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能战善战的“慎战者”
清宫殿藏画本孙武像1972年临沂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现藏于山东博物馆■人文齐鲁璀璨山东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耿军高杜康
公元前六世纪末,传统诸侯称霸燃起的滚滚狼烟,已渐渐黯淡,趋于消散。齐国在景公的治理下,得贤相晏婴的尽心辅佐,尚能维持东方大国的地位。但在内部,公卿争斗愈演愈烈,呈现“一进一出”的人才流动格局:孔子自鲁国北上来到齐国,宣传儒学主张,并接受齐景公“问政”;孙子于齐国南下去了吴国,进献兵法心得,成为吴王的军事“智囊”。
可惜的是,进来的人齐国没留住,出去的人齐国也没召回来。孔子很快回到了祖国,涉足鲁国政治,践行他的“克己复礼”思想;孙子则成为一名坚定的“吴漂”,和楚人伍子胥携手,帮助吴王成就了一时霸业。
更迭的时事,是思想的嬗变推手,催生着新思维的诞生。春秋末世以降,战争形态趋于变化,以争雄为目标的贵族礼仪战争,被兼并为目的的攻城歼灭战争取代。“杀人盈野”日渐频繁,战争愈加残酷。敏锐感触到时代脉动的孙武,将自己对战争的总结和理解,汇聚成《孙子兵法》十三篇。在这部指导战争的皇皇巨著中,处处散发着辨证的思想光芒。其蕴含的“慎战”智慧,穿透历史阻隔,至今熠熠生辉,引人深思……
尚武崇智,于兵事耳濡目染
公元前521年,秋风萧瑟,碧草枯萎,一场惨烈的攻城战,即将在莒国的都城外打响。
战场上隐隐浮现出莒国都城的轮廓。城外的战阵中央,飘扬着篆书写就的“齐”字军旗。硕大的军旗随风翻卷,旗下的战车上,立着沉思的主将田书。他手持令旗,盯着战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而在他身旁,也有一双年轻的眼,在静静注视着。
攻城不易。防御方凭借城池固守,进攻方要付出巨大代价。田书迟迟不愿下达攻城指令,忌惮的也是兵士伤亡。而那双年轻的眼,似乎也洞穿了这份顾忌,带着疑虑,也怀着期待。夜幕低垂,新月暗淡无光,星辰点缀苍穹,战机悄然降临。田书急令军士们衔枚于口,悄无声息地攀绳登城。鱼贯而上的士兵,打开了大门,里应外合,很快攻陷了城池。齐景公听说田书以极小代价,取得极大战果,非常高兴,封他乐安作采邑,并赐姓“孙”。
阵中那双年轻的眼睛,就是随孙书出战的孙儿孙武。祖父于战场的“谋略”和“慎战”,令孙武崇拜不已。而瞬间万变的战场厮杀,激情碰撞的谋略智慧,玄妙莫测的排兵布阵,更令他讶异着迷,如痴如醉。
“谋略”“慎战”,大概是孙武亲临战场所得的最深感受。“好谋”的思想,并非孙书独有,而是渗入到田氏的家族基因里。
这和田氏家族特殊的际遇有关。田氏源于陈国公族,后避乱流落到了齐国。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让田氏看透人心险恶,尝尽世道艰辛,对“趋利避害”的“谋略”极为看重,运用得也颇为纯熟。
始祖田完刚到齐国时,就受到齐桓公的特别礼遇。对这位落难的小国贵族,齐桓公真诚欢迎,甚至准备让他做卿一级的高级官员。但田完面对厚爱,考虑的是自己没有根基却“骤然得宠”,将受同僚嫉恨排挤。他以退为进,表示“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靠辞官来获取同僚的接纳。最后,田完只愿意接受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
为了在齐国顺利扎根,田完为人克勤克俭,为政兢兢业业,谦逊结交齐国望族,在朝臣中名声颇佳,是个富有韬略的人物。桓公有次与他饮酒,非常畅快,令人点火掌灯,想做长夜之饮。田完以“臣能白天陪您饮宴,夜晚不能再陪”,委婉劝谏桓公要节制欲望,不能耽于享乐。对于他的应答,《左传》给了“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的极高评价。
顶着好政声的田氏,得到了君主的青睐,宗族繁衍兴旺。到了齐景公时,已是齐国著名的“四姓”之一。
波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令田氏淬炼出独有的“尚武崇智”族风。若将这股“文武兼修”的族风,运用到兵革战阵中,便是讲求韬略,善于领兵。
