，只能摸黑趟过去。
他守着父亲把药吃下。他想不通为什么父亲干活不能避开酷热的中午。父亲告诉他，农活是干不完的，多辛苦一点，才能多收入一点。
可这4年广东该找的地方找遍了，怎么父亲所说的努力还是换不回申聪回家？老家的半亩地皮、近乎全新的联合收割机卖了12万6，全被花光了。他9万多的存款不剩分毫，身上还压着20多万的外债。
过完春节，申军良带着全家前往济南，在表哥的工厂里做货车司机。送货一趟连着一趟，在工厂宿舍里睡个囫囵觉，他第二天又得去外地，一个月基本在家一两天。
广东号码月租太贵，他办了个济南的号，印刷在新版悬赏十万的寻人启事上。旧号码他也不敢注销掉，哪个号码收到线索，他就去表哥那支1万元，跑去广东。找周容平老乡、去基层派出所打听、贴寻人启事，钱花得差不多了，他再回济南。
2012年开始，送货不忙，他一个月能在家十天。“一直盯着，好，哪里有缝隙可以钻，咱们就可以去想办法。”就算不走在路上，他也每天抱着手机，跟线索提供者、警方、媒体聊，不敢松懈。
两个儿子他扔给父母去管。两孩子也不黏着他，走路都跟他保持距离。偶尔过问他们的学习，精神分裂症还没痊愈的妻子还会炸毛，说“你管过他多少，现在管他干嘛”。
他说服自己——俩孩子起码是在亲人身边，爷爷奶奶照看着，他也没听说过他们受过什么欺负。申聪呢，他寄人篱下，会不会得到足够的爱？
曙光与深渊
最接近问题答案的时候是2015年到2016年。
2015年秋天，他通过微博联系上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一开始对方还不相信知道人贩真名会十年找不到孩子。核实后，陈士渠告诉他，已经部署。
想着人贩快要落网，他按捺不住，9月就去了广州。警方让他指认孩子被抢的房间号，还要补充口供，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兴奋劲里。警方说想要一窝端起整个人贩组织，他带着好消息回家过了个春节。
2016年3月5日11点56分，他准确记得。妹妹在厨房做面条，他正揣着手机从房间走向客厅，一条来自志愿者的信息称“抢你孩子的人贩子已经落网”。他马上喊住妹妹，说申聪马上回来。妹妹也高兴地直掉眼泪。
两人饭都没吃就去超市，给申聪买内衣、书包、写字桌；五箱白酒、三条玉溪烟用来请客吃饭；还有锦旗，他甚至请教了一位民警写抬头的门道。对方发给他一个具体科室的名称，这让他更加确信案子接近尾声、申聪马上就能回家。
他高兴坏了，想着怎么把孩子带回来。火车太累，飞机太贵，还是汽车好，饿了困了就下高速找个地方吃饭睡觉。如果孩子的养父养母追着不放人，车一加速，一下子断得干干净净。
得找辆快点的车，他特意让表哥找朋友借了一辆别克。来回四千多公里，先给车做个保养，到加油站把加油枪一提再提，直到油要溢出口子。
手机被他放在家里信号最好的地方，别人打电话说不了两句他就要挂，生怕错过什么。
一天，一周，十天。停在楼下的车始终没有出发。开走就怕耽搁时间长还不上别人，还回去又怕突然来消息。他又拖了几天，还是把车还了回去，自己买了去广州的票。
10月19日第一次开庭，申聪还没踪影。他情绪激动地拍桌子，浑身发抖，对面的人贩子都低着头。公诉机关指控，儿子被抢那天，周容平与妻子陈寿碧在楼下放风，杨朝平、刘正洪闯进家里，将于晓莉捆绑后强行抱走了申聪，交给了人贩子张维平。张维平以13000元卖出申聪后，其他4人瓜分了10000元赃款。
有刀就好了，申军良恶狠狠地想，一人扎一刀。可张维平不能死，只有他见过买卖中间人和买家，他死了谁来指认。张维平交代，申聪卖给了增城本地一个阿姨，那个阿姨经常去湘江路富鹏麻将馆玩。
申军良追去了湘江路，用寻人启事“洗街”。遇上卫生检查，白天环卫工人跟在他屁股后头铲，他就等他们下班后熬夜贴。
他不会说粤语，跟本地人也不熟。一天上午，他瞄准了湘江路一个擦鞋匠。擦了二十多年鞋，家长里短的事情他肯定清楚。申军良坐过去，边擦鞋边讲自己找孩子的苦楚。别人付三五块，他临走时给了二十。下午再去，擦鞋匠给他列出买过孩子的家庭，告诉他各家情由。他掏出本子一个个记下。
可是，他和警方一户户比对，发现没有一个吻合张维平的描述。那时他陷入无边的绝望，又不敢跟家人坦承，自己“不想活了，很累”。可是思来想去，他不愿放弃。
