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开启第二次旅程
2006年和2008年，吴晓建的父母先后实现了遗体捐献的愿望。2012年，他也进行了遗体捐献登记。 记者王汗冰 摄
山东福寿园遗体(器官、角膜)捐献纪念广场的纪念碑 受访者供图
裴风岐展示他的遗体捐献证书记者王汗冰 摄
6月，裴风岐和袁桂芳参加红十字会登山活动。
受访者供图吴晓建一直保存着母亲的遗嘱记者王汗冰 摄
为了捐献遗体他花费半年说服儿子
尽管近来天气炎热，但67岁的裴风岐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他的小背包。背包最外面的夹层里放着一张蓝色的卡片——“遗体捐献卡”，卡片上有他的名字、编号和医院联系电话。“这个卡我带在身上，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人家看到这个卡上的信息，能及时联系到医院……”今年3月份，他办理了遗体（角膜）捐献登记，成为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
从去年填写志愿表开始，裴风岐原本和谐的家庭就起了“波澜”，孩子们的反对，让他和老伴袁桂芳始料未及。不过，经过半年的沟通，孩子们理解了父母，也作出了让步。在济南，像他这样的还有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洞悉生命的意义，他们想用自己最后的光和热，为他人延续生命。
裴风岐和袁桂芳是重组家庭，18年前，他在一次驴友活动中认识了她，后来两人一起外出旅行，一起参加社区的活动，一起做志愿者……家庭关系一直很和谐，孩子们对二老也很孝顺。
去年6月，裴风岐陪老伴参加好友徐凯心脏移植重生一周年感恩庆典，俩人被触动了，作出了遗体捐献登记的决定。“以前也听说过遗体捐献，有这么个概念，但是比较模糊，他（徐凯）前年做的换心手术，去年周年纪念的时候请大家一起去见证，他们祖孙三代一起做了登记，我们很受触动。”袁桂芳说。
半“威胁”半劝说儿子终于签字
2017年10月23日是老两口一块填表的日子。把登记表领回来填写没什么难的，拿给孩子让他们做委托执行人时，这个和谐的家庭却出现了“波澜”。“孩子一听说我要遗体捐献，很反对，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裴风岐说。
对裴风岐的儿子而言，传统观念教育他的就是要孝顺父母，父母百年后让他们入土为安，可父亲的选择让他内心很是挣扎。不顺从父亲的意愿，他便是不孝；可顺了父亲的意愿，会不会被人说闲话……袁桂芳的儿子也同样纠结。
裴风岐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与儿子沟通。在他的观念里，他希望孩子是真心接受他的选择，“这样我才能安心。他要是糊弄我，阳奉阴违，最后不给我执行，不就白搭了”。
在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表上，他勾选了三项：角膜、遗体和器官。“死了捐出器官，生命还能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现在技术发达了，一个角膜能让好几个人恢复光明，多好!”成为志愿者后，裴风岐才知道以前出现过悔捐的情况，医院的车到了，家属不愿意，最后只能空车返回。
“这本就是自愿行为，家人不同意可以一票否决，但如果是角膜、器官捐献，悔捐就好比是剥夺了人家的希望。”这或许是裴风岐为何坚持一定要让儿子真心接受的原因。
经过半年的沟通，裴风岐的儿子最终在登记表的委托执行人一栏填了自己的信息。“我半‘威胁\’他给我签的，我说‘这是我的遗愿，不给我实现才是不孝\’，”裴风岐说，他敢这样“威胁”儿子，无非是见孩子已经接受了，就差临门一脚了，“有一次我们聊天，他也透出自己以后也要捐献遗体的意思，是个双赢的结局”。袁桂芳的儿子也同意了做她的委托执行人。“今年是我本命年，我想等明年选个特别的日子去交表登记，跟上他的脚步。”她说。
生前不怕手术刀死后何惧解剖刀
在遗体捐献志愿者中，两代人对遗体捐献存在分歧的情况不在少数。“传统思想都说‘入土为安\’，让人改变这种想法不容易，”裴风岐说，原本他以为老人有这种想法的比较多，没想到自己孩子也用这个理由来反驳。在他看来，火葬早已异于传统的“入土为安”，与其烧成灰放进骨灰盒埋了，倒不如把遗体留给医学院的孩子们学解剖，不仅能保护环境，还能培养好医生。
裴风岐的志愿者朋友里有医生，他们告诉他，解剖学是医学教育的基础，但能够提供给医学生们实践的遗体太少了，如果医学生闹不清每一层的皮肤、筋膜，一刀下去弄不好就会出事。“你敢让没上过解剖课的医生动手术吗？一位已经实现遗体捐献的老先生就说过‘生前不怕手术刀，死后何惧解剖刀\’。”
