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民百姓到金科状元,他的仕途起步可算一帆风顺。宦海浮沉几十载,曾登堂拜相,也曾几乎命丧权奸,他始终不改“亮直”初心。 李迪:虽经磨难,亮直不改

大众日报 2018-11-10 09:44 大字

李迪的事迹被记录在元代所修《宋史》中丁谓曾为寇准抹须,也和李迪发生过诸多纷争■政德镜鉴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丁秋松

仲秋时节,鲁西南大地已多萧然秋意。在鄄城县青山前,曾有一座著名的“遗直之碑”。这是宋仁宗为一代名相李迪亲笔题写,是对其一生的总结和褒奖。

遗直之碑已难觅踪影,但从史籍只言片语中,我们仍能想见李迪宦海浮沉,虽历艰险磨难依旧“亮直不改”的卓荦风采。

师从柳开,高中状元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李迪生于濮州鄄城一户贫寒人家。李家原籍赵郡,后来徙居到幽州。到了曾祖父李在钦时,正逢战乱不休的五代,又举家迁往濮州鄄城。

李迪少年时家境贫困,生活常需接受他人救济。但他聪明颖慧、博学多才,“深厚有器局”,很受当地名士推重。

随着年岁增长,李迪渐渐发觉,自己若无名师点拨,学识即将遭遇瓶颈。他从友人处得知,闻名天下的隐士种放正在招收学徒。种放早年师从著名道士陈抟,后来成为北宋前期儒学复兴运动先驱。此时的种放,正结庐长安南七十里终南山豹林谷,把自己塑造成不问现实的隐士,时时“以讲习为业”。

李迪闻听种放之名,难捺兴奋之情,奔行千里负笈拜师。在种放精心教诲下,李迪文章学问突飞猛进,渐渐小有名气。

数年之后,正逢科举之期。李迪在应试前夕,为了能给自己履历“加分”,想从老师处求取名士公卿举荐书。种放就把爱徒介绍给当时名气更大的柳开。他叮嘱李迪:“有知滑州柳开仲途者,奇才善士,当以书通君之姓名。”

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先驱,也是当时天下闻名的奇人。他为人狂直自负,曾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他据此给自己取名肩愈(继承韩愈),字绍元(继承柳宗元),后来又对二人不满,改名“开”,字仲途。

李迪对奇人柳开的脾气,自然早有耳闻。他怀揣着自己的文章,以老师的书信作“敲门砖”,心怀忐忑地来找柳开。

李迪在厅堂枯坐了许久,柳开才徐徐出来相见。一见到李迪,柳开就大声说:“读君之文,须沐浴乃敢见。”此次考试,李迪虽然没有中第,却被柳开收入门下。

暮年的柳开逐渐消磨了仕途之心,渐渐回归道德文章。他曾亲自出题,让李迪和其他门人共同作答。柳开看完李迪文章,大惊道:“君必魁天下,为宰相。”他还令门下众客与诸子相拜李迪,并叮嘱道:“异日无相忘也。”经过“新闻人物”柳开的不断褒奖宣传,李迪的名望也与日俱增。人们都想知道,连柳开都赞叹不已,那个年轻人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与柳开朝夕相处,李迪自然受到他的性情熏陶。不过李迪有所取舍,扬其“直”而弃其“狂”。在日后的宦海生涯中,李迪的性格让他青史留名,也让他遭受磨难。

柳开终究没能等到弟子李迪“必魁天下”的那天。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53岁的柳开病卒于赴任沧州途中。

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34岁的李迪举进士第一,高中状元。不久,李迪按例被授任将作监丞,负责宫室建筑。

