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济钢人,回忆曾经辉煌迈向新时代,工人精神永存咱们工人有力量
1958年7月1日,济钢举行开工典礼。上世纪60年代的济南钢铁厂 上世纪90年代的济南钢铁厂上世纪50年代的炼钢工人1号255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停产后的济钢厂区曾经的济钢厂区大门
上世纪60年代末济南钢铁厂一角 上世纪60年代的济钢工人
说起济钢,济南人无人不知。曾经,这里是辉煌的工业基地,顶峰时期4万余工人在这里生活、工作。如今再路过济钢厂区,仍有机器的轰鸣声,不过正在进行的是拆除而非生产。这座屹立60年的济南地标,正在经历最后的时光。
在济钢当工人,真幸福
身穿蓝工装,蹬上自行车,风把额前的头发吹起,一派意气风发……这是很多人印象中工人的形象,而在孙丰华的生命中,这景象存在了40多年,背景上镌刻着这几个大字:济南钢铁总厂。
孙丰华生于1962年,他是第二代济钢人。15岁时,他随工作调动的父亲第一次来到济钢。从那时起,他在济钢中学读书,又顶替父亲在济钢食堂的工作,遇到在济钢供水系统工作的妻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快60岁了,这辈子还没离开过济钢”。
在济钢当工人,是那个年代的青年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孙丰华开玩笑说,“济钢的小伙子找媳妇儿都比别人好找”。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十几岁第一次来到济钢,到处都是平房、土路。后来随着济钢的效益越来越好,逐步建设成现代化的样子,一家人住到现在的济钢新村老楼,就是2000年初济钢为职工建设的。
“那时候济南都没有元宵灯会,济钢自己就能办,大家都坐公交车来这里看灯会,每年还有菊花展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孙丰华翻开相册,儿子孙钊的童年几乎每年都有在灯会、菊花展上的留影。孙丰华记得,每年中秋节,职工都会收到特制的月饼,15个月饼从小到大摞在一起,寓意着生活越来越好、步步高升。
虽然没有在济钢生产线上工作,孙丰华依然觉得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在这个工业王国,他用整个青春证明着自己的价值,享受着当济钢工人的幸福感。
孙丰华说,上世纪80年代,即便你是跟随时代潮流下海经商的“万元户”,社会地位也远不及稳定和体面的国企工人。在那时,“工人阶级最光荣”,能进工厂工作是最体面的事儿。毕业能考试通过进厂当一名工人是许多年轻人的选择,那种自豪感、幸福感不仅写在脸上,也刻在了人们的心里。
一线炼钢,苦痛只有自己懂
孙丰华印象中济钢的巅峰时期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前后,职工从2万人逐步发展到超过4万人。作为双职工家庭,孙丰华一家对济钢的感情不言而喻。2006年,孙钊顺利考上大学,入学几个月后又赶上济钢招工,于是他成为了第三代济钢人。
“那时候觉得毕业以后就业压力很大,能到济钢工作是很多人都得不到的机会,所以我从学校回来就上了济钢的生产一线。”孙钊说,自己非常幸运,那时招工男生要137人,孙钊考了135名。从最初的维修钳工,到炼钢车间的操作工,到调节炼钢成分,最终分配到精炼车间,孙钊可以说经历了生产一线的大多数工种,让他最感到“爱恨交加”的就是精炼车间。
孙钊经历过炉口喷溅,两条腿大面积烫伤,在炎热的7月他在家躺了整整半个月;因料仓卡顿,他拿着铁锤从9米平台飞奔到28米平台砸开料仓,高温环境加上情绪紧张,回到车间后鼻血流了一身,工友们慌忙拨打120求救……一线环境的艰苦和危险,孙钊回忆起来仍刻骨铭心。
“我们身穿的阻燃服类似于帆布材料,所有工人都不会把它直接穿在身上,长时间穿着秋衣、秋裤,不然会把皮肤磨烂。”孙钊不会忘记,4个小时的时间,秋衣、秋裤就能全部湿透拧出水来。当时孙钊和工友们测量过,工作环境温度在44摄氏度左右,虽然有空调,但经常有人晕倒、中暑,“太正常了”。车间里的藿香正气水、绿豆汤都有供应,可工人们缺水、缺盐非常严重。
孙钊说,他们当时还给厂里提了意见,建了一间小屋,设立了空调、冰柜,至少能让工人们有休息的保障。
迎来转型,自豪感仍在流淌
成立于1958年的济钢,近些年因高耗能、高污染给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压力。2017年7月9日凌晨,伴随着济钢炼铁厂3号1750立方米高炉顺利出完最后一炉铁水,济钢在济南的钢铁产线实现全线安全停产,这座屹立60余年的工业基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济钢的转型升级,为济南“治霾”攻坚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4年,济南市成为我国21个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试点城市之一,占地3平方公里的济钢所代表的老工业区,确定为济南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源头。“那时,我们就已明显感受到济钢在治霾上的努力,24小时用机器除烟除尘,还安装了监控设备,一旦出现烟尘超标就会罚款。”孙钊说,对于停产,济钢人早有了心理准备,也都认可新时代背景下生产方式应该作出转变。
同样是2017年,孙丰华在停产前选择了提前退休,但他现在仍在济钢食堂工作,发挥着自己的余热;孙钊通过分配去了天桥区园林局,跟当工人的日子比起来,这份工作显得平淡了些,但也多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如今,孙钊可爱的儿子已经上了幼儿园,小家伙会竖起大拇指说“咱们工人有力量”,会自豪地说自己是第四代济钢人。
“以前我们全家就没有吃过一顿团圆的年夜饭。”孙钊说,自己和父母的工作都是三班倒,遇到节假日也必须按排班来,不知多少年三个人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吃着厂里准备的饺子。2018年那个春节,五口人终于坐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
翻看着上世纪50年代工人炼钢的照片,孙钊感慨那时工人只能用铁锨这样的简单工具填料,防护措施也非常简单,“那时候当工人要比我这一辈更辛苦更危险,但我们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是一样的”。
这份荣誉感,将永远流淌在这一家人的血液中。
(济南日报融媒报道组曹雅欣赵晓明老照片由济南报业影像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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