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在青岛：一个德国传教士的惊鸿蝶变（上）
踏入青岛“飞地”
使用卫礼贤之名的理查德·威廉，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德国符腾堡斯图加特。1879年秋理查德读小学时，父母就为他日后的前途做了打算，读一所实科中学，以便接管父亲的作坊。但由于1882年罹患痛风病的父亲过早去世，改变了理查德的命运。为了摆脱家庭困境，母亲决定让他日后从事新教的牧师职业。接受教会资助，是当时德国贫困青年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
1891年，理查德通过了图林根新教神学校的入学补考。 1895年理查德从神学院毕业后，在州教区承担了两个代理牧师工作。 1897年，教会监理会调他到地处德国南部的巴特·鲍尔小镇做副牧师，牧师是克里斯托夫·布鲁姆哈德。理查德视其为精神导师，因为布氏“传授给他一种使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独特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自由精神”；小他6岁的牧师的女儿萨洛莫·布鲁姆哈德（Salome Blumhardt），成为理查德的梦中情人。青年时代的理查德自卑而又敏感，他一直生活在由母亲、外婆、妹妹、教母等女性构成的世界里，18岁以前没有吻过任何一个女孩子。很快，他便与萨洛莫·布鲁姆哈德坠入爱河。但是，牧师因为理查德没有什么建树，并不赞成他们成为情侣。
身为德国殖民地协会成员的理查德深知，命运之门早晚要被德国远东殖民计划叩开。 1897年中国山东发生的“巨野教案”，触动了德皇威廉二世抢夺东方殖民地的神经，在军事占领的同时，德国基督教信义会、天主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士前往德国“飞地”青岛，理查德所在的德国-瑞士同善会（AEPM）也发出了召唤。此时的理查德正在向神秘的彼岸世界之外追寻承担，德国有研究者以“德国的自由派帝国主义者”指称理查德，并认为他是“德国思想遍及世界”主张的“狂热捍卫者”。
这一说法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理查德当时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征得牧师一家的支持，理查德报名应征胶州湾地区传教士，他幸运地被主席团选中，得到了接替前任牧师花之安的任命。 1899年1月11日离开德国之前，理查德向正在斯图加特读家政学校的恋人萨洛莫告别，两个深恋的情侣都认定这可能是他们爱的诀别。恰在此时，理查德收到了布鲁姆哈德的电报，牧师最终同意了他们的结合。 1899年1月19日，理查德与萨洛莫在马夸特酒店举行订婚仪式。牧师放弃了旅行，亲自赶到酒店为他们祝福。当晚，理查德就离开了德国，只身前往伦敦培训，为赶赴青岛做准备。
1899年5月12日，理查德乘坐的北德意志洛伊德公司的蒸汽轮在青岛靠岸。来到青岛，他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在华传教士注定遭遇福音理想失败的历史命运。因为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根本不可能出现“以基督教战胜孔教”的景况，他接触的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精神文化”。对于理查德来说，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思想文化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宗教事务本身。他自称是山东人，信儒教，并自取汉文姓名——卫礼贤。1900年4月底，卫礼贤来到上海，与之前抵达上海的萨洛莫会合。 5月7日，他们在帕斯托·哈克曼牧师的家里举行了婚礼，终于将一段童话般的爱情故事修成了正果。萨洛莫也仿照卫礼贤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卫美懿，成为卫礼贤的“一贯通情达理和忠诚的人生伴侣”。渐渐地，卫礼贤、卫美懿夫妇被这个异域、异族、异文化的东方世界吸引住了。
创办青岛礼贤书院
卫礼贤在青岛办教育，始于同善会在远东的宗教使命。
说来有趣，第一批学生谭玉峰、谭岳峰和王真光，是1900年为躲避潍县的义和团运动，自愿到青岛投奔卫礼贤学德语。作为一所由同善会提供办学经费、由卫礼贤自任监督（校长）的新式学校，以1901年6月20日为开学日，校名为青岛礼贤书院。值得注意的是，礼贤书院创办之时正是中国新旧教育的转型时期，清政府虽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的主张，但缺乏标准，卫礼贤的礼贤书院无疑成为新式学校教育的样板。
