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名士1904年,王鸿一创办自新学堂,并立状:如果他们再行抢劫,则愿以身家作保。“义民”首领杨占先、冯金銮等率众入学。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了正当职业,成为造

大众日报 2019-08-31 09:49 大字

王鸿一菏泽一中鸿一湖山东大学堂教职学员合影□本报记者于岸青

在菏泽市第一中学新校园里,有个人工湖,名叫鸿一湖。夏日炎炎,湖中莲叶接天,生机无限。湖边立碑载明,鸿一湖是为了纪念菏泽一中创办人王鸿一先生而命名的。

菏泽一中始建于1903年,是山东省不多见的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学。百多年来,菏泽一中为国琢育人才50余万,不言甘苦令世人赞叹,而这一切皆始于“开创鲁西南现代教育先河”的王鸿一。

秀才上了山东大学堂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秋天,在济南府去往泺源书院的路上,从西面走来了一个两眼炯炯有神、身材健壮的青年男子,提着满是书经文牍的箱笼,到山东大学堂(不久后更名为山东省高等学堂)报到。

这位青年男子名叫王朝俊,是濮州沈口里刘楼村人(今鄄城县张志门乡刘楼村),别号鸿一,后以别号行世。

刚刚开办一年的山东大学堂这时招生不易。虽然山东巡抚周馥规定,学生要从省属各府、直隶州中学堂的优等生中选拔,但科举未废,很多人还迷恋功名,不愿进新式学堂,有的地方官对新式学堂也有不同看法,推荐学生消极。周馥抓住荣成县保举学生不力,撤了知县的职,各县才陆续举荐。最初几届保荐生均从科考得中的廪生附生贡生中选出,年少时丧父、家境贫寒的王鸿一得中乡试第一名,经州县保举,来到济南的新式学堂。

梁启超有言:“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让中国有识之士觉醒,并开始从制度上重新认识清王朝。1897年,在王鸿一的家乡爆发巨野教案,吓破胆的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与德国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帝国主义利用教案强占中国领土、掠夺权利由此而始。

身为菏泽人,王鸿一将清政府腐败无能、节节退让、无力抵御外侮的形象尽收眼底,家乡苦难人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凄惨景象更是历历在目,王鸿一虽受封建教育,却有着强烈的改变封建现状的愿望。

在山东大学堂里,王鸿一耳目一新,他对来自西方的民主思想、科学知识,以及西式的教学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是他过去20多年点灯熬油苦读四书五经所未曾见过的。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些知识,用心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乱世需重典,沉疴用猛药,是清末名臣曾国藩的治世哲学,王鸿一于此心有戚戚然。一年后,王鸿一的这种理念找到了“同盟者”,也有了同行者,他被选送去日本官费留学。出任山东留日学生监督的候补道方燕年带着王鸿一,包括日照丁惟汾、菏泽宋绍唐、聊城杜坦之、文登丛连珠等55人,同船赴日本留学。这批人成为近代山东最早留学日本、最早直接接受新式教育的人。

在日本,王鸿一入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速成班。宏文学院(即弘文学院)是日本最早专门接受中国公派留学生的学校,也是中国近代留学日本热潮中接收留学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特设教育机关,包括鲁迅、黄兴、陈天华等人都曾就读这所学校。一心寻找救国救民出路的王鸿一此间加入了同盟会。

如果说山东大学堂的学习经历对于王鸿一是第一次思想启蒙,那么加入同盟会就是第二次。王鸿一对于同盟会和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十分推崇,并积极参与了一些革命活动。在那里,他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假期中,王鸿一先后介绍兄弟、同学数人前往日本留学,并结拜十位山东人士,称为“山东十兄弟会”。这些有才多识的热血青年,后来在辛亥革命中都有不凡的作为。

“你们记着,卖大馒头的赚钱”

1903年,王鸿一毕业回到家乡,以曹州官立高等小学教员身份安下身来。

清末,中国积贫积弱,留学生们在日本经常遭受蔑视,这使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激发起强烈的爱国心和自尊心,促使他们觉醒并成熟起来,由此逐渐形成了浓厚的爱国救国情绪,探求救国之路。王鸿一这批学生在宏文学院尽管只接受了速成教育,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跨出国门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推动现代教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是年,曹州的留日学生相继回国。王鸿一立志献身“教育救国”事业,联合留日归国学生彭青岑、张子安等人多方奔走,最终打动了曹州知府丁镗。这位知府大人批准利用地方公款,创办曹州公立普通中学。同年7月,鲁西南第一所新式中学——曹州官立中学堂(菏泽一中前身)正式成立,校址设在曹州佩文书院。

