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医韦继贤
民国年间,济南有许多知名老中医,曾有“四大名医”之说(吴少怀、韦继贤、王玉符、王兰斋四位先生)。这些名医凭借着高超的医德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留下许多佳话。本文就来说说韦继贤。
韦继贤(1895—1976)字起孟,出生于北京。1916年,韦继贤21岁时经亲友介绍来到济南宏济堂药店当学徒,“先以司药为主,继则为‘坐堂医’侍诊”。也就是说韦继贤先在当时的济南知名药店宏济堂卖药,但短时间内即成了“坐堂医”,能够坐堂诊病,这与他少时就习医有关——他从北京来济南之前,曾在余庆堂中药店和北京中医研究所学过中医,已有相当的医学知识与治病基础。来到济南宏济堂药店后,“一面探求药理,严格掌握药物性能及应用,一面攻研医学,深明奥义”,其间还曾得到名医徐菊如、王兰斋指点而“学业日进”。
民国年间,曾出现过两次影响较大的中西医之争,韦继贤均有参与。第一次中西医之争出现在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学制中把中医排斥在教育系统之外,只提倡西医,史称“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因为中医有“简、便、廉”等特点,所以包括济南在内各地民众对此医案抗议不绝于耳。当时“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联合各地同仁堂、宏济堂、西鹤年堂等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以求保存中医中药,但仍未能改变时任教育总长汪大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的决定。
当时西医东进、中医越发式微,济南的情景是“西医的影响日益扩大,当时病人看西医者比看中医多三倍”(《20世纪济南文史资料文库·社会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韦继贤考取中医合格后便正式在济南悬壶应诊,治病救人。
1929年出现了第二次中西医之争。这年2月,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主管卫生机构的余云岫、褚民谊等提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以“中医无法证实科学性”为由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史称“废止中医案”,在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获得通过。3月17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请愿政府迅即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余云岫字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集会引起多地中医界响应,济南多家中药厂及名医均给予明确支持,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撤销了此案。
在这种情况下,韦继贤于1929年与他人合办了济南民众中医慈善医院,他本人担任理事兼中医部主任,以己之力推动中医药的发展。韦继贤擅治内、儿、妇科,精于瘟病、脑炎的诊治,患者慕名而来,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韦继贤与当年曾指导过他的老师王兰斋同列“四大名医”之列,令人津津乐道。
《山东省志医药志》载,当时山东为支持中医中医药发展,扬优汰劣,曾于1935年成立山东省国货陈列馆医药品组,由王瑞府、韩郁文、江豁然、刘资瞻、韦继贤5位知名人士共同审查中药157种,按质量评定分数,达70分以上者有105种,济南万年堂、济生堂、宏济堂获得特等奖状,韦继贤在另一条战线上为中医药发展做出了贡献。解放后,韦继贤1955年任山东省立中医院副院长,1962年任院长。
韦继贤于1976年去世,距今已经40余年,后人并没有忘记这位名医的重要贡献。200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东省志·人物志》中,就设有专门的“韦继贤”词条,高度概括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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