此后,李迪曾在多处任过地方官,还曾两度任宰相。他品性刚直,数次因得罪当权派而遭到贬谪。但他依然快人快语,直来直去,从未因个人得失稍有改变。

直言敢谏,屡批逆鳞

在真宗朝,李迪既有超拔升迁,也有因罪贬官。但他面对朝臣甚至君王,依旧敢说敢言,从不曲意逢迎,献媚帝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李迪以著作郎、直史馆身份调任兖州通判。当时真宗正大兴奢靡之风,强令大臣搞“天书封禅”。李迪调任兖州,正是肩负协助宰相办理“东封”重任。不久,宋真宗在庞大仪卫扈从簇拥下,浩浩荡荡东去泰山封禅。当时,李迪见真宗一路劳民伤财,已是心中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

三年之后,宋真宗以更加隆重奢华的仪式,西至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史称“东封西祀”。他崇道封神,大造宫观祠庙,导致民间怨声载道。

宋真宗“东封”时,虽然已颇为奢靡,却还能约束自己。皇帝銮驾所经之处,要求不得伐木修路,住宿在州府驿站将就即可。

到了“西祀”之时,宋真宗就完全放飞了自我。他不仅不再约束部下,而且见了投其所好的奢华排场,反而得意洋洋,喜形于色。沿途所经,往往逢山开路、大造行宫、大建庙宇,各类劳民伤财之举不胜枚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天书封禅没能求来风调雨顺,反而天下大旱,蝗虫蔽天,多地农作物减产绝收。

李迪巧借天象进言,指出真宗施政弊端:“陛下东封时,敕所过毋伐木除道,即驿舍或州治为行宫,裁令加涂塈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过往时几百倍。今蝗旱之灾,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敢于直接将天降灾异与皇帝过失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上天警戒,李迪直言敢谏的勇气可见一斑。

真宗闻言不仅悚然,而且深以为然。他随即下诏矫正此前错误:“禁采伐,弛力役,申戒四方,省不急之度。”

关于赈灾救济政策,李迪若想法与皇帝不同,也敢当面直言,从不遮遮掩掩。真宗为了赈灾消饥,曾让李迪翻阅三司使(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为最高财政长官,号称“计相”)马元方所上的一年收入支出账目。

李迪查阅完毕后,认为朝廷财政紧张,请求拨发宫中内藏库以佐国用,这样赋敛会宽松一些,不会再加重百姓负担。真宗并不愿意动自己的“利益蛋糕”,所以想出了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当出金帛数百万借三司。”李迪却认为“借”很不妥:如果是皇帝暂时“借”给财政部门,那依旧要靠加税来偿还皇家借款。所以李迪对曰:“天子于财无内外,愿下诏赐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他还认为这是“振百姓之急,盛德之举也”。在李迪一再坚持下,真宗令人作《宽财利论》,拨发诸多内府金缯,令天下不加赋税。

真宗时期,西北边疆时常遭到吐蕃部落侵袭。边疆守将曹玮不仅从不出战,反而屡次请求增兵,令真宗愈发反感。真宗曾召李迪于龙图阁,命他起草诏书,要求免去曹玮职务。真宗所给理由也“非常充分”:“曹玮在秦州,屡(次)请益(增)兵。未及遣,遽辞州事,第怯耳。”他还要求李迪好好想想,推荐个代替曹玮的人选。

李迪一听这话,当即停笔不写。这件事上,他与皇帝看法截然不同。他没有因为皇帝发话而不敢直言,反而掷地有声为曹玮辩护。他认为正因曹玮知晓敌军窥伺关中沃土,才屡次请益兵为备。李迪还认为,曹玮绝非胆怯,反而有诸将不能比的谋略。褒奖曹玮之余,李迪还不忘讽刺一下真宗:“陛下重发兵,岂非将上玉皇圣号,恶兵出宜秋门邪?”

