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淮河晨刊 2019-08-06 08:37 大字

上期提要: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上76号、78号,对中共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叶飞的耳朵尖,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叶飞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来了。1952年6月30日——魏文伯、曾希圣、柯庆施光临兴业路,成为那里的第二批参观者。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房屋,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以及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主席等代表住宿的地方。去年中共上海市委曾派了专人,经过几个月的勘察和对证,找到了原来的房屋,经过修建恢复了房屋的原状,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第二馆和第三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的今天,这几个纪念馆的成立,应是极有意义的事。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先后在中国好几个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长沙、汉口、广州、济南、杭州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1日,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个代表,在中国工业的中心和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故址。在31年以前,这里是望志路108号,现在是兴业路78号,也是黄陂南路(即前贝勒路)树德里7号。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的普通弄堂房子。在31年以前,即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座房屋的楼上正式成立了。当时出席的代表12人,代表了约50个党员。毛泽东同志代表湖南党的组织。当时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11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王尧山等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不过,那时,兴业路76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

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取下来了——因为当年开会时,墙

上没有挂过。

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铲掉了,巨大的“酱”字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到北京。”

模型在1953年春做好了。这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于是,195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48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59岁的包惠僧。包惠僧本名包道亨,又名包悔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1949年11月从澳门返回北京,被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1954年3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106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1956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纸图片中常可见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70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

史原貌。

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一句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庄子》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到“巨”的历程。

中共一大纪念馆自从1952年建立以来,至2003年6月已经累计接待了海内外参观者一千多万人次。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自1998年6月起开始扩建——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四倍。

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

议的内核——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所终。

健在的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

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其珍贵、重要的历史

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16个年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

下期看点: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讯,遍找无着……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一名学生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作者署名为“Chen-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CommunistMovementIn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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