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济南“电灯房”
□孙葆元
据史料载:济南的第一家发电厂就位于曲水亭街上。我在明府城的街巷中穿梭,试图找到它的一丝痕迹。毕竟,电是近代工业的动力,有了电才谈得上工业革命,从社会学的立场看,它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当下的曲水亭街,风桥翠柳,短墙人家,丝毫没有宏阔的机房和高耸的烟囱。从工业史的角度看,这里缺了一块记载济南工业里程的碑记。
这处发电厂最初的名字叫“电灯房”,创办人是山东机械局总办刘恩柱。
刘恩柱,光绪二年(1876)间举人,先是候补知府,后来又补道衔。他不仅从科举制度中走出来,而且精通机械制造和化学,是一位技术型官员。光绪二十五年(1899)慈禧太后召见了他,随即命他出任山东机械局总办。刘恩柱是以西方科学技术实现中国复兴之路的实践派,提出制造救国的理念。光绪三十年(1904),他实现抱负的第一策,是向山东巡抚周馥提出建立电灯房的奏请。这是一种以电取代中国传统的以蜡烛和煤油照明的生活进步。周馥奏请朝廷,获得恩准,刘恩柱遂以279000块银元,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买了两台发电机,两台低压锅炉,在巡抚衙门不远处的曲水亭街征地1267平方米建起这座用以发电的电灯房。
可惜,济南的第一度电没有用到工业革命上,却用到达官贵人的生活改善上。就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们发明了指南针,西方人把它用在航海上,我们却用到看风水上。看来,当时一群立志强国的志士也想打开国门,吸收先进的西方技术,问题在于这个国门怎样开?他们在彷徨,在前行的路上踟蹰。“制造救国”如果没有先进的政治方向引领,仍然找不到强国的出路。毕竟,刘恩柱在济南迈出了第一步。发电机的容量不大,每台只有42千瓦,配以3吨的锅炉,可以供起5000盏电灯照明。这些电灯分布在官府及少数官宦人家。同时,曲水亭街安装了18盏路灯,一时成为奇观。这等用途,在发电机的故乡叫发电厂,在这里叫“电灯房”。
那18盏路灯成了电走入济南城的广告,随着对电的需求,宣统元年(1909)刘恩柱扩大生产规模,在西城墙根下购地4000平方米,又添置两台210千瓦的发电机组,使供电能力达到420千瓦,可供老城照明,并惠及商埠东部区域。
刘恩柱终于认识到“电灯房”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1919年电灯房的资产已达74.13万元,他又募集40万元,成立了济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有很强的民族自尊性,公司股东只限中国人,不允许外籍人士参股,从根本上保证了公司的民族利益。他自任董事长,由他的二女婿庄式如出任经理,聘请德国人斯密特·哈姆任工程师。到1922年,公司扩展生产规模,复增添了500千万和1000千万的发电机两台。1928年又增设1200千万的发电机一台,公司规模不断跃上新的台阶。此时公司股东间利益纠纷却日益严重,发展到干扰企业正常运作的地步。内资不振,拒绝外资导致公司资金严重不足的现状在发展中日益突出,公司经营每况愈下。
如何看待外资的进入,如何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始终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从1904年就在明府城的地盘上上演着。明府城这块土地思考的不仅是人文文化,还有深层次的经济文化,直到四十年前,我们的改革开放思考和践行的仍然是这些问题。区别在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把握住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策和策略纳入这个方向之下,就有了不同于刘恩柱的勇气。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百年的思考呢?诚然,两个时代,也有时代的差异,刘恩柱面临的问题是积弱图强,当代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民族复兴。当不同的思维注入这个古老的经济课题,答案迥然不同。
当年的济南电气公司熬不下去了。1934年韩复榘政府接管了这家公司,遂增添一台5000千瓦的发动机,到1937年济南电灯用户已达15000家。纵观这一段济南电力发展史,它的兴衰不是以社会生产力为出发点,完全是企业自身经营,缺乏的是国家的保障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从国民经济发展出发,着眼于强国的国家经济建设。1962年设立黄台发电厂,走向了济南地区电业的现代化历程,明府城从电灯房到电气公司的历史得以终结。后来西城的电气公司遗址更改为山东工业展览馆。而曲水亭街的电灯房遗址已不可寻,只在济南的电力发展史上留下一抹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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