李迪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抨击批评,更会提出针对性措施。他向真宗提议“今关右兵多,可分兵赴玮”。真宗此时仍狐疑不信,旁敲侧击地询问李迪如何知晓关右兵情况。李迪直言道:“臣向在陕西,以方寸小册书兵粮备调发,今犹置佩囊中。”

真宗听完更是难以置信。他亲自把手伸进李迪囊中,果然取出了册本图书,上面记载兵情原原本本,详略得当。真宗这才彻底服软,环顾左右感叹说:“真所谓(廉)颇、(李)牧在禁中矣。”

未过多久,吐蕃兵果然侵犯边境。真宗急忙召李迪问:“曹玮此举能胜吗?”李迪爽快答道:“必胜。”军情奏报几天后到达汴梁,曹玮果然在三都谷之战中歼敌数千,缴获辎重无数,赢得一场酣畅淋漓大胜。真宗欣喜之余,半钦佩半好奇地问李迪:“卿何以知玮必胜?”李迪答:“(吐蕃)兵远来,使谍者声言以某日下秦州会食,以激怒玮。玮勒兵不动,坐待敌至,是以逸待劳也。臣用此知其胜。”真宗赞叹道:“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自此真宗对见解卓绝、性情耿直的李迪益发器重。

不屑献媚,不畏权相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46岁的李迪升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为朝廷宰执重臣。

当时宋仁宗还是太子,真宗想让李迪担任太子太傅,做太子老师。李迪为人谨慎,遵守礼制,以宋太宗时未立太保、太傅为由固辞,只愿意出任地位较低的太子宾客。真宗坚持多次,李迪辞让数次。皇帝拗不过倔脾气的李迪,要求太子以师傅礼对待李迪,并加任他为礼部侍郎。

不久真宗患病,难理朝政。宰相寇准提议太子总揽军政大事。李迪赞同其策,参知政事丁谓以为不便。丁谓反对的理由是,以后皇上身体康复,朝廷关系如何处置?李迪则认为:“太子监理国事,古已有之。”

二人针锋相对,谁也不服谁。最终,经过真宗折中调和,太子获准处理朝廷日常事务,但大事还要请示真宗。丁谓向真宗献殷勤失败,因而对李迪耿耿于怀。

天禧四年,在丁谓环环设计下,脾气倔强的寇准被罢相。寇准无辜被罢,不仅朝臣愤然,连百姓也觉得惋惜。当时民谣所谓:“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李迪钦佩寇准人品官德,自然也对善于献媚的丁谓没有好感。

后来,真宗想让李迪担任宰相。李迪因不肯与丁谓同列,反复固辞。后经太子力请,方才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灵宫使、集贤殿大学士。

虽然升为宰相,李迪和丁谓矛盾却日益加深。丁谓凭借献媚邀宠,得以擅权用事,排挤打击不附和他的大臣。倔脾气的李迪看不下去,愤然对同僚说:“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报国,死犹不恨,安能附权悻为自安计邪?”这话传到丁谓耳中,两人关系更势同水火。

李迪和丁谓起矛盾,让真宗也左右为难。他曾尝试居中调解,独召两人在宫中议事。

一次朝廷讨论给宰相们加封官职,丁谓支持,李迪反对,最后两人不欢而散。后来丁谓想让朋党林特担任枢密副使,李迪又公开强烈反对。二人忿争于廷前,互不相让,真宗夹在中间难以决断。

有一次,丁谓要提拔品行恶劣的同党,恼火的李迪当场就与丁谓发生争吵。李迪越说越气,越吵越忿,终至怒不可遏。他手持上朝用的笏板,朝丁谓扑打过去。还好丁谓反应快身手敏捷,迅速闪避,否则必有血光之灾。李迪在朝堂上公然动手,让丁谓恨得咬牙切齿。

后来真宗御驾长春殿,决定支持丁谓、打击李迪。早年李迪就敢于直谏,如今更不怕触怒皇帝。他愤而弹劾丁谓:“……宰相丁谓罔上弄权,私林特、钱惟演而嫉寇准。(林)特子杀人,事寝不治,(寇)准无罪罢斥,(钱)惟演姻家使预政,曹利用、冯拯相为朋党。”为了加强弹劾分量,李迪恳请连自己也一起调查,“臣愿与谓俱罢,付御史台劾正”。真宗先是被李迪“不按常理出牌”的举动打蒙了,待思绪平复后,真宗又气又急,决定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他贬丁谓为户部尚书,贬李迪为户部侍郎。

