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书写宏大历史中的微小个人
□新时报记者 徐敏
30年前，作家格非以先锋写作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是研究先锋文学时绕不过去的作品。这些年，格非一直在探索文本的叙事方式与语言表达技巧，渐渐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写作姿态。直到2011年《江南》三部曲完成后，评论界认为格非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写作的转向。近日，《江南》三部曲再版，格非公开出现在媒体视线，讲述这些年他的文学写作和思考。
回归传统叙事的《江南》三部曲
上世纪80年代，格非以一篇被称为闪耀着博尔赫斯式的诡谲与自我指涉色彩的《褐色鸟群》，成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这些年，在清华大学文学院任职的同时，格非也一直在写作，出版了《望春风》《隐身衣》等中长篇小说。近日，格非带着他荣获上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讲述这部历时十七年完成的作品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对文学创作的冷思考。
《江南》三部曲讲述了在江南山水间，一个家族五代人从清末民初至当下跨越百年的生存和挣扎，在时代的大潮中往复于清醒与迷茫、逐梦与破碎之间，终越不过俗世伦常和儿女情思的故事。茅盾文学奖的颁奖词这样评价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格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探索明清小说传统的修复和转化，细腻的叙事、典雅的语言、循环如春秋的内在结构，为现代中国经验的表现开拓了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与新的语言和艺术维度。”
在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出版前，格非沉寂了长达十年的时间。谈到这段经历，格非说他曾因感觉“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而苦闷迷茫，找不到写作的意义。然而这十年他一直在韬光养晦，阅读和重读大量中国书籍，包括《史记》《春秋》《三国志》等历史题材，《红楼梦》《金瓶梅》等明清小说，还有地方志、书信等其他史籍。最终格非找到了新的写作动力与主题，从先锋文学转向回归传统叙事的写作，承续中国文人小说的精华，古雅笔意与先锋笔法完美融合，雅俗共赏，大获成功。
“我想描述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的个人。我当然不是想去描述历史，这个我没有任何兴趣，而是（描写）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当中，个人是什么样的。”谈到《江南》三部曲的创作时格非说，评价一个社会有各种尺度，他首先考虑的是社会里面的人，这些人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格非把自己的观点分散到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说我有什么目的的话，我希望读者在看《春尽江南》的时候，能够从作品里面找到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灵魂，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格非说。
曾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
虽然已经回归传统叙事写作，格非身上此前最大的标签仍是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上世纪70年代末，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与发展，逐渐显示出生机与活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据此，不少作家在承续和发展传统的基础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与借鉴，探索新时期小说发展的新结构，由此出现了先锋小说。除了被称为“先锋五虎将”的马原、余华、苏童、格非、洪峰外，还有莫言、孙甘露、北村、残雪等。时至今日，他们中有的仍执著于文学，有的已弃笔多年。
格非早年间的一系列先锋小说影响颇大。“他的小说深受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影响，明显带有‘形式主义’特点。他不拒绝讲故事，但每个故事都讲得扑朔迷离。与以娱乐为旨归的传统故事不同，格非的小说经过形式主义改装，是一种旨在凸显语言技巧和叙事智慧的后现代作品。”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文学理论家王庆生在其主编的《当代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评价格非的先锋小说。比如其代表作《褐色鸟群》，“用语言瓦解事实”的技巧达到了极致。《褐色鸟群》讲述了一名女子“棋”到水边来看“我”，表现出“妻子般的温馨和亲昵”，但“我”却觉得不认识她。后文中，作者反复用颠覆的语言否定小说前文发生的既定事实，让读者无法去追溯究竟哪个情节真实，哪个不真实。而这正是格非的用意所在，文学中存在的本来就是用语言叙述出来的事实，语言能够创造“事实”，也能够瓦解“事实”。
谈到当年热度颇高的先锋文学，格非说，“谈先锋，当年首屈一指的是马原，他在文体上陌生化的效果是清晰的，是完全独创、激进式的写作。最让人迷恋的是当年先锋作家的写作姿态和时代的紧张关系。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解体。”格非坦言，那时候他的写作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现在觉得应该采取更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提供给后世作家很多范式和方法，也出现了许多不朽之作，但也不必拘泥在它的影响中。格非认为，文学永远是一个变数，始终处在变化之中，所以应该重新思考先锋和传统，面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明或不同的他者，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形成文本叙事策略。
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近些年我们面临着一个出版丰盈的时代。仅从长篇小说的数量来看，这几年出版界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多达近万部，还有不计其数无法出版的作品以及网络小说。尽管如此，这却算不上文学的黄金时代。在刚刚过去的上海书展上谈到“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个话题时，格非认为，那个时代在今天已经结束了。
从世界文学史的脉络来说，“文学的黄金时代”指的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如雨果、大小仲马、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等在世界文学史上灿若星辰的作家。英国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曾经说过，在人类过去漫长的几千年文明史中，文学既不是很重要、也不是不重要的东西，一直到十九世纪达到“无比重要”的地步。“高峰到什么程度？巴尔扎克进剧场看戏，所有人都必须起立然后脱帽对他表示致敬。”格非举例说。
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格非认为从上世纪3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可以称为黄金时代，这是欧洲乃至世界文学黄金时代的延续。他认为这一时期在过去的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并且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当年梁启超说起文学的重要程度，上升到和国家命运相关的地步。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中国要前进，必须复兴小说’。”格非说，可见在那个时代文学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还讲了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他来济南参加活动，司机闯红灯被交警拦住并要处罚。司机跟交警说，“罚什么款，我车上坐的是作家”，交警便放行了。“作家可以免罚”的逻辑固然不值得提倡，不过通过这件小事，可见那时文学在普通民众心中非常高的地位。
不过，格非并不认为黄金时代是“正常的时代”。在所谓的文学的黄金时代，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需要文学，从而“强行征用了文学”，文学承担了过多的时代责任。如今文学的功能被新闻媒体、社交平台、高校等所具备的功能分流，又变得不怎么重要了。所以格非认为，虽然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亦不必感到悲观和叹息，因为文学本不应在时代中扮演过于重要的角色。“只要对于那部分真正喜爱文学的人来说，它非常重要就足够了。”格非说。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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