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物上的父子情
虎父乙鼎
《平安春信图轴》（局部）郎世宁（清）
《儿子帖》富弼（宋）
《山静日长图》题首文彭（明）
今天是父亲节，与母亲节相比，这个节日少了一丝热闹，多了一份深沉。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父子之间虽相互了解，但情感却疏于表达。随着时光沉淀，这份厚重的感情在一些文物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即便千年之后重新开启，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蕴含其中的父子之情。
为纪念父亲铸造的青铜器
中国人强调孝道，但孝文化始于何时呢？据考证，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曾出现“孝”字达上百次，而比“孝”出现频率更高的，则是“父”字。西周的“父”亦指父亲，含有“父”字铭文的青铜器多是为父亲铸造的，属于纪念、祭祀用的礼器。
西周含“父”字铭文的青铜器数量庞大，如虎父乙鼎、伯矩鬲等重要文物都在其列。伯矩鬲为西周早期青铜器，通高约33厘米，口径22.9厘米，于1974年出土，原是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该器为平盖，盖面饰以浮雕状牛头纹，盖纽为向背牛首，器折唇上有立耳，颈饰夔纹，足饰牛头纹，角端翘起。伯矩鬲的盖内和器身内壁上铸有两段相同的15字铭文，内容是：“在戊辰，堰候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翻译成现代汉语，意为“在戊辰时，燕侯赐贵族伯矩一笔钱，伯矩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表示对其父的纪念。”
虎父乙鼎为西周早期青铜器，通高约20厘米，口径16.8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鼎口上立圜顶耳，折沿，方唇，腹壁与底弯曲相和，三角形底范十分清晰，三条柱足较长，口沿下饰一周由细雷纹构成的展体式羽脊兽面纹。虎父乙鼎内壁一侧近口沿处铸有3字铭文：“虎父乙。”“虎”是这件青铜器主人的族名，“父”指的是他的父亲。
综合前面提到的两处铭文“父戊”“父乙”，我们不难发现，西周青铜器铭文“父”字后面常跟有天干，对于其中含义学界说法不一，释义主要分为三种，即父亲名字、父亲排行、祭祀时间，究竟为何尚待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西周青铜器上也有不少“母”字，而出现“母”的铭文在叙述上往往更加生动，相较之下，纪念、祭祀父亲的铭文则显得极为严谨而规范。
为儿子托关系而留下的墨迹
“养不教，父之过”，中国有子承父业的传统，在古代，父亲往往肩负着教育儿子的重任。孩子成年后，离开家庭、学校，走向社会，父亲依然会为其前途担忧。此时，求人办事、托人照顾已是为父的家常便饭，即便父亲位极人臣，亦然如是。
富弼是北宋名相、文学家，其书法也颇具特色，有纸本传世，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儿子帖》。此帖为行楷书，纸本册页，纵31.7厘米，横26.7厘米。《儿子帖》内容十分有趣，文曰：“儿子赋性鲁钝，加之绝不更事。京师老夫绝少相知者，频令请见，凡百望一一指教，幸甚幸甚。此亦乞丙去。弼再上。”翻译成现代汉语，意为“我儿子本性愚笨迟钝，加上他很少经历社会磨炼。在京师我很少有知心朋友，所以让他常常去拜见您，希望诸事对他多加指教，感激不尽。这信还请烧掉。弼再拜谢。”
据考证，富弼信中的“儿子”应该是宋代官员富绍庭，史载其“性靖重，能守家法……徽宗嘉之，擢祠部员外郎。”由此看来，富绍庭事业有成，富弼也算教子有方了。
富弼为官清廉，为人谨慎，在北宋政坛享有威望；但他为儿子有求于人时，却显得有些难以启齿，信尾还特意嘱咐对方“阅后即焚”（古代五行学说以“丙”为“火”，“丙去”意为“烧掉”）。然而，这封信并没有如愿销毁，想必收信者也觉得此墨迹甚是有趣，于是保留下来。至于这位收信人是何方神圣，现已无法考证了。