曹州官立中学堂的建立,标志着王鸿一在教育救国之路上打响了自己的“第一枪”。之后,王鸿一一发不可收,在菏泽陆续办起曹州警务学堂、南华初级师范班、师范讲习所、重华书院和保姆养成所等各类学校十几所,门类齐全,惠及儿童、青年、妇女和成人。

1904年春,王鸿一在菏泽城宋隅首创办第一所公立小学堂,学生的宿膳、书籍、灯油、茶水及操衣、靴帽等皆由官府供给,聘请当地绅士邓献璞为坐办(相当于教导主任)负责日常事务,他自己亲任西学教习,兼教数学、理化等多门功课。

新式教育是前所未见的新生事物,加上巨野教案余震犹在,群众传言,学堂是“洋堂”,进“洋堂”的学生就是“洋狗”,有人甚至传言王鸿一为“洋人”,对他藐视不恭,把他所教的课视为异说。王鸿一不介意,他讲天下形势,讲中国的现状,讲中国振兴的前途,目光炯炯,激昂慷慨,催人泪下,使学生们深受震动,无不敬佩。很快,新式教育在菏泽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同年秋,王鸿一又在菏泽东门里成立第二公立小学堂。

在开学或者放假时,王鸿一都要为学生们集体讲话。为使年幼孩童易于理解,他多用譬喻,如讲诚信,他说:“诚信就是内不欺己,外不欺人。校门口有位卖馒头的张二,他既不使水,又不掺假,八个一斤的馒头,每个都够二两,童叟无欺,他的生意很好。有人卖馍不是掺豆面,就是不够秤,结果一两次以后大家都不买他的。你们记着,卖大馒头的赚钱!”

1905年,王鸿一迎来了他的新头衔——曹州官立中学堂监督(即校长)。上任后,他将旧有的教学内容和管理体制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方式方法,学校风气为之一新。他聘请“外教”——日本学者丰田孤寒来校任西学教习,还先后聘请同盟会员张达臣、段扩、李光仪等人任教,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学校师生中弥漫着民主进步的革命思想,成为曹州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

在王鸿一的推动和带领之下,菏泽城乡学堂如雨后春笋,至1908年已办小学70多处,培育了大批社会有用人才,王鸿一由此成为鲁西南新式教育的奠基人。

为“土匪”办自新学堂

王鸿一所办学校中最特别的有三所:一是保姆养成所,专招收女子,类似于现在的幼儿师范学校,理念相当超前,是菏泽女子教育肇始。一是警务学堂,学员除学习文化知识外,还特别学习警务和军事知识,一年后,该校并入保定府武备学堂。另外一个,也是最特别的,当属自新学堂。

清末,鲁西南地区社会凋敝、民不聊生,苛政繁多加之民风强悍,不少人铤而走险,导致菏泽一带“土匪”猖獗。王鸿一同情这群人的处境,觉得他们是不得已才落草为寇。后来,王鸿一曾回忆:“吾幼年每到邻家,睹其寒苦状况,颇感不安。归即代为想法,而无如何。所以当麦秋时,遇有偷窃者不肯揭发,辄故作不见以避之,怜其羞,是谁其饿也?吾生平不愿呵斥他人,亦是此种心理要求,有童年狎友沈某及其同学于某皆因盗丧命,吾心理上,复受有极大感动。”“贫民苦状无过问者,深觉天地间不平之事莫过于此。少年时,每见穷人没有饭吃,便凄然不乐,好像自己的心气受到深恶刺伤似的,常终日以思如何解救之道,慨然以救斯民于水火而自任。”

在王鸿一看来,办自新学堂就是他为“土匪”想出来的救济办法。他认为:“鲁西南土匪是铤而走险式的,只要有了谋生之道,他们马上会敬业乐群。至于那些乘时局动乱,趁火打劫者,只要晓以大义,指明利害,他们自会变成自食其力者。”“土匪也是人,也有伦理观念,他们重义气、重情感,引导他们改邪归正并不难。”

