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中国留美幼童项目及其失败③
遗恨
1873年6月份，李恩富等第二批官生从上海乘船出发，一周后抵达日本横滨。这次乘船和在日本的停留，让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了轮船蒸汽机和地上跑的冒着蒸汽的“火车”。他们发现，日本人也崇拜孔夫子，但这不妨碍他们学习西洋的东西。
其时已经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五个年头。这些来自中国的孩子无从了解，他们所见的是一个正朝着欧美工业化奔跑的明治日本，是一个迅速超越中国而蓬勃发展的新兴帝国。
而就在此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刚刚亲政的同治皇帝于6月29日首次接见了六个国家的驻京使臣，包括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以及来自“同文之国”的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副岛种臣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和中国互换1871年9月中日签订的《修好条规》，此外也有打听北京对台湾和朝鲜的政策的任务。
此时，日本除了开始谋求侵占琉球、染指台湾之外，国内也出现了西进“征韩论”等声音。而鉴于中国与朝鲜之间紧密的宗藩关系，日本不得不先弄清楚中国的态度。为此，在朝日江华岛事件爆发之后（笔者注：1875年9月20日，日本军舰“云扬号”突入朝鲜江华岛水域，遭到朝军炮击，双方发生交火），日本政府派遣森有礼为新任驻华公使赴北京讨论朝鲜问题。
森有礼（1847-1889）肖像。图片来自大久保利谦编：《森有礼全集》（东京：宣文堂书店，1972年），第1卷卷首。
森氏倾力于日本近代启蒙教育，1873年（明治六年）从美国回国后和福泽谕吉等人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明六社”，推广启蒙教育。1885年担任伊藤博文内阁的首任文部大臣，协助伊藤博文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1889年2月11日也就是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当日遇刺身亡。森氏被称为“日本现代教育之父”。
森有礼1847年生于鹿儿岛，1865年赴伦敦大学留学，后转赴美国。1870年出任驻美少办务使，后任代理公使。1873年7月归国后出任外务大丞。1876年1月抵达北京的时候，森有礼刚刚30岁。在北京同总理衙门五六十岁的大臣们辩论了几个回合以后，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在给父亲的家书中抱怨说：“清国政府于百事固守旧例，改进之道颇为暗淡，谈事之时，甚为不便。”
接着，森有礼奔赴保定的直隶总督府拜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月26日，森李二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其中就中西学问以及留美幼童教育项目做了一番谈话：
李问：中西学问何如。
森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答：五分尚没有。
李问：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森有礼秘书郑永宁答：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
森答：敝国上下俱好学，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已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
李云：久久自有。
森云：在美国时，识得贵国容闳、曾兰生二人，极有学问。
李答：容闳现派驻美国钦差大臣。
森云：极好。
李云：曾兰生现调回天津当委员。森大人过天津可以访他。
森云：在美国见许多中国幼童，均极聪明。
李云：是遣去外国学习的。闻他们尚肯读书。
森云：这起人长大学成，将来办理国事，是极好的。
森氏对中国留美幼童项目十分欣赏，认为假以时日，幼童们长大学成，堪当大任。却不知仅仅五年之后，这一项目便戛然而止，所有中国幼童被召回国，多数没有完成学业。又过了四年，1885年日本出现“脱亚论”，继而在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中彻底击败中华帝国，取而代之成为东亚最强的国家。
1881年秋，第一批留美学生归国抵达上海。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留美一期的容尚谦回忆说：
我们登陆后，在士兵的监视下走进了围着城墙的上海城，然后被赶进了一所学校里，这所学校已经弃用很久了。每个人分到了两条不带褥子的光木板和一张肮脏的棉被，一英里开外都能闻到这些棉被的霉味、潮味和臭味。一队士兵把守着大门和各个门口，以防我们出去和朋友和家人取得联系。更可恶的，是略着官服的小官吏粗野轻蔑地对待我们。我们都穿着洋装，因为没有钱去买衣服换下来。我们这整批人手里没有一个铜板。我们就这样被他们像野蛮人一样对待着。
我们的伙食糟糕透顶，简直连猪食都不如。我们只好拿住负责我们伙食的人问罪，因为我们听说他从我们的伙食费里尅扣了50%，厨子又从剩下的部分里尅扣去50%，这样我们每天只能得到25%的也就是5分钱来买吃的和做饭用的东西。这个负责伙食的人听到我们的抱怨后，把厨子叫来，当着我们的面说：“这伙家伙抱怨伙食不行，你去给他们多撒上点儿盐，这对他们就够了。”
