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昨, 那些读报的日子, 郑寿亭
1974年，正值“文革”后期，我们厂的维修车间分成了几个维修组，我们组在锅炉房旁边的两间平房里。王根海、吴乐祥、刘成康3位师傅，加上我，共4人。王师傅是组长，吴师傅学历高，刘师傅岁数大，就我年轻，他们推举我当学习小组长，负责每天班前1小时的政治学习，主要是从报纸上挑一些批林批孔的文章，给大家读报。
我的师傅们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我读报时，他们听着听着就闭目养神了，让我觉得特没劲。刘师傅住在幸福七村，家有自留地，早晚得干农活儿；他家离海边也近，赶上潮水合适，还要去赶个小海。所以，学习时，他常常疲惫地打瞌睡。有一天，我们选学报纸的标题是“坚决批林批孔，迅速掀起揭、批、查的大潮”，我用了半个多小时才念完了那篇文章。结束时，组长王师傅说：“老刘，寿亭念了那么长时间报纸，你都听到了什么？光睡觉不行啊！”刘师傅懵懵地睁开眼，不服气地说：“我怎么没听？今天学习的主要内容，不就是借皮衩吗？赶海遇到退大潮时，根本就不用穿皮衩！你们还借什么皮衩？学了半天，还不一定有我明白赶海！”几个工友一听，顿时笑得人仰马翻。刘师傅的“借皮衩”在我们这儿从此成了典故。
那年夏天，厂里的张德山书记带领我们3人去北京电池厂，参观学习技术革新的电池生产线。张书记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负责参观学习期间的政治学习。去北京途中要到济南转车，车厢内拥挤不堪，政治学习的事儿只能作罢。在北京，每天晚上回到旅馆，张书记在做当日小结时，找来《北京日报》刊登的批林批孔文章，由我读报、做记录。那时的企业都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北京电池厂的同行们把技术革新的电池生产流水线图纸及资料，毫无保留、无代价地给了我们厂，这是我们此行的最大收获。可回来我奉命写书面汇报时，北京同行如何抓批林批孔却占了很大的篇幅，这种形式主义的痕迹，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1976年秋天，我随原地区环保办公室的领导去基层调研。带队的领导告诉我，要着重记一记企业结合揭批“四人帮”、处理“三废”方面的情况。我们去了黄县（今龙口）的一些企业，接待我们的厂长、经理果然把揭批“四人帮”与“三废”综合利用结合起来，个个讲得头头是道。调研结束、准备离开的那天上午，黄县环保办的人又安排我们去了城东南的一个公社窑厂，这个窑厂主要生产红泥花盆。厂长热情地迎出来，照例汇报了如何抓揭批“四人帮”、促生产的情况，我也照例做了记录。离开窑厂时，我们每人花了4元钱，买了两套次品红泥花盆。事后，我提交了调研报告，领导看后，把到窑厂的那一段给划掉了。后来得知，那天去窑厂，其实只是大家想买几个红泥花盆而已。
虽然这一路走来的政治学习经历，不乏形式主义的窠臼，但我个人感觉还是有收获的。别的不说，单单是经常抄报纸，就让我练了一笔好字，文字水平也有进步，这都为我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经历什么样的时代，是个人所无法选择的，但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却是个人可以做主的，忠于职守、恪尽本分永远都是值得遵奉的人生信条，而对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历练更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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