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抛弃“伪问题”研究“真问题”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5月28日，晚上10点半。喧嚣了一整天的城市终于渐渐沉寂下来。虽然十分疲惫，但赵勇先生依然坐下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几天在济南，他异常忙碌，主持博士生答辩、作学术报告、为文艺学研究者做口述历史式采访，马不停蹄。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勇的研究方向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他也已然是国内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深奥的理论总让人望而生畏，但赵勇对现实持久而热切的关注，让他深厚的理论修为焕发出了强劲的力量。
说真话的勇气
2018年10月，赵勇新著《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出版。在如今的学科划分中，赵树理本属现当代专业的研究对象，一个“本职”为文艺学，博士论文聚焦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学者为何会“跨界”研究起赵树理来？
赵勇将答案主要归结于自己与赵树理的地域关系，因为他们是“山西老乡”，“1963年我出生在山西晋城，我出生之后的第三年，当时早已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赵树理坚决要求回老家，他甚至把自己在北京买的四合院都上交给了中国作协。举家离京返乡，先是落户太原，后又担任晋城县委副书记。他为什么要如此坚决地离京返乡？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真正深入农村深入生活”。
赵树理是山西沁水县人，沁水紧挨着晋城，地域上的亲近天然地让赵勇很早就关注赵树理，但“本职”的理论研究毕竟极费心力，所以他之于赵树理，是“十年一读”：1996年读赵树理写了两篇论文，2006年写了三篇，2016、2017年又写了三篇。这些文章都被完整地收录到了《赵树理的幽灵》中，清晰呈现了赵勇对赵树理研究的日益深入。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一文中，赵勇对赵树理的政治身份、民间身份和文化身份有着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在文学场域之外，赵树理站在农民的立场为农民大声疾呼的那些记录，令人震撼，“赵树理看到了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给地委书记写信，又给当时的《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上书，反映民间疾苦。其敢于说真话之铮铮铁骨，令人钦敬。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里描述过这样的人，福柯同时说，当你说真话时，是要付出代价的。赵树理此后的遭遇证明，他的确为自己说真话的勇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赵树理研究并非显学，世纪之交后才日益引起学界关注，赵勇认为，要说赵树理的当代意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文学场域之外“说真话的勇气”，“今天的很多作家，世故、犬儒，赵树理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值得学习”。
而在文学场域之内，也就是在文学创作上，赵勇认为，赵树理的意义在于其充分民间化、口语化的文学表达。在语言上，赵树理反对五四时期的洋派白话，追求语言的充分民间化、口语化，具有很强的听觉效果，但他同时也拒绝古典的文雅，因此他的语言观事实上是比较狭隘的。到后来汪曾祺将口头民间文化与书面文化融合起来，文学语言才变得更为成熟、丰饶。赵勇说，“一个作家是否具有当代意义，要看他本人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作品能否与当代产生互动，能否为当代提供参照。虽然如今视觉文化占据霸主地位，但从听觉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赵树理的文学作品对现在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碎片化时代的定力
多年来，赵勇一直关注当代的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早在2010年出版的《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一书中，他就对博客写作、搞笑短信，新媒介的冲击、手机作为“第五媒体”之后等话题进行过深入剖析。
书中还有专文讨论《百家讲坛》，认为《百家讲坛》的“前世”是“学术电视难以为继”，“今生”则是娱乐电视如日中天。赵勇对《百家讲坛》的关注始自2005年、2006年易中天、于丹、纪连海等人登上《百家讲坛》之后，彼时节目大火，争议和讨论不断，“当年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其实并不彻底，更多的是从精英的意识出发，觉得就如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所说，学者上电视，就会受制于媒体的思维方式，必须进行媒体化表达，如此一来，学者的自主性就会丧失。”
布迪厄的这种说法代表了赵勇和当时不少学者对《百家讲坛》的看法，但是他认为，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从传递知识的角度，从知识的通俗化、大众化和媒体化的角度而言，学者上电视没有什么坏处。萨特当年就呼吁知识分子要在和大众的密切接触中变换表达方式，用媒体化的形象的语言去说话，而不要用专著中的学术化语言去表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赵勇也开始给《南方都市报》写专栏，用随笔甚至杂文等方式呈现自己的思想。
但其实情况依然很复杂，“受限于媒体的属性，你在把你的思想转化成非论文的专栏时，必然会出现简化。从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而言，这种思想的转化当然有价值，但如果更多的学者仅仅是在知识的转化（虽然引起大家对知识的兴趣也是一种价值）上用力时，那么知识分子的意识就必然会淡化，久而久之，就会让娱乐性的节目把学者的思想锋芒消解。显然，如果学者仅仅是停留在知识层面，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既能保持知识分子的思想自主性，又能在大众媒体上广泛传递自己的声音，确实挺难。
其实不仅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这是一个“微时代”，微信、微博、微视频、微小说等等，无处不在的碎片化，逼迫你在接受它们的时候也被碎片化，“信息的传递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受众的接受心理机制。这种塑造在今天是覆盖式的，因此要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和完整，必须要有更为强大的定力。”
以“学术为志业”者，要坚守学术本位
时代的复杂性在于，伴随传播技术而来的碎片化传播形式及其对人的塑造，还有波及高校的学术行政化和商业化，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学者或者说知识分子，又该如何自处并有所作为？
对此赵勇表示，学者当然还是要坚守学术本位，“尽管高校中存在着行政化、商业化的现象，现在的高校已经不是一片净土，但在高校里绝大多数学者还是兢兢业业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喧嚣中求学问道，寻找心态的平衡。”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学者应该坚守一种学者的价值理念，“那就是如韦伯所言——以学术为志业”，以“学术为志业”者，必然会坚守学术本位，在学术层面去思考、表达，去写论文或者发表演讲，去把自己在学术层面的思考传递给更多的读者，“在今天的时代，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从学术良心出发，以严格的学术训练为基础，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面对现实，发现问题，并尝试给出解答。其前提是，这个问题必须是真问题，而不是来自行政压力或者商业诱惑的伪问题。”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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