两段话道出了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人材的尴尬：留洋十载，学富五车，但在天朝地方小吏的眼中一文不值。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到1881年这场留学运动以失败告终时，中国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多大变化，地方上戕害传教士的教案仍然此起彼伏。
1897年，山东巨野县发生杀害德国传教士的案件，最终演变成德国逼迫清廷租借青岛的局面，为日后日本占领青岛以及一战后的“山东问题”埋下了历史伏笔。1899年，这种排外的势头演成更为剧烈的义和拳运动，杀害传教士、围攻外国使馆等等，八国联军藉此侵华并占领北京，逼迫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之《辛丑议和条约》。
当然，这些教案的造成，首先是诸列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但就中国社会内部而言，如何理性地应对待外来宗教和文化的冲击，避免不必要的重大代价，也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后来，这些学生得到了容闳在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好友徐润的帮助，每人拿到30美元，买了衣服换洗，也有了新的床上用品。不久，他们被分派到了各地，散布在了四万万人之中，犹如一粒粒的米粟，卷入了茫茫大海。
他们中近一半的人加入水师，在嗣后的中外海战中，的确有不少人葬身大海。例如三年后，1884年8月23日到26日，中法两国海军在福建水师基地马江入海口进行了一场战斗，有6名留美学生参战：邝咏钟、杨兆南、黄季良、薛有福、吴其藻和容尚谦。吴其藻和容尚谦生还，其余四人战死。
容尚谦是在其所在的“扬武号”旗舰被法军击沉之后，游到岸边获救的。后来，他被任命为广州水师巡洋舰的导航中尉和提督余鸿飞的旗舰的中尉。在“广甲号”上，容尚谦结识了二副黎元洪，黎氏后来成了民国的大总统。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之前，容氏被任命为南洋水师巡洋舰“环泰号”的舰长，但战争结束后他就以家庭原因辞职了。
容尚谦远在南方，没有被卷入甲午战争之中，但他的一些留美同学却在北方海战中为国捐躯了 。1894年7月25日中日海军黄海之战，方伯谦为管带的“济远”舰的大副沈守昌，在该舰驾驶台脑补中弹后当场牺牲，时年29岁，是留美四期学生之一。
当时参加海战的留美学生还有邓世昌的“致远”舰上的帮带大副陈金揆（留美四期）、“定远”舰参谋吴应科（留美二期）、“广甲”舰帮带大副宋文翙（留美二期）、“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留美三期）、“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家祥（留美三期）、“广甲”舰舰长吴敬荣（留美三期）、 “广丙”舰帮带大副黄祖莲（留美四期），以及蔡廷干（留美二期）、王良登（留美三期）和吴其藻（留美四期）。
1894年9月17日，中日黄海激战，“致远”舰遭炮击沉没，陈金揆落水殉国，时年33岁。1895年2月初，日军攻占北洋水师威海卫基地，黄祖莲血战阵亡，时年32岁。
日本描绘甲午战争末期威海卫之战的木版画《威海卫大攻击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2721274。
在这两场海战中，中方的管带人等大多出身于福建船政学堂，方伯谦、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曾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或到欧洲参观访问；而他们的对手、日本舰队的指挥官，诸如坪井航三、河原要一、东乡平八郎、上村彦之丞等人，也都是留学欧美的人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日留洋人才之间的一场对决，中方最终惨败，朝廷培养的精英人才死的死伤的伤，不得不把东亚制海权拱手送给了日本同行。
后浪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去了美国，还送给美国很多书。不知道在美国的日子里，李中堂可曾想起二十多年前的留美幼童，以及一夜之间把他们召回的旧事？李鸿章大约是晚清最孤独寂寞的政治家了，后来八国联军侵华，他被迫再次出山，在和各国签署了《辛丑议和约条》两个月之后，与世长辞。
1901年9月7日《辛丑议和约条》上李鸿章的亲笔花押
根据《辛丑议和约条》，中国向美国等国家赔款4.5亿两白银。1905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知悉美国政府得到了多余的赔款后，开始敦促美国返还余款，此事得到了当时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的支持。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同意将多收的1700万余美元退还中国，方法是成立一个“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自1909年起支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为了考核和选拔学生，清廷设置了“游美学务处”并附设一所“肄业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地点选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1911年竣工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后来的校训以“自强不息”为首款，实在与其承载着的历史有着莫大的关系。