不久,丁谓靠着不断讨真宗欢心而复诏为相。李迪却在丁谓排挤下出知郓州。

连遭羞辱,终见曙光

虽然曾遭丁谓打击,仕途出现挫折,李迪的脾气却一点也没改。

李迪继续不依附、不阿谀、不朋比为奸丁谓一党。

等到真宗驾崩,丁谓的机会来了。

仁宗年幼,朝政由刘太后全权主持。在真宗时代,李迪曾坚决反对皇帝立刘氏为后。此时刘太后专权,李迪的日子自然愈发难过。丁谓借着刘太后对李迪的宿怨,时刻挑拨两人本已紧张的关系。

很快,李迪从郓州知州任上,再贬为衡州团练副使。丁谓特意派他的朋党王仲宣,专程押送李迪去衡州赴任。

王仲宣到达郓州后,召集当地官员谈话。召见对象包括通判以下官员,却唯独少了前宰相、后知州、现团练副使的李迪。王仲宣故意冷落,无疑是对李迪的当众羞辱。

押送途中,王仲宣在马前悬挂一柄宝剑,暗示朝廷随时要斩杀李迪。李迪悲愤交加,以刀刃自刎,后经抢救才幸免。

押送衡州途中,有同僚要拜见李迪,王仲宣就登记访客姓名,并书函通知丁谓;故旧给李迪送来食物,王仲宣即使把它们留至腐烂,也不送给李迪。李迪的门客邓余发怒说:“竖子(王仲宣)欲杀我公以媚丁谓邪?邓余不畏死,汝杀我公,我必杀汝。”此后邓余不离李迪左右,王仲宣没有机会下手,李迪终于平安抵达衡州。

一路艰险,李迪受尽折磨,以致身心交瘁。有人看不下去,对丁谓说:“迪若贬死,公如士论何?”丁谓只是冷冷一笑:“异日诸生记事,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

丁谓想折磨死李迪,生性乐观的李迪却坚持了下来。他嚼辛苦若甘甜,等待丁谓“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天。果然,后来丁谓贪腐擅权劣迹败露,李迪复起为秘书监、知舒州,历知江宁府、兖州、青州,复为兵部侍郎、知河南府。

李迪虽然眼里揉不得沙子,对自己的错误却也勇于承认。丁谓被罢相后,朝廷召李迪来京师任职。刘太后故意对李迪说:“卿向不欲吾预国事,殆过矣。今日吾保养天子至此,卿以为何如?”李迪淡然一笑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见天子明圣,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两人此前矛盾涣然冰释。

爱民抑暴,俯首做牛

对待帝王权相,李迪或不卑不亢,或横眉冷对,尽显刚直品性。而对黎民百姓,李迪则呵护有加,甘愿俯首做牛。

早在大中祥符三年,李迪就以右司谏、直史馆身份充任贺契丹主生辰使,出使辽朝。

当时宋辽关系复杂微妙。早在宋太宗时,宋廷曾想借着攻灭北汉之威,挥师北上收取幽云十六州。但踌躇满志的宋太宗,却在北京近郊的高梁河遭受惨败。太宗身中一箭,坐驴车仓皇逃归。此后,北宋对辽国多采取守势,而辽国却不断南侵,时不时给宋朝制造恐慌。

李迪出使辽国的五年前,辽国曾南侵至北宋澶渊,差点逼迫宋真宗迁都逃亡。此次李迪出使辽国,肩负释放北宋善意,巩固澶渊之盟的重任。他沿途看到两境因和平而繁荣,更是坚定了巩固盟约的信念。

李迪见到辽国皇帝后,力陈因两国盟好,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还指出,当时北宋北国、辽国南疆,处处农歌牧曲,不闻金戈争鸣,正是息兵盟好之证。

