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专家济南寻访周氏兄弟珍贵译作“毛样本”

郜元宝研究《域外小说集》 新时报记者钱欢青 摄

5月18日，由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济南市民间收藏家协会、胶济铁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新文学风华展”在胶济铁路博物馆开展，百余本珍贵新文学版本亮相。5月21日，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郜元宝先生利用在济南进行学术交流、参加博士生答辩的间隙，专程赶到展厅参观。此次郜元宝是专为一睹周氏兄弟译作《域外小说集》毛样本而来，这本一百多年前的小书究竟有何魅力，让沪上著名学者不远千里前来寻访？

独特、珍贵的“毛样本”

21日，记者跟随郜元宝先生参观了“新文学风华展”，他告诉记者，“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看过《域外小说集》的初版本，这是周氏兄弟的译作，在日本出版，十分珍贵，有关此书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听说济南藏有《域外小说集》校样本，因为校样本是在正式出版之前用来修改的，所以我觉得书中可能会有周氏兄弟的校改内容，一直很想来看看”。

终于见到《域外小说集》，郜元宝小心翼翼开始展读、研究。他表示，这一版本确实是在正式出版之前印刷的，而且应该是毛样本，“从页面边线看是毛边，又是正式出版前用来校改的，所以可以叫毛样本”。书的扉页上有一个印章，由几个英文词和“图书组”三个汉字组成。经过仔细翻阅，郜元宝发现这虽然是《域外小说集》的毛样本，但内页中并没有校改的字迹。虽然对学术研究来说这是件遗憾的事，但对《域外小说集》的版本研究而言，依然非常珍贵。

这一毛样本的珍贵之处，在于其与正式出版的书有着些许不同。其一，《域外小说集》出了两册，封面的下方有很明显的“第一册”“第二册”的字样，可这本书没有；其二，和正式出版时书名直接印刷在封面和书脊上不同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单独印出，然后又贴于封面、书脊之上；其三，初版书中的第一页印有献给母亲的字样，这本书上同样没有。

有意思的是，书封上隐约可见一个手写的签名“迅”字和年月日。以封面的痕迹来看，签名的上方很可能还有手写的别的什么字。模糊的“迅”字却可以让人浮想连翩:作为一本用以校对的样书，它是否曾在鲁迅的案头，被鲁迅在其封面上写下需要修改、补充的内容？它是否与几本正式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一起，被鲁迅收藏过一段时间？由于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中均未写到这一“毛样本”，它依然存在着“秘密”。

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对于《域外小说集》的故事，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徐国卫如数家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留学日本的鲁迅奉母命归国成婚后和二弟周作人再往日本。1909年，由二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东京正式出版，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自此诞生。

这是鲁迅与周作人的第一部译作。初出茅庐的周氏兄弟对这部小说集是抱有渺茫的希望，“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此，他们避开了当时的流行小说，将目光投向俄国及东欧、北欧等弱小民族的小说。在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下，鲁迅看中的显然是这些小说传递出的苦难意识、不屈抗争。

《域外小说集》先后出版了两册，皆用文言文译成。第一册于1909年2月在东京付梓，收小说七篇，第二册于同年6月印成，收小说九篇。其中鲁迅亲自翻译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仅为第一册中安德烈夫的《谩》和《默》和第二册中迦尔洵的《四日》，但所有译作都由鲁迅一一审定、修改与润色。没有人怀疑，这是鲁迅借“异域文术新宗”来改造国民灵魂所发出的一声呐喊。它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集单行本的诞生，终结了翻译界的“林纾时代”，标志着文学翻译规范化、学术化的来临。有人认为，在鲁迅的所有译作中，最受学界关注与评价最高的便是这部小说集，它甚至一度被后世学界视作周氏兄弟研究和翻译文学研究的“显学”。

不过在当时，《域外小说集》卖得并不好，过了四五年，上海寄售处还着了火，“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周氏兄弟持续出版《域外小说集》的计划也折戟沉沙。

转机出现在1921年，在报界享有盛誉的陈布雷偶然阅读了《域外小说集》二册，大为推崇，认为“周君译，笔真可爱煞人，然十年前竟无人注意者，则以集中所采诸篇，其题材、作法及结构，断非中士文人所能骤解……然而周君依然译此，其识力犹可敬矣。”同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域外小说集》合订本。

可不管后世又出版了多少版本，学界对它如何高度评价，昔日东京初版本在那场付之一炬的大火中再难挽回，现存的凤毛麟角便都成了难得一见的珍本。初版本“不切边的毛边本”形式尤其珍贵，加上失火，这些因素都让东京版《域外小说集》成了世间求之不得的珍本，而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珍藏的《域外小说集》则是比东京版毛边本更加珍贵的版本——毛样本，这是正式出版之前印出的用以校对的样书。

对现当代作家，应有“全集意识”

学术界为何会对版本研究如此重视？郜元宝表示，这是现当代文学学科成熟的表现，“回望过去，我们对于鲁迅等现当代作家的批评总是过于割裂，总是根据作家的一本书、几本书，甚至某几段话就展开批评。这样显然问题很大”。

郜元宝认为，对现当代作家，我们应该有全集意识，“鲁迅活着的时候，就计划编辑出版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审定的定本。正是因为有这种准备，鲁迅去世两年后全集就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全集不断得到增补、修订，上世纪50年代出过鲁迅全集，到70年代末重新动议出版全集，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参与的注释、考证，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一版全集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起步的奠基”。此后陆续发现一些鲁迅佚文，到2005年又出版了新的鲁迅全集。

阅读全集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作家，因此版本甚至手稿、手迹研究愈显重要，“从全集出发看一个作家应该成为共识，有些人批评现代文学研究有碎片化倾向，太过注重文本考证，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我觉得细密的文本考证恰是学科成熟的表现”。

21日，在领略了《域外小说集》之后，郜元宝在山师作了《鲁迅“遇见”王独清——放大一个文学细节》的学术报告，当天晚上他又赶往位于济南报业大厦的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并且非常惊喜地看到了他苦寻不到的王独清诗集《II DEC》（1928年11月初版），他感叹，“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何求之有”，一家民间博物馆能收藏如此多的“国宝”嘉惠学林，真是难得。 （新时报记者钱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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