卫礼贤制订的教学计划是，“在巩固汉语和足够的德语知识的基础上，着重在算术和地理方面培养学生，在商业技术方面则使学生在簿记、尺版算账、几何制图以及基础数学等方面获得更多的实际知识，在科学方面则使学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能够入门。”学生入学要经过汉语考试，许多课程的课堂用语是德语。 1902年10月，卫礼贤的礼贤书院已形成一定的办学规模，学生增至5个教学班，70人，校舍“捉襟见肘”了，以至于学生报名开始遭到拒绝。 1902年冬山东巡抚周馥在首访青岛时对礼贤书院的考察，既为学校的发展赢得了机遇，又密切了与卫礼贤的私人感情。
据卫美懿回忆，1903年10月，得到“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的礼贤书院新校舍在大鲍岛教会山（今上海路一带）落成，建筑师弗朗茨·克萨韦尔·莫尔勒按照卫礼贤中西合璧的愿望设计建造了这所学校。整个校舍不采用欧式楼房格调，而是中国传统黑瓦、黑墙的四合院式的院落，教学院、宿舍院安装中国木窗棂和对门带木插管的木门，校园入口也采用中国古典的处理手法。卫礼贤与妻子卫美懿在《我们在青岛的学校》一文中这样描述礼贤书院：“这是一所中国式的学校，包括它的建筑布局。学校的房屋各自封闭，并以著名的中国建房风格结为单独的院落。踏入正门，可以看到一个正方形的院子，四周被教室包围起来。与此相连的东院面积较大，里面设有学生宿舍。高年级学生拥有独立的宿舍内院，位于校南。西校区则建有一座专供低年级学生住宿的四合院。每个四合院的入口处均设有一间中国教师专用的门房，以便于他掌握院内学生的情况。宽大的中心校院是一片几乎正方的场地，四周围有低矮的排房，一条约5米宽的过道从中穿过，并由此通向前院。 ”不过，从建筑上的拼花木架构、木制廊檐、饰有各种窗的山墙和铺着德国牛舌头瓦的重檐式屋顶等处，又透视出一种中西文化的交融介质。
和建筑的中西合璧一样，卫礼贤实行了中西合璧的教学方式，“三名外籍教师，德国人，教授伦理学、宗教、历史、自然科学、教育学、心理学；六名中国教师教授西方科学、德语、算术、数学以至二次曲线、地理、物理、化学，四名中国教师教授中国文学和经典。 ”
卫礼贤除了自任监督外，还教授德语课程，并担负解剖学和天文学的教学。 1904年，劝业道萧应椿奉派到礼贤书院考试，选拔学生到济南参加高等学堂会考，礼贤书院高级部（甲班生）学生谭玉峰得以去山东大学堂应试，列优等被选拔为优贡。谭玉峰的出色表现，给礼贤书院以及卫礼贤本人带来一系列荣耀。 1906年，山东巡抚杨世骧派学台张士珩到青岛考察，对卫礼贤的礼贤书院印象颇佳。杨世骧遂上奏清廷，清廷谕旨赏卫礼贤四品顶戴。能着大清帝国的官服，意味着“加入中国官僚体系的标志和等级地位”，因为很多传教士（例如施泰伊勒传教会的安治泰教主）“往往需要施加外交压力才能获得这项殊荣”。据说，卫礼贤十分看重这身朝服，学校每有重大活动，他都整装一新，以显示自己也是“朝廷命官”。
由于卫礼贤的苦心经营，礼贤书院在全国声名鹊起，遐迩皆知，近自齐鲁，远及晋秦苏豫江浙，南通闽粤，北达幽燕。到1906年，礼贤书院的生源涉及当时全国的30个省，“清朝的达官贵人纷纷请求允许他们的子女入学……甚至不惜剪掉长辫子，穿上西服。 ”青岛礼贤书院成为近代青岛新式学校教育的地标。
与妻子卫美懿办女校
卫礼贤、卫美懿夫妇在青岛办教育的另一贡献，是“美懿书院”及其“淑范女校”的诞生。
1905年，卫礼贤受同善会委托着手创设女学。在同善会看来，对那些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男子来说，为他们提供般配的妻子对于把中国变成“福音世界”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如果想在中国的家庭中看到“天堂的降临”，华人女校的举办则是“十字军运动”中“接受上帝之道”最便利的捷径。
卫礼贤何时萌动了创办女校的念头，目前没有文献资料支持。据卫美懿回忆，1904年“出现了第一位要求进行德语授课的中国女孩。一开始他们只是在家中进行私人授课，但是很快开办一所女子学校的愿望就变得十分迫切”。当卫礼贤决定了这一计划并说服妻子与其共同行动时，卫美懿的态度并不积极。她说：“这个我办不到。 ”而卫礼贤却鼓励妻子：“当然你能做到。 ”卫美懿感到从卫礼贤 “内心发出的这股力量促使我下决心帮他，虽然以前从未从事过有关教学的活动”。卫礼贤曾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创办青岛女学的思考：“今天的中国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有这个机会。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与缠足造成女性残疾等问题一起构成女性在中国受到歧视的事实。女孩子无法接受教育，其弊病影响深远，折射在家庭生活里。当我们知道她们是怎样躲在深宅大院里受尽精神折磨又无力反抗，且只有事态极其严重才会为外人所知时就不难相信，所谓的中国家庭生活精致美满是一个彻底的谎言了。 ”
