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犯从业禁止应是“基本保护线”
5月30日，济南市人民检察院通报济南首例性侵从业禁止案：犯罪嫌疑人宋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同时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3年内从事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教育、培训类职业（本报今日A04版有报道）。与此相关的是，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主任郑新俭29日表示，性犯罪重犯率比较高，有必要推行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开制度。
司法实践表明，减少性侵罪犯对易受侵害对象接触的机会，可以挤压他们再度犯罪的空间，相应来说，这也是对易受侵害对象，特别是未成年人最实在的保护。
类似的保护机制即是性侵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制度。尽管确立这样的制度已经具有某种共识，但是仍然存在职业歧视和社会歧视方面的争议，还未真正转化为司法共识。
同时，在司法方面从业禁止的法规也存在明显的短板，主要依据是《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七条之后增加了一条“从业禁止”，即“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首先，这一依据既宽泛却又狭窄，如性侵犯罪人员是从业禁止的对象之一，但又受限于“利用职业便利”等情形的限制，这意味着严格按照这一规定，一些普通的性侵犯罪人员不能给予相应的限制，作为制度会存在很大的漏洞。其次，可操作性不强。它是赋权人民法院裁量决定，而不是法规条件式的刚性尺度，包括给予禁止对象、禁止从业范围、禁止期限等等，都充满弹性，边界太模糊。此外，这种司法宣判式的从业禁止，还缺少相关职业从业准入限制法规的配套，从而缺少现实落实的合力，并不适合于当下预防性侵害特别是未成年性侵害前置保护的需要。
性侵罪犯从业禁止应是一项基本的保护制度，而不应视为对性侵犯罪人员附加的惩处，即便是司法基于预防需要对犯罪人员权利约束的延伸，也是遵循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优先的原则，可进一步消弭其中的争议。在此基础上，应加快相关立法，完善细则，特别是确定性侵犯罪人员必须禁入的职业，并赋予行业审查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制度上的同一尺度。
同时，由司法机关建立统一的性侵人员犯罪记录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为全国范围内相关职业机构提供查询比对，并据此加强与未成年密切相关职业人员的从业核查，督促制度落实，形成禁止与执行封闭的回路，而不是简单的信息公示——既合理地限制这类人员的权利，又保护他们的隐私，让他们在受限范围之外找到适当的生存空间，以避免伤害扩大化。 （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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