申军良越来越怀疑张维平没说真话。可为什么撒谎？是不是把申聪弄残了不敢说？是不是孩子没有了？还会有更恐怖的事情让张维平必须撒谎吗？
他不停地请求警方再次审讯张维平。
2017年6月左右，张维平交代了新的“事实”。他称，2003年至2005年，自己拐卖了9个小孩。除了申聪，其他孩子都是他作为出租屋邻居趁其家长不备带走的，通过一个叫做“梅姨”的中间人完成交易。包括申聪在内，8名男童都被卖到河源市紫金县。
申军良把申聪小时候的照片、13岁模拟画像和“梅姨”的模拟画像做了彩印。他注明，“梅姨”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2017年末，申军良举着之前的寻人启事。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不同选择
申军良在2017年11月的开庭审理上见到了其他家长。
湖南郴州的邓自和夫妇卖米粉为生，他们被拐走的儿子邓云峰在家排行老二，其他三个孩子还在读书。湖南永州人李树全在广州工地上工作，妻子在老家养育两个儿子。江西人钟丁酉在老家搞建筑，也在照顾家中小孩。杨佳鑫的父亲杨江，2008 年 10 月，在没找到孩子的回程火车上心灰意冷，跳车身亡。杨佳鑫母亲改嫁，来参加开庭的只有孩子的大伯。
和申军良不同的是，这些家庭一开始不知道人贩真名，寻子毫无方向。渐渐地，他们一个个回到老家，生下老二或老三，极少走在寻子路上。
2004年，儿子邓云峰被张维平拐走时，邓自和在火车站当卸货工，一个月工资最多两千，有时才八九百块钱。
妻子邓叔环炒个青菜的时间，坐在门口吃甘蔗的儿子被邻居带走。他从队长那听到消息赶回家。他去广州火车站，央求门卫晚上把自己锁在候车室，好白天一开门就能蹲在检查行李的地方找儿子。蹲守7天，他没洗澡，没换衣服，饿了就让外面小卖部的人帮忙泡个方便面，有汤还能省了喝水的时间。
拿着家里两三千的存款和工友借给他的九千多，他去电视台。电视台一分钟档期要540元，他买了三次，播放自己寻子的录像。
寻人启事他也发，生活费之外，他匀出一千元打印了2000份。老板问他排版，他说不懂，问他儿子的特征，他憋了半天才说“头顶有两个转，左手断掌”。他没有手机，留了姐夫的电话。
一个月后，寻人启事发完了，钱也花完了。
借不到钱。他家五兄弟两姐妹，每个人家里都有差不多三个小孩，那时候老家没有零工打，大家都没钱。他把妻子和四个月的二儿子送回了老家，自己又回去工作。
邓自和除了去警察那问问，就只能祈祷电视剧桥段发生：两人推着卖爆米花的小车走在路上，迎面碰上失散多年的儿子。
邓自和这样相信着，走上广州街头瞎转悠，看着来往行人的长相。没钱印刷，他就把寻人启事伸到别人面前，在别人伸手接的时候又不好意思地缩回来，苦笑几声，“只有几张了”。
有人打电话提供线索。去吧，两人担心钱打水漂，不去吧，又暗暗骂自己窝囊，对不起孩子。这个线索或许是无效的呢，他们会想。
2012年，小女儿6岁时，邓自和回了老家。夫妻俩买了做米粉的机器，每天两三点起来送货去早餐摊位和零散村户，一个月赚七八千的收入供孩子读书。
邓自和夫妇合作将切好的米粉装袋。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图
见到申军良之前，邓自和经历了一次失望。2017年6月，警方打电话让夫妻俩赶到广州。夫妻俩倒掉了前一天做好的米粉，第二天两三点就醒来准备出发。
邓叔环晕车，到了刑警队还迷迷糊糊的，一个劲问孩子在哪里。
“暂时不提孩子。”一名警察说，这次只是辨认人贩子。忍着失望，邓叔环一眼就把发福变老的张维平认了出来。她怎么会忘呢，孩子被拐后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都要强制自己回忆几遍他的长相。
再一次看到张维平则是在庭审时。申军良坐在前面发言，邓自和想带着家长打张维平出气。搞掉了两次警戒线后，六七个警察轮番用眼神向他施压。
他安分了，孩子没找到，要是自己坐牢，就太不划算了。第二天，他跟着申军良一起去紫金县找孩子。
几个同案家长把孩子们的信息都印在同一张寻人启事上，一起在人流密集的广场、集市上发放，地毯式搜索紫金县的学校。