自1909年到1911年清朝倒台，“庚款留美项目”一共支持了三批学生180人，绝大部分是和三十年前的留美幼童一样，分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内学习，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等，也有部分到了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伊利偌伊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
那位从美国手里把钱要回来的梁诚，究竟是何人物呢？他是1875年抵达美国的第四批幼童中的一名，当时名叫“梁丕成”（Liang Pe Yuk），就读于麻省菲利普安道沃尔学校（Phillips Andover Academy）。恰是由于他在1905年至1908年间的不懈努力，清政府才得以再次选送优秀学子赴美留学，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因果，也算是自曾国藩、李鸿章、容闳一干人而起的、不那么让人高兴得起来的薪火相传了。
梁诚（1864-1917）摄于19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5687219。
梁诚1885年随着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1837-1900）出使美国，担任参赞等职务。梁诚的顶头上司张荫桓是晚清中国少有的通晓洋务的外交人才，曾赞成戊戌变法，1900年清廷高层担心他和外国势力联合起来重新做改革，在将其发配新疆后在戍所杀害了他。1900年清廷还将通晓洋务的曾经出使法德等国公使的许景澄杀害。清廷本来就没有多少知晓欧美外交情况的干员可用，结果自己还先左杀右斩了一番。
梁诚在美国运筹斡旋之时，正是袁世凯在中国政坛崛起之时。袁氏重用留美幼童群体，相当于站在他们背后的第二个李鸿章，后来成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就曾得到他的大力提携。到了民国，已届中年的留美幼童们终于一展身手，在政界、外交、商贸、工程等领域都留下自己的印记，著名的有梁敦彦、詹天佑等。
受“庚款留美奖学金”资助的这三批学子，经费是由美国方面提供的，所以虽然中途清政府于1912年2月彻底倒台，但他们都在美国大学完成了学业。三批180人绝大部分回国工作，改善乃至奠定了所在行业的技术和知识基础，堪称一代骄子的有梅贻琦、邝煦堃、竺可桢、胡适、赵元任、梅光迪等人。
1949年以后，因为全球冷战的关系，中美之间的高等教育交流彻底中断。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但教育交流并未纳入日程。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十天后，亦即1978年12月26日，中国紧急选拔的第一批52名技术人才，每人怀揣国家发给的50美元途中应急旅费，从北京起飞经法国前往美国进行学术访问。这时距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已经百年有余。
这批人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并不读学位。领队是清华大学机械系的柳百成老师，时年45岁，他在威斯康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了两年，系铸造及材料加工专家，1999年晋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据新华社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包括留学美国的在内，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
开放
民国年间，中国出洋留学的人不在少数，很多高官显贵也送子女去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国家留学。不过很多人都只是混一张洋文凭，并无真才实学或者报效国家社会之宏愿。
1933年前后，上海报人、掌故名家郁慕侠批评过一种“镀金博士”，“一班专鹜虚名、不求实学的外国留学生，到外国去厮混了几年，骗到一张文凭和一顶方帽子，神气活现的归来，足以摆摆威风，骄骄妻子，倘使要试验其实在学问，可谓一点儿没有，时人称这类留学归国的学生叫“镀金博士”，可谓慨乎其言之了 。每年到东西洋各国求学的留学生，不知道有多少，可是希望他们学成归国为国家、为社会而服务的，简直不多见，要想造就些真正道地的赤金博士，更如凤毛麟角，大多数只带着镀金博士的头衔而已” 。后来，钱钟书写了本小说《围城》，男主角方鸿渐就是这种镀金博士的代表。
作为“赤金”留学生的代表，留美幼童的存世者们则举行了最后一次聚会，时在1936年。用长时段的眼光去看的话，留美幼童计划并非彻底失败了，因为这批人回国后实在地为国家社会服务过、贡献了，然而就当初曾李设定的大计而言，却也有天壤之别。
1936年留美幼童CEM boys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共11人参加，平均年龄76岁。11人中有8人身着长袍马褂，3人身着西装。图片来自Thomas, E. LaFargue的专著China”s First Hundred.
