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半年报看消费
从今天开始起，国家统计局将会陆续公布201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
总体平稳，消费是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今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其中，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再获丰收，与历史最高年（2017年）持平；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0.6%、7.8%、7.3%和7.3%；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和贸易摩擦愈加频繁的大背景下，进出口增速略升，上半年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3.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贸易方式结构亦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1.0%，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总体而言，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GDP实际同比增长6.2%，实际增速较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二季度GDP同比增速为1992年一季度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其中，前6月工业增速为6.0%，较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6月工业生产同比虽回升至6.3%，较前值加快1.3个百分点，超出市场预期，但或与去年6月工业增加值季调环比增速处于年内低位有关，有基数效应的影响。而虽然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1%，但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790亿元，同比下降2.3%。总体而言，经济韧性仍强，压力不减。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消费。2019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4%，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7%。6月社零同比名义增长9.8%，大幅好于市场预期。其中，汽车零售增速大幅反弹至17.2%，为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社会消费形成较强支撑。当然，一方面，应考虑基数效应，去年6月汽车零售同比下降7%，基数低；另一方面，7月1日国六标实施，许多经销商降价促销。因此，汽车零售增速明显改善，但其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
汽车消费的问题
去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指出，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
今年6月，发改委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重点聚焦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领域。该方案的出台被认为对处于寒冬的中国汽车行业是雪中送炭，对整个行业是一个巨大提振。之所以会这么说，因为方案对各大一线二线城市实行的限行限购政策发出了挑战。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汽车零售数据不断下滑，引起市场广泛关注。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显示，今年5月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54%，库存预警指数已经连续17个月超越了50%的警戒线。《2018年汽车经销商生存调查》则显示，2018年经销商新车毛利从2017年的5.5%下降至0.4%，亏损面则从2017年的11.4%增加至39.3%。
与此相对应的是，自2010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采取汽车“限购”“限牌”的措施，以遏制私家车增长过快的现象。到今年一季度，北京购车的中签比例达2462比1，再创历史新高，在广州30人争一个购车指标，可谓“一车难求”；而上海车牌拍卖最低成交价89700元，中标率5.6％，深圳车牌平均成交价为71301元，对一些人来说已经牌比车贵，买车是“买一付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天津、贵阳、石家庄及海南省实施了限购政策。
一面是“卖车难”，一面是“买车难”，市场供需出现了极大的扭曲，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解决拥堵，该遏制汽车消费吗？
严厉的汽车“限购”政策，据说是为了疏解城市拥堵问题。
中国的大城市，的确拥堵问题较为严重。
国外位置运营商TOMTOM发布的2017全球拥堵城市排行榜显示，在其统计的189座人口超过80万的大型城市当中（不包括南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中国城市占据了全球最为拥堵城市前20强榜单中的10位。
但是，这都是因为私家车太多的缘故吗？如果私家车真的太多，又是因为什么缘故？
高德地图每年发布的全国交通报告和拥堵排行榜显示，北京的拥堵水平长期占据榜上前三。倘若你在北京开车上班，或是乘坐地面公交，高峰时期花费的时间里有超过一半都用在拥堵“等待”当中。
大家能够理解的是，作为首都或者一些特大城市、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堵车现象不可避免。但其实数据告诉你，堵车并不一定是“大城市病”，也并不完全和经济发展成正比。在2017年最拥堵的前20座城市当中，有3座一线城市，2座新一线城市，11座二线城市，3座三线城市，以及1座四线城市。二线城市济南力压北京成了2017年最为拥堵的城市。同在山东的泰安为唯一入选的四线城市，其高峰拥堵延时指数与上海不相伯仲。而早高峰期间，行车速度最慢的是哈尔滨，晚高峰行车速度最慢的城市是海口。一线城市深圳反而排名第37位。
以北京为例，每天中心城区有3893万人次的出行次数，其中乘坐汽车公交等机动车出行次数达到1162万人次/日。此外，每天有超过1000万人出入在各个地铁口当中。而也能够看到的是，我国城市中，北京人均通勤距离最远，达13.2公里，人均通勤时间最长，为56分钟。也就是说，城市那么大，就业单位却那么集中，我想去看看，能够容易么？
那么，城市拥堵，会不会是因为公共交通的配套不充分？会不会是因为城市扩张的速度与城市规划的能力不匹配？会不会是因为城市管理能力不到位？
解决环保，该遏制民宿消费吗？
