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活”的
□ 耿 波
文化是流动的，如果为了旅游资源、经济利益，就陷入无休止的“某人何地出生、何地成长、何地死亡”的争吵、争夺，则文化传承、弘扬、发展的本意就失去了。
今年“五一”，虽处疫情影响之下，但国内游客数仍达到1.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75.6亿元。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其经济乘数效应远高于其他行业，能够直接带动交通、商业、文化、农副业等多个产业发展。因此，各地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使尽浑身解数挖掘“独家卖点”、提升“吸睛指数”。
但如果为了争夺旅游市场、获取经济利益，就一味“博眼球”“抢文化”，最终又能得到什么呢？
从早前的四地争抢曹雪芹，五省七地争二乔，两国四地抢李白，到一些地方争抢西门庆、潘金莲等虚构角色，争夺孙悟空及其哥哥等虚幻之物，再到新近发生的一些名人故里之争，几乎都拿不出什么有力证据，但都是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尴尬收场。
文化并不是不能移动的岩石，文化的本质是活的。
“活”的文化，是指文化产生于人们应对周围环境时所产生的鲜活反应，本身即是文化主体此时此地的行为与选择。
以近年引起关注的名人文化而言，一个问题就是：看重文化名人的出生地、生长地或死亡地是不是在本区域，而对名人文化所产生的区域联动效应却不重视。
文化名人的出生地、生长地或丧葬在什么地方，这在根本上是学术上的“求真”问题，而区域发展应以“求真”为基础，指向“求善”目的。
区域发展，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既是对本区域既有资源的整合，又是本区域资源适应时代需求、国家需求，甚至是国际需求，而自我改革、不断革新的结果。
区域发展要尊重人们的文化认同，但是又要打破人们的认同，寻求文化认同新的可能，拓展本区域人们的文化资源与际遇。
近年来，随着传统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发展“老树发新枝”，同时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战略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崛起，当代中国以“区域”为单位的发展模式日益显著。
区域，不仅是经济上相互交往频繁的区域，而且也是社会习俗与文化传承相对靠近的地方。地域的文化认同是群体的心理习惯，但区域间的社会交往与经济要素却总是在流动的，这就造成文化认同与区域归属的冲突。
因此，经济发展要有区域视角，文化发展同样需要区域协同和区域合作。
以近年来争议较大的尧帝文化为例。
尧帝又名帝尧，为中国上古“三皇”(尧舜禹)之一。根据学者研究，尧文化并非单一的陶唐氏部落或唐尧一个人在位时的文化，它应该是包括虞舜在内的我国原始社会向第一个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华夏族的中心地域内，吸取诸多地域文化的先进成果，融合、升华为一体，发展到华夏文明形成时期的文化。
从此，华夏族、华夏文明进入了孕育发展时期，到尧舜时, 随着民族、文化融合的不断扩大加深，遂成为一体，以龙图腾为族徽的华夏族，以文字、铸铜器、宫城建筑、礼仪制度为标志的华夏文明终于形成。
关于尧帝文化的影响，各地各执一辞，并且都认为自己有考古证据，江苏高邮、河北、山东鄄城、山西临汾等地都提出了对帝尧文化的“专利”，争得不可开交。这导致了这些区域之间的“交恶”，妨碍了它们之间的文化互通与合作。
然而，有学者针对帝尧文化提出了“尧文化迁移圈”论，让人耳目一新。
这个理论认为，公元前4000年发生在今中国东海的大海浸，造成了帝尧所在部落从东向西的大迁徙。这个迁徙过程起码涵盖了江苏高邮、山东鄄城、河北与山西临汾地区。
关于尧文化为什么会跨越这么大的中国区域，在根本上是因为帝尧所在的部落是一直迁徙的，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传播了帝尧文化，并且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中将帝尧文化升华为了神话。
这个解释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理论最大的价值，在于从文化是“活”的角度，解释了传统文化，从而为学术求“真”与区域发展的求“善”之间，搭建了桥梁。
那么，与其争论尧文化的“真正”归属地，为什么不放弃归属地争论，反过来借助尧文化流播契机，进一步加强区域联系和合作，达到共同发展？
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文化”与“旅游”合二为一，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其中大有深意。“文化”与“旅游”合作，其实就是引导“文化”进入“旅游”，也就是进入“文化发展”，同时也是从“文化发展”省视“文化”的发展，是对“文化”具有发展特征、能够引带区域发展能力的确认。
2019年7月，中央审议通过《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超越狭隘的地域视角，在区域发展之“善”意义上，建立跨地区的协同合作机制，努力实现不同区域的共同发展，这才是文化发展的关键。(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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