《儿子帖》上钤历代藏家如欧阳玄、项元汴等人的鉴藏印数十方，弥足珍贵。2005年6月，北京翰海春拍上，有五件北宋名人书札以2227.5万元成交，其中就包括富弼的《儿子帖》，其成交价为462万元，但买家不得而知。
父子佳作合为一卷传世
中国人自古重视教育，成就了许多书香门第、文人世家。明代，与唐伯虎等人并列“吴中四才子”的文徵明就不失为一位优秀的父亲，他与孩子亦师亦友，长子文彭、次子文嘉皆为明代著名艺术家。文氏父子亲密无间，世间有一幅三人合作长卷传世，是为《山静日长图》合卷。
《山静日长图》合卷为纸本设色，纵约32厘米，横约143厘米，现藏于济南市博物馆。此卷引首处有文徵明长子文彭题行书“山静日长”，钤印“停云”，落款“三桥文彭”，款署钤印“文氏寿承”“两京国子博士”。手卷拖尾处有文徵明行书诗文35行，计335字，描写的是诗意的山林栖居生活。诗文开篇引宋人唐庚《醉眠》诗首句，借以抒发自己对世人追逐名利、我却独自清闲自在的感怀。文徵明行书深受元代赵孟頫影响，风格秀丽温润、气韵流畅，结字似欹却正、各具姿态，随心所欲又不逾法度；在用笔上，以中锋为主，笔画时断时连、有虚有实，虽变化多端却自然流畅。卷中画心部分为文徵明次子文嘉所绘《山静日长图》。此幅画面水墨苍润，设色淡丽，境界清旷，景色宜人。画面内容是按照其父行书部分的内容而创作，主要描画了父亲文徵明晚年致仕后，归隐山林的生活状态。
历史上，文徵明父子作品丰富，传世也较多，但其父子三人书画合为一卷则甚是罕见，这其中还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据考证，《山静日长图》中文徵明书诗、文彭题首及文嘉补图并非同一时期创作。文徵明借诗抒怀是在癸丑年春日，即明嘉靖三十二年，时年其已八十四岁高龄，文彭也已五十五岁。而文嘉补图则是在丁丑年中秋，即明万历五年，此时文徵明与长子文彭皆已去世。由此可知，此卷原本只有文徵明书诗及文彭所题“山静日长”，事过多年后，文嘉见父兄旧作，睹物思人，感怀万千，于是依题作图，追思抒情，以此作再续父子、兄弟墨缘。
父子皇帝同框赏花
自古宫闱之中，皇帝与皇子虽为父子，却似君臣，二者之间其乐融融的画面很难想象。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极为特别的画作——《平安春信图轴》，上面同时描绘了雍正帝胤禛和当时尚为皇子的宝亲王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二者看上去如同平常父子，十分温馨。
《平安春信图轴》为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于清雍正年间绘制，纸本设色，纵68.8厘米，横40.8厘米。此图构思很是新奇，图中雍正帝和皇子弘历均着汉装，父高子低，姿态各异。在他们身后是几杆修竹，近处湖石玲珑，伴以翠竹梅花，背景染以鲜澄的蓝色，分外别致清幽。画面右侧为尚是少年的皇子弘历，他唇部无须，脚着红鞋，微微躬身，一手扶竹，一手把持梅花，递向父亲；画面左边是中年的雍正帝，它长须翩然，满目慈祥，手里拈着儿子递来的花枝，若有所思。
清中期宫廷绘画的这种开放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画家郞世宁，作为有着深厚素描功底的西洋画家，他运用西方解剖学将人物五官面部刻画得细腻、清晰，富有立体感。郎世宁还巧妙地吸取了中国传统“写真”技法，注意减弱西画中的光线亮度，从而避免了古人所忌讳的“阴阳脸”。这种中西结合的表现手法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让人耳目一新，得到了清皇室尤其是乾隆帝的高度赞赏。
此幅画虽无作者款印，但幅上乾隆帝御题五言绝句一首道出了画家确系郎世宁。诗云：“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壬寅暮春御题。”此为乾隆四十七年题诗，乾隆帝时年72岁。看到画中风华正茂的父亲和自己，乾隆帝恍如隔世。此诗真情流露，结合画中人物、景致，不免令观者动容。（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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