李迪带回了辽国愿意盟好的表态,圆满完成了出使任务。次年,宋真宗巡幸亳州,李迪担任留守判官。当年六月,富饶的江淮地区发生严重饥荒,百姓卖儿鬻女,流民无数,惨不忍睹。

李迪以起居舍人、直史馆为江浙、淮南安抚使,担负安抚江淮职责。他被赋予“便宜从事”的特权,一到当地即“存问里闾,察访官吏,讯详犴狱,宽节财征”。

李迪第一时间了解灾荒情况,并迅速采取“督吏课,撤徭赋,通关市,散利已责,赈廪劝分,劳徕安集”等救荒措施。在李迪的苦心努力下,虽然当年收成依旧不好,但社会秩序保持了基本稳定。史书赞叹道:“年虽大杀,民罔荡析,牢无缧絷,野无敚壤。”有荒年却无荒景,一方生灵得以保全。

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再度巡幸亳州,令李迪任亳州知州。当时有一伙逃兵亡卒肆虐亳州,他们打家劫舍、抢掠城邑,官军却久剿不获。一时间,亳州百姓闭门、商贩歇业,人心惶惶不安。

李迪一反前任官员积极剿贼的策略,他尽撤进剿官兵,制造宽松懈怠的假象。接着他派密探侦知贼首宿营处,再秘密率强兵健卒突袭,趁其不备一举擒获贼首。贼首伏法,小卒随即溃散,亳州形势遂安。

李迪从亳州刚归朝廷,就适逢西北发生叛乱。真宗担忧关中安危,召李迪于长春殿,询问治理亳州的办法。答问之后,真宗感慨李迪“洞达物情,遵守条诏,爱民抑暴”,进封他为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永兴军(山西、陕西、甘肃一带,治所在西安)。

李迪上任之时,因边疆形势告急,当地治安出现险情,“恃荫无赖,恣为凶狠”。长安城中一些无赖流氓,趁着官兵外调,整天滋事犯法。李迪奏请后,抓捕了一批罪大恶极者,监送京师处治。其中有名叫郑文坦的豪强恶霸,逼迫农民接受利息高达本金数倍的高利贷。李迪勒令他停止欺压贫民,郑文坦始终置若罔闻。李迪将他械送京师,后在京师杖责、黥面、发配郴州牢城,即使遇赦也不准放还。

李迪使出雷霆手段,极大地震慑了当地恶势力,长安很快恢复安定。

暮年守边,心系贫寒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李迪迁工部尚书。不久,李迪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第二次担任宰相。此时李迪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回望波澜起伏的仕宦生涯,“自以受不世之恩,尽心辅佐,知无不为”。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兖州知州范讽被人弹劾。仁宗命李迪、吕夷简两位宰相共同审理。范讽曾是李迪旧属,当年更曾不顾他人威胁,为贬官衡州的李迪整治行装。李迪顾念旧情,想对范讽从轻处罚。吕夷简自觉非李迪所能,“心忌迪,潜短之于上”,他密奏仁宗,言“李迪党庇范讽”。仁宗将李迪罢为刑部尚书、知亳州,又改知相州。不久,又召为资政殿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

遭到吕夷简的暗算,李迪难免怅然若失。他对人说:“迪不自量,恃圣主之知,自以为宋璟而以吕(夷简)为姚崇(宋、姚为唐玄宗开元初期二贤相),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攻延州。因为武备松弛,宋军连遭败绩。69岁的李迪请求守边,仁宗赞许他的爱国壮志,却不愿他高龄赴险:“岂宜以烦耆德乎?”后来经不住李迪一再请求,仁宗任命他为知天雄军,镇守宋辽边境。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李迪以太子太傅致仕归乡。仁宗数次派人前来慰问,并想召他到京师,均被李迪以身体羸弱推辞。

庆历七年,李迪病重,临终前感叹:“安得大幄冒天下寒者乎?”说完这句话就溘然长逝。仁宗闻讯,辍朝哀悼,赐谥文定,并亲书其墓碑“遗直之碑”,改李迪所葬邓侯乡为遗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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