1904年,王鸿一与曹州镇守使商妥,创办自新学堂,并立状:如果他们再行抢劫,则愿以身家作保。活动在鲁西南一带的“义民”首领杨占先、冯金銮、郑金贵、魏克义、刘言等率众入学。王鸿一亲自到校讲课,本着孙中山《心理建设》的教导,对他们晓以革命大义、做人的道理,请教师讲授文化课,传以务农、从工之技。经过一年的教育训练,学员毕业纷纷要求回本乡办小学。他们为办好本村的小学堂东奔西走,不辞劳苦,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了正当职业,成为造福乡里的人。

教育并非万能,依然有“土匪”在乱世中重操旧业,王鸿一也因给学生担保于1908年入狱两年。但谈起王鸿一,不少学生直言其有再造之恩,没齿难忘,王鸿一“杏坛豪侠”之名由此而来。

两次曹州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辛亥革命爆发。身处菏泽的同盟会员中最早知道武昌起义的,是曹州中学文科教习刘汉晨。

10月13日上午,刘汉晨在课余时间去火神庙庙会看戏,在庙会中遇见在镇署教书的私塾先生李汝亮。二人“颇为欢谈”,李悄悄告诉刘汉晨,武昌已经起义,你们知否?又说,镇署有电(报),不愿外边知道。刘汉晨得此信息,急回向王鸿一等报告,王鸿一是曹州同盟会实际上的负责人。大家听说后都很振奋,但又恐此次起义实力薄弱,昙花一现,仍蹈以前覆辙。

不几日,起义详情见诸报章。王鸿一借周末,召集刘汉晨、张子安、彭青岑等骨干,到宋隅首一饭庄聚议如何响应起义。这一提议得到大家同意,具体到曹州如何起义,大伙议道:“菏泽乃曹州治所,各县仰望。欲先声夺人,必联合十一县士绅开一代表会,宣布独立。还需与府署打通,以免临事发生摩擦。知府丁镗较为开明,所虑者镇台张善义,行伍出身,顽固异常,非可理喻,只可威挟。”遂商定,择日召开曹州府属十一县(州)代表大会。

11月5日上午,代表大会在曹州龙厅如期举行,此为菏泽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龙厅会议。

清晨,曹州中学、普通中学等校师生,菏泽士绅、商界代表陆续入场。8点过后,王鸿一宣布到会人数约2000人等后,即派专人去镇署通知张善义参会；并派刘汉晨去府衙面告丁镗明哲保身,勿加干预；同时,杨占先、刘言等带领几十名自新学堂学员在东西街口游弋。菏泽城轰动了。

未久,菏泽县知事李光华带人赶到,言语中意在威吓遣散众人,激怒了青年学生和外县代表。曹县代表王子丰等人应声抗辩,义正词严,声色俱厉。在场的学生也怒不可遏,高声喊打,气氛十分紧张。张善义听说李光华被赶出龙厅后,越发不敢前来,便去找丁镗商议。丁镗也不知所措,只好置上酒菜安抚张善义,并派人来告王鸿一等不可太过威逼张善义。会议一直拖到天黑了下来,众人已是饥渴难耐疲惫至极,张善义就是不来,王鸿一与各界代表商议后,只得休会。刘汉晨当时感怀:“帷幄妙算是书生,临事失胆不英雄。”曹州第一次举义的龙厅会议无果而终,但在当地群众中留下很大影响。

这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地反清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纷纷宣布独立。王鸿一没有灰心,龙厅会议后把热心职员和学生50余人集合起来,组织起革命团体“尚志社”,积极准备,伺机第二次掀起曹州起义,准备独立。到腊月二十(1912年2月7日),尚志社枪支炸药准备齐全,王鸿一与张子安、孙松斋和刘汉晨等商定,推举王鸿一为总指挥,到腊月三十除夕夜举事,由自新学堂学员和红枪会各500人潜伏在东西城厢,只待攻击镇台衙门的炸弹一响,便同时入城,占领镇台衙门,宣布曹州独立。

计划可谓周详,准备亦称齐全,未料,到腊月二十五(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消息传来,曹州二次起义遂告终,尚志社自行解散。

