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半碗稀饭说起
□陈奇
十几年前，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在“老院”和保姆一起生活。
一天，我去看望她。发现老人家正端着碗一会儿看看喝剩的饭，一会看看保姆的脸色，似乎很作难。当她看到我轻手轻脚出现在她眼前时，不禁两眼放光，欲言又止的样子。
还是当儿子的我了解老娘：碗里喝剩的稀饭，又凉又沥，就不愿再喝了。倒掉，怪可惜的，更怕那保姆老妪给她脸子。
“娘，看见稀饭我就想喝，这半碗玉米粥让我喝了行吗？”
“中中中，俺小喝了吧！”
我接过母亲手中的碗，扬起脖子一饮而尽。母亲乐了，保姆笑了，我也像完成一桩神圣使命似的。稀饭到胃里还凉凉的，可心里却热乎乎的。
嗣后，和人谈起这个事儿，他们不解地说：“这年头好饭好菜吃剩的还倒掉呢，八十多岁的老人喝剩的半碗稀饭更应该倒掉了。你已是著名记者，资深媒体人，工资又很高，会过得太很了！”
我说，我喝的虽是母亲喝剩的稀饭，可觉得又不是稀饭，而是一种儿子对母亲的尊敬和孝道。因此说，也只有母亲喝剩的饭，我才能这样做。
近读《大众日报》著名记者、资深媒体人逄春阶先生发表在《党员干部之友》杂志上关于阐释“色难”的署名文章，使我反复看了几遍，感受颇深。他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好与贤已者的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逢先生又引《小戴记·典礼》所云：“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意思是能在无声中体会到父母之意，始是孝。由此可以看到，古人所说的“孝”，恰恰不是有好吃的让老人先吃，有好穿的让老人先穿、好房子让老人先住等才是孝。他们认为真正的孝、大孝，必须要有“敬”。对老人和颜悦色，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假装出来的。“色难”是心难，是态度难。
敢于把母亲吃剩的饭吃下去，如若是在演戏，那就距“孝”字有十万八千里了。母亲在进入老年，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在其几个子女中，她乐意跟着我住，我想原因之一就是我能乐意吃下她老人家吃剩的饭菜。没雇保姆之前，母亲在我家居住时，一家老小四世同堂同桌共餐。妻子为母亲盛在碗里的饭，和大家同样是满满的。可母亲能吃完的时候不是太多。我一般都靠近母亲坐，老人家吃喝后，碗里无论剩多剩少，我都端起来吃了。母亲总是很开心，从不为吃剩的饭发愁。可有一次我出差几天归来，打扫客厅的卫生时，在母亲常坐的沙发旁那个大立体空调后面的墙角处，发现了一些吃剩的馍、菜、酥肉疙瘩等。我立时就明白了：这应该是母亲所为。因这几天她吃饭时没有我陪伴，坐在沙发上吃饭时，吃剩的怕孙辈们不乐意吃，无奈之下，只好悄悄地抛在墙角的旮旯里。我一边不动声色地悄悄打扫，一边自责自己出发时没能叮嘱妻子适量给母亲盛饭、盛菜，多询问老人家的饮食需求。
孝敬父母等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古至今，对“孝”字的关注阐释者甚多。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对于“孝”字，我感受颇深。我不能说自己就是一个孝子了，但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都在向着争当孝子的路上努力前行。本文开头所讲，敢于把母亲喝剩下的饭一仰脖子喝下去的人虽为数不多，可我并没有认为这就是孝，更没有认为这是“大孝”。而是认为儿子孝敬母亲，应敢于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当然付出生命孝母的情况事例不是太多。但正常情况下，在物资钱财上，在时间精力上去孝敬母亲，我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且说1959年我5岁时，我和一个穷孩子到一棵巨大的老梨树下去玩耍时，偶然间发现了大树最顶尖上茂密的叶子下面，有一个梨子得以侥幸成熟。