据史料记载，1905年第一学期，卫礼贤在礼贤书院“东南院划分一隅为校舍”，“添设女学”，一堵墙从礼贤书院特地分隔出一个小院子，“因为在那个时候男女生一起上课是不可能的”。美懿书院的德文译名为：普通福音新教传教协会女童学校。卫礼贤参照礼贤书院的学制设计了美懿书院6年的学程，入学前须接受由大鲍岛和台东镇两所日校进行的为期3年的基础教育。美懿书院初创时仅有5名学生，据1906—1907年度《胶澳发展备忘录》称：美懿书院女学生“已由8人增加到28人”，1908年增至62名。学校的课程除德语外，其余均按清廷颁行的学堂章程设置，包括中国文学、算术、地理、自然、图画、音乐、缝纫和刺绣等。家政教育既讲授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家事常识，又兼顾青岛城市化条件下的家庭必备知识。缝纫课的教学内容为如何选择衣料，制织衣服。烹饪课在设备齐全的厨房里实地操作，教学生做西点、西餐和中国糕点名菜，并渗透食物的食材、营养、烹饪与应酬宴请等知识。美术课以欧洲式配色和设计为主，以油画和水粉画为基础，并进一步要求运用美术布置房间，装饰客厅。
据说，出面为美懿书院评聘中国教师的是卫礼贤的首批学生之一、曾获山东大学堂入学考试“优贡”的谭玉峰。 1905年，谭玉峰回潍县乐道院文华馆母校，礼聘文美女中毕业留校任教的栾佩卿来青主持美懿书院的教务，又聘文会馆早期任女校校长的于锡晋任教师兼顾问，还聘请文会馆毕业的朱锦堂、王执中为教师。此外，在礼贤书院任教的刘永锡和张松溪也在女生部兼课。
及至1909年，美懿书院的女生增到82名。由于“女生日多”，与礼贤书院隔墙而设的东南院校舍实在容纳不下，而“教会山”已没有多余的地皮可以利用，卫礼贤、卫美懿夫妇便考虑在同善会医院附近的空地扩建女校。同善会负责人保尔·罗尔巴赫和财务主管蒂默，为卫礼贤、卫美懿夫妇的扩建计划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据卫美懿回忆，“建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家乡朋友们的捐款，罗尔巴赫在不来梅和汉堡筹集到了数目更多的钱，推动了计划的落实”。
但是，由于1910年12月中国华北地区瘟疫的暴发及疫情蔓延造成山东境内数千人丧生，卫礼贤“担心疫情蔓延到青岛，所以采取了禁止外地人进入的措施”。这种隔离性保护措施保障了新校舍在1911年12月落成。卫礼贤、卫美懿夫妇将新校定名为 “淑范女子学堂”，而 “老校”——美懿书院则 “作为淑范女校的预备学校继续存在”。卫美懿曾试图解读淑范女校的原委：“校名的寓意是贵族女子的典范，此举在中国女子教育领域意义尤其重大。 ”胶澳总督府翻译官海因里希·谋乐在其1912年编撰出版的《青岛全书》称：卫礼贤淑范女校所开设的中文、德文、地理、历史及德国女子高中的理科课程，“欲使德国女学之模范进行于中国，以为先路之导”。
海因里希·谋乐的“先路之导”一说，可能更接近卫礼贤对华女子教育的价值取向，淑范女校不仅与先前的美懿书院有所不同，而且更有别于青岛同时期的其他各类女子学校。
在卫礼贤、卫美懿夫妇的规训下，入校女生被塑造成女布道员、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等各种社会角色，具有劳动妇女社会新生的文化改造意义，为女生融入社会准备了知识和能力条件。1912年，德国海因里希亲王访问青岛时曾想莅临卫礼贤夫妇的女校参观。不料，女生们却一哄而散，不回教室接受视察，空无一人的教室黑板上赫然出现“不欢迎亲狗”几个大字，弄得海因里希十分尴尬。据悉，美懿书院的一位女生，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妻子。
调停高密筑路争端
在山东地方史乘里，卫礼贤还有一个“卫大善人”的雅号。 1899年6月胶济铁路建设开工不久，由于铁路将横穿高密一带百姓的祖坟，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以致与德国铁路公司发生了暴力冲突。胶澳总督叶什克闻讯，派出全副武装的军事特遣队前往高密镇压，村里的一些“妇女和儿童试图从边门逃跑，而德国士兵把穿着红裤子的妇女当成了义和团，用机枪一阵射击”，造成流血事件。高密民众发起的抗德阻路斗争，迫使胶济铁路工程停工。
