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的革命岁月
□易天枢
岁月如流,人生总有些事情,会让人难以忘怀。
1938年,我在贺县(今贺州)中学读书。次年秋季开学,未见教英文的高保秋老师前来授课,同学们纷纷猜测这位经常组织大家举行读书心得体会活动的老师怎么就不辞而别了。后来,据学校说高老师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故将其辞退了。当时,我和同学们很想念这位讲授英文语调抑扬顿挫,且平易近人、思想活跃的老师。
贺县中学毕业后,我便考取了交通部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桂林分处。在桂林学习期间,一天,我到一家书店看书,忽觉有人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你是阿枢吗?”我抬头一看,迎面是一张熟悉的面孔,正是分别多日的高保秋老师。我使劲地拽住他的手,师生邂逅,彼此格外高兴。一番畅聊后,我得知他就在这家书店工作。当时,桂林是广西省政府所在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设在中山北路14号。之后我才知道,高老师以这家书店作为掩护,专门从事运(投)送往广西各地的进步书刊。我在校学习之余,也常去高老师处帮搭把手,师生交往愈深。
交技所毕业后,我被分往百色电报局工作。那时,广西的交通还很落后,从桂林前往百色,需从桂林乘汽车到柳州,再转乘汽车到南宁。当时,南宁至百色的简易公路被洪水冲断,只有乘坐吃住均在船上,被形容为“蚂蟥电船”的狭小船只,沿左江、右江缓慢航行,多日才能至百色。由于需限期内到百色报到,幸得高老师帮助,托熟人帮我买到了从桂林至柳州再至南宁的联运汽车票。
百色,曾是邓小平领导红七军举行“百色起义”所在地。我在百色电报局工作期间,高老师每次运送书刊到百色,都到我处作为落脚点。高老师每天的食宿均在我的宿舍内。有人向我打听高老师,我便回答“他是我的亲戚,经商做生意的”,以此作掩护。
高老师运到百色的进步书刊由我保管,我也时常拿一些出来阅读,受其熏陶,但也因此遇过险情。当时,百色电报局的一名会计进入我的房间,抬眼看见了我的桌面放着一本斯大林讲话以及一些苏联进步书籍,恰巧我与一位业务员谈论书中内容也被他听到了。后来,这名会计便找当时的百色电报局局长杨载琦告密:“易天枢有赤色嫌疑,利用通信便利从事破坏活动”,试图挑事生非。
好在杨载琦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开明人士,听我阐明事理后,他即对那名会计说:“年轻人看一些书刊是正常之事,不要乱扣帽子欲加罪名,此事到此为止。”解放后,杨载琦在南宁市邮电局工作直至退休。“文革”期间,我蒙冤被造反派调查,他们找到杨载琦,要其出具关于我的相关材料。杨载琦客观地讲述了我当年接受进步思想和行为的这段真实经历,此份材料至今仍留存在我的档案中。是年,高保秋老师得知此事后,叮嘱我一定要谨慎行事。
1947年,高保秋老师运送进步书刊时,在南宁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捕后,高老师受严刑逼供,但他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这个情况,我是在接到高老师的爱人来信后才得知。高保秋的爱人是一名小学教师,她在来信中告诉我,高老师入狱时穿着正是我在百色时送给他的棉衣。她希望我能寄一些钱,接济与高老师一同被捕的同志亲属。当时,我便尽自己能力将省下的钱,化名为“易耀环”,每月寄钱给高老师的爱人。
1946年,我调到梧州电报局工作。1948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提出释放政治犯,高老师方得以出狱。高老师出狱后,又到广州继续从事运送党报党刊工作。
岁月荏苒,经受历练的师生关系愈发彼此信任。此后,高老师到梧州又找到我处作为落脚点。当时,他运送的刊物为《每月论坛》,是广东中山大学的地下党刊。我与高老师将一些进步书刊放到梧州九坊街一个书报摊内,这个书报摊位于当时梧州高级中学、梧州初级中学学生的过渡渡口,摊主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藉以转送或售给梧州高级中学、梧州初级中学的一些进步学生阅读。
1949年,梧州临近解放,中山大学地下党刊《每月论坛》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危急时刻,高老师通知我赶快将刊物转送出去,我即以工人身份,亲自到梧州高级中学将刊物转送给“地下学联”的何国元(梧州人,曾任南宁市政协主席、富川县委副书记等)等进步学生。
解放后,我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并就职于广西邮电系统。
后来,高保秋老师在“文革”时期去世。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回顾高保秋老师引领我走上的革命道路以及70年前结下的革命师生情谊,令我至今犹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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