晚饭间，大伙一起喝酒。申军良举起酒杯，给大伙打气“范围已经缩小到紫金县了，大家努力，一定要找到孩子。”其他家长们也站起来，伸直胳膊，“哐”一下碰杯，饮尽杯中酒。
申军良给大伙建了一个微信群，叫“被同一伙人贩子拐走孩子的群体”。一周之后，这个群里只有申军良一个人在紫金县。李树全称，需要回家赚点钱，再来紫金县。邓自和也放不下家里卖米粉的生意和孩子，回了老家。
一些被害人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当年的照片。警方初步查明，“梅姨”是重要的涉案嫌疑人。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我们不能把身边的孩子放下，不然我们亏欠的就不止是云峰。“邓叔环说，小云峰被拐前几年，她没心思赚钱、照顾孩子。有次，大女儿在学校被人骂穷鬼，带着被抓破的脸回家哭诉，说自己再也不要上学了。她登时清醒了，必须先赚钱保护身边的孩子。
她想，现实是很残酷的，要是找到之后没什么资本，孩子在养父母家过得好，不一定会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也就是这年年尾，申军良第一次有回归家庭的想法。
腊月的一天，他坐在客厅回复关于申聪的消息，一抬头发现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又忘记接孩子了。他跑到小区门口，正好碰到两个儿子。小儿子的背被书包压得有些弯了，但还是不肯卸下书包给他。他一手拎一个儿子书包的手提带，帮他们往上提一提。
“爸，没事，我们两个经常走着回来。“听到二儿子的话，申军良喉咙有些发紧，鼻子有点酸。出于对两个孩子和家庭的亏欠，他放话给媒体，说要找一份工作。
线索不断，春节一过完，申军良又去了广东。2018年9月，他去紫金县黄砂村。张维平交代过，这里住着一个姓彭的老头，他曾跟“梅姨”同居几年。
拿着梅姨的画像，他在村里转了几星期，逢人就问。没人接寻人启事，也没人肯说老头住在哪一户。
他偏不信邪，在村里农舍每个拐角都贴上申聪的寻人启事，他还花了十几天，把去镇上赶集的必经之路“从头到尾全给它糊拉个遍”。
后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了，一路跟拍他去村委会、派出所，说要播出去。他终于被领到了老头面前。
他隔三差五就去老头家，“叔叔”长“叔叔”短叫着，还巴结着老头的儿媳妇，让她帮忙翻译粤语。一连三个月，他变着法地想从老头牙缝里得知一星半点的线索，可一到关键处，对方就说不记得了。
那年冬天，有人找到他，说“梅姨”在紫金县附近的和平县帮人算姻缘。一个声称见过梅姨的村民拿了他的钱，指着线人发来的照片说“是她，见到她直接抓吧”。
他感觉自己头发都要立起来，浑身的血都热滚滚的。还没到那女人的院子，他就盘算好了怎么抓人。
申军良和其他被拐孩子家属讨论寻子路线。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在申军良的计划里，寻子家长阿华用一辆破面包车载他去那女人的院子。一个本地人假装求问姻缘，多给些钱拖延时间。他站在一旁，边帮腔边用手机偷拍。另一边，一个寻子家长提前把老头堵在家里，端茶送水还给他点烟，把照片给他辨认。申军良还联系了增城警方，还没执行死刑的张维平也会看到这张偷拍照。
一切如期进行。申军良和阿华盯着那女人。那女人一有逃跑的迹象，身强力壮的阿华就会把她抱起来扔进破面包车里，拉去派出所。过了一会儿，消息传来，老头说不是“梅姨”，张维平也说不是。他一开始不信，直到警方告诉他那女人的生活轨迹无法跟“梅姨”的匹配，他才灰溜溜地放弃。
2018年1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拐卖儿童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张维平、周容平被判死刑，杨朝平、刘正洪被判无期徒刑，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
申军良不满意，又开始找律师，要求重判这些人。