面对“龙与铁马”的对峙，1900年11月，卫礼贤抵达高密进行调解。两周后，他返回青岛向胶澳总督陈报“调解”详情，称德军面对的是中国原有神祈的对抗。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一书描述道：这个被摧毁了政治和经济后仍能泰然处之的国度，自有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为了化解这种矛盾，卫礼贤带着德国医生狄培尔以及曾受过护理培训的妻子卫美懿返回高密，帮助受伤群众疗伤，努力调解争端。对此，卫礼贤的日记有真实的记录：“我们给那些受伤的人疗伤，因此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我同德军上尉进行协商，结束这些进攻。我们成功地将一百多个村长召集在了一起，向他们解释目前的状况。”
由于卫礼贤的调停，德国铁路公司调整了工程方案，并增加了对村民的补偿，胶济铁路终于1904年6月竣工通车。这条贯通山东东西交通的大动脉，不仅推动了铁路沿线一些城镇商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引起山东半岛经济格局的改变，青岛在山东乃至中国的经济社会地位益显重要。为此，卫礼贤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励的“一枚纽扣状的东西”，当地村民则送给他“很多丝绸刺绣装饰品”，并以“卫大善人”称呼卫礼贤。其实，卫礼贤调停高密筑路争端的最大效应是与高密当地政府的合作，他建起了一座小学和一座医院。不久，卫礼贤岳父的侄子本·布鲁姆哈德（Ben Blumhardt）受同善会的委派来到高密，对卫礼贤在高密的办学、办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
应当说，在高密办学是卫礼贤拓宽青岛礼贤书院生源渠道的重要置措。由于礼贤书院的中等教育层次定位，因此入学者必须经过相当于初等教育学业水平的考试。为谋发展起见，按照德胶澳总督府官方文件的说法，“人们倾向于在山东省内设立预科学校”，至迟在1903年10月前，卫礼贤“已在中国官方的支持下在高密设立了一所这样的学校”。到1904年10月，与青岛礼贤书院“保持联系的有高密县学、沙窝初小、栾家庄学校和兰底学校（平度）”。可见，卫礼贤的办学已经辐射到“山东省内地”，因为在接下来的1904—1905报告年度，《胶澳发展备忘录》进一步称：与礼贤书院保持“内在联系的内地学校有：高密的县学以及农村的许多小学校。各学校在本报告年度都有了令人满意的进一步发展”。 1905年高密县立学堂成立时，因卫礼贤“教育有方，特请兼理校务”。有论者对“兼理校务”的含义做出解释：卫礼贤“资助高密官办学堂，故当地政府委任他为官办学堂监督（名誉校长）”。可见，卫礼贤已走出青岛，接触了处于山东腹地的农村教育，他对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教育实况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青岛时期的卫礼贤事业发达，那么他和家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在日德战争中，他又有怎样的经历？离开青岛后，他又为中德文化交流做了哪些贡献……（请看下期）
□翟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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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是青岛文化教育史，乃至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被季羡林等誉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和“两个世界的使者”。
1900年，这位偕新婚妻子来到刚刚成为德租地青岛的德国传教士，由此在中国生活了25年，其中寓青20年是他旅华生活的主要时期。无疑，从理查德·威廉到卫礼贤，并非来自传奇性的另类解读，因为青岛为他提供了社会交往与流动、宗教与文化生活、婚姻家庭与事业的真实空间。
卫礼贤忘记了自己的传教使命，没有为一个中国人施过洗。他办学，给近代青岛带来了新式教育元素；他办医，是青岛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同时，卫礼贤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经典文献，为扭转欧洲人对中国的负面图像、改写德国汉学精神版图做出了贡献，他最终成为20世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侨易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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