实际上，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已经在“限购”之外，还采取了“车牌限行”“提高停车费”等等一系列提高终端消费者成本的“疏解”方案。
从另一个角度看，相关部门或地方政府，多年来都在反复寻找各种办法压制相关消费。
直到消费出现了极其明显的下滑，并且影响到了供给端生产端、影响到了整体宏观经济。
但这种传导如此清晰，不应该是早就要想到的吗？
民宿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前些年，民宿之风兴起。这阵风，其实有着经济大背景的支持。一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消费升级态势良好，将旅游作为新消费方式的人越来越多，追求旅游消费更加个性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各种高档民宿满足了高消费“文青”的“升级”，各种大众化“民宿”满足了普通人“走遍天下”心愿的“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加快，许多乡村、山区呈现出“空心化”迹象，当地人有房、有地、有闲，如果发展民宿、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就能够留住人、留住钱，也是乡镇经济转型升级的好方式。
当然，在最初的风潮后面，缺少行业标准、缺少消费者保护措施等监管缺位的状况切实存在。
比如民宿的标杆城市大理，依傍美丽的洱海，打造了一个有独特人文特色、建造设计风格、个性化服务的景区，也为当地人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收入。在此过程中，收费不合理、卫生不达标、环保治理混乱等问题也一直存在，直到洱海的污染引起了各方的重视。
但形势就此急转直下，在经历了漫长的“关停改造”后，环保标准一再提高，许多民宿被永久关闭或拆除。
以污染环境为代价进行经济发展当然是不行的，但如何摆正两者之间的关系？2017年，旅游业创造收入占大理市全年GDP的70％，民宿则是其主要特色。当环保与旅游经济对立，遏制消费会带来什么？环保问题都是民宿的错吗？
解决“炫富”，该遏制消费升级吗？
近些年，中国消费升级的态势明显，居民对消费的供给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比方说我们会看到，男性和老年人，过去大家认知中与“爱美”无关的群体，都在护肤品等“爱美”消费上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欢。
比方说我们也会看到，财富效应带来的，富裕家庭的青少年也充分享受了财富的“香甜”，而技术快速进步使更多年轻人获得财富，因此，高档消费品消费主体的整体年龄有所下降， “名牌”们都在追逐“年轻化”。
再比方说我们还会看到，城市青年越来越“潮”，乡镇青年也在更新观念，他们也想要追求精神上、文化上的升级，虽然或限于财富、见识较为不足，但心情是一样的。他们的消费升级可能就会在网络文娱活动上体现，像是上个快手、抖音等等。
但我们也看到，社会上有这种声音，把男孩子爱美、高档消费、文娱互动等都认作是“低俗”的行为，并呼吁予以打击、取缔、批判等。
其实，随意拿道德绑架经济很不适当。人或“低”或“俗”，不见得就是“低俗”，而消费又“高”又“炫”，其根子还真不一定是个人道德水准问题。
如果我们转过头来看近两年频繁出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裸贷”等等，不难发现，前些年有关部门大加鼓励所谓“金融创新”和“提前消费”，以至于把大量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网罗至借贷生活的麾下，加之鼓励所谓“创新”背后是监管的缺位，许许多多的非法线上线下贷款、融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赚快钱”成为一时风尚，“乱花钱”成为一时风尚，这才是“炫富风”风行一时的真正罪魁祸首。
对消费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不去追究，而是对消费行为进行表面化的道德分类、谴责，结果也变成了一种消费遏制。这样做，对吗？
管理应从自身找原因，而非“管理”消费端正常需求
对于偌大中国，GDP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是应有之义。经济形势的看点，可能还要更多放在内生动力的活跃程度如何上。消费情况就是其中的重要指征。
从总体经济看，消费、生产、就业在经济中是环环相扣、相互支撑的。没有良好的消费态势，生产、就业都会受到极大影响。因此，促进消费一直在各国经济政策里占据重要地位。我一直呼吁，任何遏制消费的政策和举措，或者会导致消费遏制的政策或举措，都绝不是绝不能改善经济结构性扭曲而只会加剧结构性扭曲，并且使经济产生紧缩，从而拖累宏观经济。
无疑，消费是人的需求，人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消费的需求千差万别。管理者不应试图去管理个人的消费、或者评判个人的消费。比如说“你为什么要乘私家车？你可以坐公交车啊”“你为什么要买高价货？你可以买平价货啊”“你为什么要看网络综艺？你可以去学数学啊”等等。从哲学或者社会学、伦理学意义上说，可能这些领域的学者会质疑管理者无权干涉个人自由选择。但从经济学上，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压制消费的意愿，会搞坏经济。有了需求，生产会有意义，创新才有动力，就业也很满意，社会才能良性运转。而消费升级是一个相对概念，应该鼓励社会多多加大边际创新，让供需关系自发的形成最佳资源配置。在遵守国家法规的基础上，不应当由行政权力去插手谁该消费什么、消费怎么升级。
不仅如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管理部门提高政务水平，多多寻找自己的原因，而非将问题抛给消费群体，并从消费群体的需求上着手“大刀阔斧”。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是管理能力的不足、供给能力欠缺，像是堵车、像是环保、像是过度消费等，管理部门应该反问反观反思反省，对自己“开刀”，积极适应新时期的经济发展，而非削足适履，动辄增加消费者成本、遏制消费者需求、批判消费者意愿，让消费来适应其依然落后的供给。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消费、从而影响经济。
后记
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及消费，包括“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等，去年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优化生产和消费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构建符合我国长远战略利益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利于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有些地方和部门关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真的需要跟上了。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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