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小木箱
□李炳锋
自从我来到这个由陌生而变得亲切的城市，已经搬过五次家了。每次乔迁，妻子总是劝我把破旧的物品扔掉。可有一只很不合时宜的小木箱却从不舍弃。它四十公分见方，三十公分高，颜色也已由原木色变黄变黑，箱体上的字迹大都无法确认，唯有靠边的“小心轻放”四个黑色的仿宋字仍隐隐可辨。
1979年，经过了整整一个酷夏的企盼，当秋风送来清凉的时候，一张《济南供销学校录取通知书》终于送到了我的手里。就要告别贫穷的小山村走向省城了，17岁的我早早地就做起了开学的准备。
农家孩子的行装是简单的。一身衣服，两双鞋袜，三两个本子，四五件洗漱用品，外带一套被褥。被褥连同衣服、脸盆，母亲用一个大大的包袱一裹了事，可其他零碎东西怎么带，家人犯了愁。“等着！”父亲撂下两个字，风风火火出了门。
不一会儿，他就取回了一只小木箱，是村代销店宋叔给的。父亲用钳子把小木箱盖上的钉子取下，换上能来回翻动的折页，又安上两个绿色的门鼻，配上一把小黑锁，还裁开一张大大的白纸，把箱子里面糊了个干干净净。顿时，整个小木箱就变成了一件通体鲜亮的“宝物”。
我反复打开箱盖几次，兴奋极了，恨不得立马背上就走，把鞋子、书本、肥皂盒、小镜子、煎饼、咸菜等一股脑地装进去，重新锁好，扛起小木箱，嘴里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围着院子转了两圈，才恋恋不舍地放了下来。
开学的日子到了。天刚放亮，哥哥姐姐骑着两辆加重自行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火车庞然地移动过来时，我激动得不知所措。
待挤进车箱，我已是满头大汗。再往里看，好家伙——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哪还有空座位呀！“小伙子，把包袱放到行李架上，箱子放到地下，你就可以坐下了。”在一位老者的提醒下，我一屁股蹲到了小木箱上。就这样，它第一次发挥了一举两得的作用。
火车开了，一阵凉风吹来，我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惬意。
来到学校，宿舍的条件比我想象的不知要差多少。二十多人挤在两间昏暗潮湿的平房里，上下两层的铁床一张挨一张，几乎无立足之地。报到了，就要给家里写封信报平安，从小木箱里取出纸和笔，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能写字的地方。灵机一动，那就在箱子上写吧。我把小木箱搬到床前，坐在床上，把纸铺好，沙，沙，沙，一封家书很快写好。从此，小木箱就成了我的写字台。
刚入校时，学校里没有餐厅，学生打了饭菜需要回宿舍吃，这样，小木箱就又成了我的餐桌。每当吃饭时，我就从床下取出它，碗筷往上一放，饭菜皆香。
有一次，刚吃过午饭，一碗要喝的开水正在小木箱上凉着。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争论问题的同学动了手，其中一位后退时，脚碰到了箱子上，碗倒水洒。他们知道箱子是我的心肝宝贝，忙不迭地帮我把上面的水擦干。等我打开箱锁一看，里面的衣物全湿了。两个同学又急忙帮我连箱带物拿到操场上去晒，看着我心疼的样子，两人除了道歉，大气都不敢出。
到了晚上，把小木箱“请”回来时，才发现里头的纸面上，已留下了一道道水渍痕迹。
到了后来，学校里有了餐厅，还为每个宿舍里配了几张小条桌，我也从下铺调到了上铺，小木箱完成了它餐桌的历史使命，又变成了我的床头柜。除放衣物外，还继续发挥着写字台的作用，至今保存完好的三大本读书笔记，都是那时趴在小木箱上写成的。
两年的中专时光转眼就结束了。毕业后，我被分到了济南向阳毛毡厂，面对脏乱差的环境，心中的理想立即就灰飞烟灭了。懊丧归懊丧，日子还得一天天往前挪。
当时，我在车间干统计员，办公室既是宿舍又是厨房。因一张办公桌几人用，这样小木箱又派上了用场——菜案。做饭切菜时，就把菜板放到箱子上，不高不低正合适。吃完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饭菜，端详着患难与共的小木箱，顿有“因陋就简，苦中求乐”的感觉。
为了赶走寂寞，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长夜里，孤灯下，伏案疾书，把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和对人生的感悟，都记在了一个个本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锁进我的小木箱，作为心语，视若珍宝。
一个周末的黄昏，我从老家归来，眼前的一切使我惊呆了——房门大开，电灯掉下，暖瓶粉碎，橱桌被撬，纸簿散地，床上凌乱，室内一片狼藉。
我的第一反应是——小木箱怎样？当看到被扔到一角的它还在时，我欣喜若狂地扑了过去，两行泪水流了下来。经清点，除小木箱里的12元钱和一条新做的派力斯裤子被盗外，用心血写就的日记完好无损。我激动地把箱子抱起，久久不肯放下。
后来，我从企业调到机关，生活变得安逸起来。住房，也从平房搬到了现今宽敞明亮的楼房。再仔细打量眼前的小木箱，的确与雪白的墙壁、整洁的家具、精美的物品不协调了，可我还是不忍心丢弃它。
心细的妻子用布把小木箱包好，放到了卧室的床下，让它与我朝夕相伴，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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