当年，留美幼童学习的都是技术性理工专业，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看来，那是中国最需要改进的领域，“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 。幼童们大多长成了像詹天佑这样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李恩富这样最弃理从文最终成为记者和报人的极少。
这一现象或者说“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在第三波赴美留学潮中，中国学生们仍以学习工程科技为主，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云、生命科学等等最前沿的学科。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这是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这些知识和范式在中国本没有，需要从欧美习来。即便在社会学科和人文领域，也有许多是我们没有的，比如政治学、国际法、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乃至笔者所在的历史学界，如今从行文写作到注释标准，也都是舶来的。
我们今天提到“开放”二字，多数时候想的是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开放”。其实这一过程从19世纪晚清就开始了，如果就数学、几何学、球面三角学、制图学、天文学等等而言的话，这个中外交流的进程则要上溯到至晚宋元时期一直到清朝初期即17世纪初。
此一开放的进程，从总体上看，是中国融入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过程，既然如此，接受这个秩序的话语也是势所难免。但与19世纪中期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不同，中国的开放从未试图以欧美模式全方位替换本土模式，而是采取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办法，本土文明虽然也遭到过知识精英的质疑和批评，但总体而言，仍较好地保存了下来。
今日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旧走在鸦片战争以来开启的现代化的道路上，仅就发展得好的经济而言，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本质上仍属发展中国家，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属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也是为什么直至今天，我们仍旧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仍旧需要与海外教育体制保持相对稳定的、有活力的沟通。
近些年也颇有另一种声音时常出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丧失的自我的文化太多，需要从所谓“儒家文明”或者“国粹”中萃取精华，于是纷纷成立名目各异的“儒学”、“国学”研究机构，也有以所谓“高等儒学”自命的，以期与西学抗衡，保守自我文明。这种认识，说到底和晚清时候那些反对西学传来的声音，甚或让留美幼童讲习《圣谕广训》，并无本质的不同。持此种认识的人言必文化保护，实则对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刻危机缺乏足够的认知。
这里不是要否定儒学的价值，与道家学说、佛学一样，儒学是伟大的学问，我们不能丢弃，我们也没有丢弃。本章之所以用很长的篇幅来回顾晚清中国留美幼童的历史，不外是要呼吁中国对外交流之门继续敞开，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关起门来，更不能沉迷于“国学”而两耳不闻窗外事。中国现代化实属未竟之业，不论现还是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都需要更多有世界眼光、足以与世界对话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不是靠沉醉国学就能产生的。
在他那篇争议性的小文《少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中，复旦大学的唐世平教授有个观点：自说自话自我吹捧，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国际话语权；相反，你需要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关注别人的关注。对此，我深以为然。不过，对其“削减中国历史”的方案，我并不认同，因为一个真正读懂了中国历史的人不会不明白继续开放的道理。这其实也是我个人对多年的中美教育经历的一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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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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