孤独地走向未知终点
申军良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人。这14年里他只做了一件事——找申聪，还没找到。
别人问他找孩子的进展，他都不知道怎么回，先把信息晾在那里。人到中年，他没房没车，欠了50万的外债，没有娱乐活动。除了申聪，同龄人跟他没有共同话题，更玩不到一块。
人有心事戒不了烟，他一度认为。抽得最凶时，他一天能抽2包5块钱以内的烟。2016年频繁去广东寻子后，借钱越来越难，他有时还睡草坪省钱。后来，他省下烟钱买方便面，也就这样戒了。
很多人问他什么时间才能找回孩子。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有时候会怀疑那些人纯粹就是想让他早点还钱。
他想过募捐，可看到那些募款接受者不是病危就是伤残，他就关了网页。“我孩子还好好的，”他想。
弟弟有次找上门来，他以为是来要几万块欠款。他急了，直接说只要有点办法先把弟弟的钱还上。弟弟也急了，先说“你说什么啊，我不是跟你要钱”，又说起自己的不容易。
申军良让弟弟别说了，讲起申聪没有被拐之前给弟弟买了多少套衣服，还托人给他两次从香港买回来手机。弟弟满脸通红，叹口气说，当他说的是废话。
去年他回老家，却不见父亲。直到天都黑了，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吃晚饭了，父亲才湿漉漉地回到家。70多的年纪，父亲接了挖天然气管道的活。
母亲见他回家，欣喜地领他走到厨房一个小桶旁，兴高采烈说“我让你看一下我逮了一个什么东西”。还没完全揭开，母亲就叫道“啊！怎么死了”，一张脸一下子就耷拉下来。他看到死掉的小刺猬，在农村可以卖五块钱。
母亲总是佝偻着背去地里趴着捡洒落的大豆，拿大夹子去田里逮些野鼠卖钱。隔两天，母亲又在同一个地方逮住一只刺猬，回家还开心嚷着“这个不能死了”。他却没法开心。
父亲知道他没钱，照例给他1000元。他知道这些钱都是怎么来的。逢年过节，其他兄弟姐妹给父亲买老年用品时，父亲总说买东西不如拿钱实在。他一年年地找孩子，父亲就一年年省钱匀给他。
父母老了。父亲还在说“什么都比不上找人重要”。母亲偶尔会心疼他在外风餐露宿、孙子没人照顾，试探性问他“不行就稍微先缓缓？”
妻子也说过狠话，“不要找了，不行就”。
“谁不找都可以，我找。”他梗着脖子回复。
他不想要做一个失败的父亲、一个失败的男人。找到申聪，他才可以放下担子，给父母一个交代，再把这个瘫痪的家重新经营起来。他自信一心一意工作，一定会赚够钱还上债。
今年，“梅姨“的最新肖像照发布后，有民警直接跟他联系，要申聪的照片和各种材料，还要他点清楚左眼的小孔胎记在什么位置。
印有最新版“梅姨”画像的寻人启事。13256163988这个号码，申军良使用了多年。申军良供图
申军良跟原办案单位核实了对方的电话。他听说，警方出差越来越频繁，申聪的案子接近了尾声。
但他谁都没有告诉。
“一告诉他们，哇一阵，都起来了，万一不是呢，我父母年龄大了受不了。”他说。他走在路上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冷暖自知，也不想别人陪他悬起一颗心。
要是找不到呢？他很少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猜，别人也知道这个假设“有点残忍”。有人问起，他就用“不知道”、“不敢想”搪塞过去。
那天傍晚，申军良跟我坐在他昏暗的家。刚到济南时出租屋附近的田野已经被楼房替代，他的父母正在老家准备秋收，妻子在别人家做保洁，两个儿子一个在里屋写作业、一个饿着肚子在老师家进行课外辅导。他语调上扬地回忆青年时期的志得意满，面无表情地说起自己如今的孤独。
那个雨夜摸黑给父亲买药、摔倒又爬起的小孩，变成了三个孩子“若即若离”的父亲。“再怎么样，爬着我也要把儿子找回来。”他说。
申军良坐在家里回忆寻子经历。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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