“我们的学校占第一位”

民国初建,万象更新,山东政局较辛亥革命前亦焕然一新。“但以曹州革命人物而论,也算得到报酬。如王鸿一之提学使,张子安之省会议长,宋绍唐之东昌知府。”王鸿一开始了从政生涯。

在提学使任上,他最为上心的就是山东省立第六中学的发展。六中是由王鸿一创办的曹州中学堂和曹州公立普通中学堂合并发展而来,他不避人言,不避授权,先后推荐葛象一、丛禾生、楚宝卿、郭俊卿为校长,历任校长均不负所托,励精图治,使六中成为“长江以北能与之颉颃的学校,只有保定的育德中学,北京的师大附中,以学校为单位,每年每次开学人数与考取人数之比率,在长江以北各中学中,我们的学校占第一位”,琢育人才累累,著名校友包括教育家何思源、水利学家张含英、教育家刘道元等。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宏文学院同学黄兴电约王鸿一协商反袁,被袁爪牙侦知,袁令山东岱北观察使夏溥斋到曹州查办。夏与王是郓城同乡,一见王鸿一,夏便将袁世凯的电令“如事情属实,就地正法”出示。夏溥斋这样做,多少存了几分试探的心思。王鸿一谈笑置之,视死如归。见此,夏大为震撼,收起试探轻视之心,郑重作别后,遂决定回省力保王鸿一,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复命。袁一纸电令没有达到目的,然又无可奈何。

辛亥革命使王鸿一声名赫赫,1918年他当选为北洋政府山东省议会副议长,次年五四运动爆发。5月5日,王鸿一闻悉北洋政府逮捕参加五四运动爱国学生的消息后,立即与山东省议会第二副议长张介礼和山东外交协进会代表,星夜赶到北京,同参众两院山东议员及旅京山东政、商、学各界知名人物,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到警厅和步兵统领衙门安慰被捕学生。

北洋政府则致电山东督军张树元:山东省关系最切,应严加防范,不然人民的仇日举动将会酿成不可收拾之局。6月3日,北洋政府逮捕北京学生数百人,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6月9日,山东省议会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决定举行罢市,以示抗议。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政府终于被迫在6月10日免去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山东督军张树元却要求济南开市。6月30日,山东请愿团胜利返回济南。山东人民在这场运动中表现了坚持到底的决心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勇气,山东省议会不屈于军阀政府压力,坚持力争的明确态度鼓舞了山东各界。王鸿一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

王鸿一由此得罪北洋政府和山东督军,在又一次议会选举中落选。他开始思考从文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注全力于‘村治’与开边事业”

1921年夏的一天,倾盆大雨。济南山东省教育会会场内寂静无声,冒雨前来听讲的人们翘首以待。

他们在等一个28岁的年轻人来演讲。

不一会儿,穿着黑色长衫的梁漱溟走上讲台:“漱溟承教育厅之邀至贵地讲演,是很荣幸的。本来,去年教育厅约过我一次,我已从上海首途,适值直皖战争,火车到徐州就不通行,所以,我又折回去没有得来。今年夏承此约,终究得来,似乎我们今日之会并非偶然!今日在大雨的时候承大家来听,在我对于大家的意思应当声谢!此次预备讲演的题目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此番来济是王鸿一一力促成的结果。经学生陈亚三推介,王鸿一接触到梁漱溟的思想主张,“遽如饮渴之得饮食”,并专程赴京拜访梁漱溟,相差18岁的二人从此结为忘年之交。

在梁漱溟长达40天的演讲活动中,王鸿一始终陪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王鸿一不断同梁漱溟谈起他的“村本政治”思想,并认为当下中国践行“村本政治”最为重要。