连成年人都很难攀爬的大树，我一个小孩子找人打膀梯，舍命上树，冒着很大风险，终于取下梨子。我欣喜若狂，手里的梨子端详半天之后，虽馋得流口水，可认为只有送给母亲吃，才最有价值。回家找到母亲献上梨子，她惊喜询问梨子来历，我一五一十说明情况，母亲惊心动魄，难过之极，自己坚持不吃，让我吃下去，增加点营养。我坚持非让母亲吃下不可，母亲被我缠得没办法，只好吃下梨子。够个梨子能孝敬母亲，使小小年纪的我充满成就感。于是，我便坚持天天到梨树行里去玩耍，瞪大眼睛，仰着脖子搜索被主人遗漏的梨子，盼望还能找到梨子，再次孝敬母亲。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又在另一棵大树上发现了梨子，可这一次发生了意外，爬到树尖上取梨子时，险些坠落，肚子皮挂了一拃多长的大口子。
一晃十来年过去了。1971年，十七岁的我进工厂当了工人，三年学徒工，每月工资18元，可我留下６元的馍票，６元的菜票，１元的理发、牙膏等零用钱，就把所剩的５元钱一把交给母亲，为的是让她过日子少作些难。在学徒的三年里，我几乎从未买过衣物，把厂里发的工作服当成新衣服下了班穿，而把自己参加工作前所穿的破烂衣服洗洗补补当工作服穿。到了1979年，25岁的我要结婚了，还穿着平时穿的旧衣服，腰包里掏不出买身衣服的钱，未婚妻不解地问，我上班８年来攒的钱呢？我无言以对，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在她再三追问下，我才讲了刚参加工作时，工资低，省下点钱交母亲贴补家用。后来工资涨了些，除继续交给母亲一些外，每年省吃俭用能攒下百十块钱。1976年初，我咬咬牙花100多元钱买了块新手表，可还未戴半月，在部队当兵的三弟给我来信，说战友有不少人戴了手表，他也很想戴，却没钱买。我一咬牙从手腕上捋下表，给弟弟寄走了。又过两年多，我才又攒够钱买了块手表。到结婚时，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只有身上穿的旧衣服、手腕上的手表和所骑的一辆“白山”牌自行车。婚房更别提，父母都长期租房住，我更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未婚妻苦笑着说：“我真是犯傻了，我是家中独生女，父亲在城郊是老队长，母亲是烟厂老工人，我是地区国营企业职工，给我介绍的对象有军官、有干部、有文化工作者，论家庭、论人才、论富裕都比你强，怎么就单单看上你这个光腚猴了？”话题绕远了，不说这些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且是带着工资上大学。家里经济条件一天天好转。周六周日，其他同学都或休息或游玩，我却去一些单位采访写稿。不但使所学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而且由于写作水平大大提升，所写新闻稿件几乎百分之百被多家新闻媒体采用，稿费虽不高，一篇稿三元、五元、十元八元，每周挣稿费少则三五十元，多则六七十元，一个月挣稿费三五百元也是经常的事。这样，我把单位每月给我邮来的八九十元工资原封不动邮给妻子、孩子。所挣稿费供我生活和用于上学开支外，还能剩个二三百元。这些钱我则主要用于孝敬母亲和外祖母。
记得我上学第一学期，就给母亲买了一台14英寸孔雀牌黑白电视机，使母亲在很多家庭都没电视时，便较早地看上了电视。再后来，我又给母亲买了高档大床被单，给父亲和姥姥买了鞋子，给姥姥买了海绵床垫等。有一次放暑假，我回到菏泽先到母亲住处看望她，大包小包吃的用的给母亲的、外祖母的东西都留下来，鼓鼓的大包就瘪下去了。和母亲说了一阵子话，夜已很深了。告别母亲时，我又从兜里掏出1200元钱塞到母亲枕头下面。母亲一见到这么多钱，不但没喜反而担心起来：小二，你在外地上个学，咋会有恁多钱，又给我和你姥娘买这买那，又给我这么多钱，这是咋回事？千万甭犯法啊！看母亲疑虑重重，我笑了，说：“娘，你放心吧，我没偷没抢没犯法，这些钱都是我写稿子挣来的稿费积攒下来的。”母亲这才放下心来，手握着钱，两眼蓄满了泪花：“我的儿唉，你学业这么紧，却又写稿又挣钱，想着这个，惦记着那个，给一家老少买这买那，可我很少见你穿件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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