裴风岐有时也会跟老伴讨论，买了墓地，十年二十年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化，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呢？“随着城市发展，用地越来越紧张，几百年后，墓地会不会迁址这谁也说不好，墓地价格也不低，何必花这个钱徒增负担呢？再就是现在小年轻还有几个知道怎么上坟？捐献者有纪念碑，清明节、寒衣节有追思会，大家一起悼念挺好。”
路过花丛，沾一身衣香
吴家骧、李闻诗（吴晓建父母）、王显明、山崎宏、孙宏琦、吴金红、孟宪陶……在山东福寿园遗体（器官、角膜）捐献纪念广场的纪念碑上，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他们献出了生命最后的光和热，为人类健康和医学事业发展作出贡献，也让自己的生命用新的方式延续下去。
遗体捐献登记2596人，已实现捐献346人；角膜捐献登记1152人，实现捐献223人。这是截至今年6月底济南的统计数据。“最早一年只有十几例登记，现在一年有三四百人登记，实现捐献几十例。这种纵向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工作负责人周蔚说。
尽管捐献数在增长，仍难以满足医学需求，一些难解的问题依旧存在。遗体捐献往往陷入不可说的尴尬境地，“一位阿姨自己印了宣传材料，就在社区被人误解了，”周蔚说，山东是齐鲁文化之乡，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要重塑人们对遗体捐献的认知还需要讲究宣传时机和平台，不然会适得其反。
在实际执行时，有时还会遇到志愿者本人非常愿意，但因家属反对无法执行的情况，也就是“悔捐”。周蔚说，“整个社会的认可和理念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志愿者服务团队很重要。首先是要让人知晓，其次是让家人尊重你的想法，最后是要获得家人的支持。”她说，说到底是要让大家从更高的层面理解生命的意义。
路过花丛，沾一身衣香。这些志愿者相信，在生命的第二次旅程，有缘的人可以再见。
两代人与三代人的捐献故事
沿着你走过的路
对遗体捐献志愿者而言，死亡不再是不可言说的忌讳，而是生命的全新开启、生命价值的开敞。与裴风岐一样，济南的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同在“生命的延续”群里，拿到捐献证书的那一刻，他们安了心。因为“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可以坦然生活了”。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像火种一样散布在城市角落的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更多人逐渐接受遗体捐赠这一理念。
执行了父母的遗愿也确定了自己的归宿
64岁的吴晓建拥有双重身份，他既是父母遗体捐献志愿的执行人，也是一名签署遗体捐献志愿书的志愿者。在吴晓建家里，父母的合影摆放在柜子上，照片里的两位老人笑靥如花。当他从屋里拿出一摞文件放在茶几上，能从动作中感受到他对它们的珍视。这些荣誉证书、申请表、遗嘱……都是他父母捐献遗体的资料，每一份都被他用袋子套了起来，每拿起一件他都是轻轻地把套在外面的袋子拿掉，再慢慢翻页解释。
吴晓建的父母是济南市首对夫妻遗体捐献者。早在1993年，他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母亲就曾立下遗嘱想要捐献遗体，她曾说“去英雄山占个格子有什么用，与其化作灰烬，不如留下一点光明或益处给后人”。那时，吴晓建费了不少周折才联系到山东大学医学院遗体接收中心接收。“不像现在直接找红会登记就行，那个年代不知道去哪里能办，联系上山大医学院后还去作了公证。”
2003年2月，吴晓建父亲86岁生日那天，老两口留下遗嘱并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他们看到这个证书就安心了，”他拿起两本绿皮的遗体捐献证书说，父母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过得平静安稳。三年后，吴晓建父亲离世，他用镜头记录了三位医护人员将父亲的眼角膜取下的过程，他们用担架将老人抬走时，他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这也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2008年，吴晓建的母亲突然去世，像当年看着父亲离开一样，他看着他们抬着自己母亲的遗体从眼前消失。