王鸿一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上都曾奋力奔走。民国之初,菏泽地区动荡不安,地方经济元气大伤,王鸿一忧心如焚,提议设立曹州府善后局,既安定一方,也发展经济,这一建议得到了山东都督周自齐的批准。1911年冬,山东临时省议会通过《曹州府善后局开办章程》五章二十条,特别规定善后经费由省议会全体议决,“每年额定库平银十万两”。在这笔经费支持下,他倡导在曹州所属十一州县内普遍开设草帽辫传习所,采用农业废料小麦秆编织草帽辫,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巴拿马世博会上曾获优等奖,草帽辫技术流传至今。在任副议长期间,王鸿一在济南、上海开办“大东制帽公司”,筹办齐鲁银行,在包头开设电灯面粉公司,还在淄博一带开矿,组织民治社,于烟台、青州、东昌、济南等处,创设渔业、蚕业、棉业、矿业各项试验厂,又由省议会制定单行法规,饬各县成立“劝业所”,鼓励人们发展实业。清末时期同时有着教育家和实业家双重身份被今人熟知的是清末状元张謇,张謇是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第一人,又是“东南实业领袖”。王鸿一实犹如鲁西南之张謇。

为了更大范围地惠及民生,五四运动后,王鸿一在北京筹谋“到乡村去,到边疆去”的垦边计划,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周自齐得知后愿意支持,个人出资派王的学生杨展云、张里元和桑平伯去边地实地考察,行前,他约见三人,对他们说:“你们王老师不会做官,但是他考虑的问题都很伟大深刻,我很佩服他。这次你们去察绥两区是以学生身份旅行考察,我一定打电报给两地都统,请他们关照属下,对你们随时照顾,没有事相求,也不必拜访他们。”他们先后考察了察哈尔张垣(张家口)、多伦、绥远省归绥,最后下了火车坐马车经包头来到了只有几百户人家的五原县,看到这里属河套地区,水源丰沛,地广人稀,确认这里正是开垦的好地方。他们回到北京,王鸿一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设宴接风,请时任山东省长田中玉、前任山东省长屈映光、盐运使夏溥斋等20余人,一起听学生们的勘察垦地报告,后又让他们到济南专门宣讲。此后4年,王鸿一不遗余力为此事奔走,四处筹款,先后有千余户鲁地民众赴五原开垦。王鸿一可称得上是近代垦边之“先行者”。

然而,在鲁西南乡村深耕多年的王鸿一逐渐感到,实业、垦边都不是救中国的根本之道,这时他提出了“村本政治”思想。“村本政治”思想是一种民族自救的本土化尝试,即建设“以村为本位之政治”。在20世纪初内外交困的中国,王鸿一把农村设想为组织生产、基本行政、文化建设的单位,期望逐级实行乡治、县治,进而达到国治,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梁漱溟开始认真思考王鸿一的主张。梁漱溟原本对于乡村状况并不了解,他与农村生活的最初接触是1923年夏天,应王鸿一邀请到曹州中学演讲,其后又屡次到曹州,王鸿一都不遗余力地向他推介“村治”主张。

王鸿一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国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几乎不存在。“中国民族,近年来对于固有文化,不问好坏,一概不信。中国人说的不听,中国的书更是不读,一切文物制度都是请教‘洋圣人’。是我们的信力,全掌握在‘洋圣人’的掌心,你想多么危险。”

“是否可以把他人的东西硬来个活剥生吞削足适履的仿效呢?”王鸿一认为,要“找救我们民族的方法,还是得向我们民族本身上着想”。

与王鸿一的长期接触以及目睹曹州乡村状况,使梁漱溟终于宣告“觉悟”——他相信中国自有能力通过修改自己制度的形式继续生存下去。他现在“敢于相信”王鸿一关于乡村复兴改良运动这类计划,不但能使中国生存下去,而且能使中国残存的“原初”文化获得新生。

后来,梁漱溟在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实践他更加完善的思想主张,史称“乡村建设派”,之后又增辟菏泽实验县,这被认为“仍是王朝俊(鸿一)村治主张的继续”。美国学者艾恺这样评述:“王鸿一终于还是想出了一个乡村改革计划,并最终成功地使梁漱溟转向了乡村重建工作。”尽管王鸿一的“村本政治”思想以及后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没有实际有效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其能在上世纪30年代成为一股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已证明了这一思想的积极意义。

1930年,王鸿一参与兴办已四年之久的包头面粉电灯公司开始发电,然而他却身染重疴,5月病逝于北平。弥留之际,他仍断断续续地说着:“余不惜病躯,仆仆各方,注全力于‘村治’与开边事业,以完吾初志。”

梁漱溟于哀痛之余,赞其为“盖今世之一个真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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