“爸爸您放心吧，我们照顾好妈妈了。和您一样，妈妈也顺利实现了你们的遗愿，为医学教育事业奉献出了你们的最后，履行了遗体捐献的手续。”这是吴晓建母亲去世后，他写给已故父亲的文字。
两位老人遗体捐献的愿望顺利实现，吴晓建履行了对父母的承诺，但在最初的那几年，他却很难走出来。“那是老人的心愿我支持，可我心里能不难过吗！”没有骨灰盒，没有墓地和墓碑，吴晓建只能和哥姐看着照片写下一些文字，作为他们独特的纪念方式。
与母亲一样，吴晓建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2012年生日那天，他也像父母亲当年的选择一样，领回登记表登记了遗体（角膜）捐献。
从“接受一颗心”到祖孙三代登记捐献
裴风岐夫妇的朋友徐凯患有扩张型心脏病，3年前病情加重，8个月的时间里就住了6次院，体重骤降60多斤，卧床不起，还出现了心包积液和肺动脉高压等症状，只剩心脏移植这条路。当时，排在徐凯前面的还有14位患者，配型配对后只有他完全符合，2016年6月21日，他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
“捐与受是‘双盲\’，我不知道捐献者的姓名、情况，只能默默向他致敬，如果没有他，我怕是2016年都过不完。”手术过去两年了，58岁的徐凯身体情况越来越好，能像从前一样跟歌友聚在一起唱歌，还能经常带着家人外出旅行，这些他和家人此前想都不敢想。
徐凯从病床上醒来的那一刻，就开始思考遗体捐献，随着身体康复，他作出了遗体捐献登记的决定。“我是遗体捐献的受益者，我能想到的回报社会的方式就是我自己也登记遗体捐献，不管是救人，还是做医学研究。” 他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家人，不仅得到了支持，母亲和女儿还提出也要一起登记捐献角膜。
去年6月，徐凯在济南举办重生一周年感恩庆典，邀请200多位亲朋做见证，讲述了自己的换心经历，包括裴风岐夫妇在内的亲朋听后感动不已。当天，徐凯与母亲、弟弟和女儿同时签署了遗体（角膜）捐献协议，祖孙三代四人同时成为捐献志愿者。
两年了，每到清明节、寒衣节，徐凯必到捐献者纪念碑献花，带朋友去参加捐献者追思活动，逢人必讲捐献遗体的重要性。在他的影响下，几位朋友陆续进行了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裴风岐、袁桂芳等人还投身红十字会捐献登记工作站的工作中，作为志愿者向更多的人普及捐献知识。
我们帮助过的人碰到就等于我俩遇见了
去年12月，济南市红十字会在博爱之家设立捐献登记工作站，每周固定时间由志愿者值班。“原本我是志愿服务队的群主，后来我把群交给了志愿者，让志愿者管理志愿者，让志愿者为志愿者服务，”济南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工作负责人周蔚说。
“以前经常遇到有志愿者来了之后说早就有想法但不知道该怎么办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想办这个事的人知道该怎么办理，然后推进到让不了解的人了解，最终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周蔚说，志愿者们就好比火种，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讲述给不了解的人，让更多的人认可遗体捐献。
7月7日，记者见到了在捐献登记站值班的两位志愿者李文成和杨翼。他们与吴晓建一样，既是捐献者家属，也是志愿者。去年12月，杨翼与丈夫一起登记遗体捐献，1个多月后丈夫离世。杨翼说，拿到捐献证书后，才真正安心了，“等我走后，说不定哪天我们帮助的人会碰到，不就等于我俩又遇见了”。
“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可以坦然生活了。”几位受访的志愿者说。死亡对他们而言早已不再是忌讳，作出决定、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起，生命的定义和价值变得更加广阔。（记者孔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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