齐景公时,晋国出兵攻打东阿、鄄城,北邻燕国也侵略齐国黄河南岸。齐师不敌,屡遭败绩,国内惶惶。危急时刻,晏婴举荐田穰苴为将,认为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田穰苴精通兵法韬略,又治军严明,很快为齐国扭转了被动局面。
田穰苴是孙武的同宗长辈,他对作战的见解和主张,对孙武影响深远。
战争之余,孙武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作战的经验,以及伊尹、姜尚、管仲的用兵故事。现存的《孙子兵法》中还保留了《军政》的两条佚文:“《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
孙武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考察夏商鸣条之战、宋楚泓水之战等古战场,勘查山川形势、沟渠走向,为日后的理论和实践打下基础。
“先秦列国中,以齐国的谋略文化最为发达。而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孙武所属的田氏家族。孙武的兵法成就,与家族的熏陶浸染是分不开的。是混乱求战的时代,以及得天独厚的家庭风气,为《孙子兵法》的诞生提供了可能,准备了条件。”广饶县孙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廷文说。
流亡躬耕,著书以待时变
孙武和先祖田完一样,都走上了流亡异国的路。他南下吴国,隐居山中,编著着自己的兵法心得,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孙子兵法》十三篇。
孙武的逃亡,和齐国混乱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
当时的齐国,公室孱弱,大夫强盛,暗流涌动,并不太平。在利益纠葛和景公挑拨下,公卿之间矛盾重重,互相倾轧。
先是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爆发了四姓之乱。当时有人向田氏告密,说高氏、栾氏将要整兵来偷袭。田氏立即分发给部下兵器,并前往会见鲍氏,做好战斗准备,但在途中却遇到了醉酒的高氏族人。原来有人散播假消息,挑起大夫内斗,没有什么偷袭事件。但田氏对鲍氏分析道:“纵使偷袭传闻不实,高氏已看到士兵带甲,一定会起疑心。现在不如抢先攻打他们,占领他们的封邑,这样才能真正安全。”齐国的四姓之乱,随即爆发了。最终田鲍两家获得胜利,地位日益显赫。
迅速崛起的田氏,也受到了其他家族的仇视和排挤。田穰苴在击退强敌后,因功被封为大司马,田氏一族更加显贵。这不仅引起大夫鲍氏和国氏的嫉妒,也让齐景公为大权旁落忧心忡忡。鲍氏和国氏屡屡在景公面前中伤诬陷,景公顺势解除田穰苴一切官职,以平衡各大家族的势力。田穰苴无辜遭难,抑郁发病而死,又引起了田氏的极度不满。
孙武本想以兵法思想呈于齐景公,帮助齐国复兴霸业。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消耗了无数的资源和力量,令齐国只是外强中干,形如一盘散沙。“也许纷乱的齐国,让孙武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施展才能的想法。”山东省孙子研究会理事、惠民县孙子研究会常务理事吴名岗说。
但孙武为何选择南下吴国,至今仍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有人提出一种解释:当时北邻与西邻的燕晋两国,都是齐国逐鹿中原的老对手。孙武前往无异于叛国投敌,对田氏家族非常不利。当时的南方吴国,与齐国尚相安无事。而且自吴王寿梦以来,晋国有意扶持吴国,“教吴用兵乘车”,吴国日益强盛,很有新兴气象。吴国公子季札还曾出使齐国,与田氏交往密切。孙武南下吴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流亡路上,一队大雁自北向南飞翔聚集,引颈长鸣,伴随孙武南行。沿着大雁翱翔的方向,孙武来到了吴国都城郊外的穹窿山。这里天地广阔,景色旖旎,山道蜿蜒盘桓,非常适合耕读隐居。孙武结草建庐,用毛竹将茅屋四周围拢,隐于云雾山色中。他与吴国农夫一起灌园耕作,春种秋收,皮肤晒得黝黑,活像劳苦百姓。农闲时,孙武躲入茅草屋,将自己对兵事的思考,著成兵法十三篇。为了安心著书,他隐迹藏行,绝口不谈世事,以致“世人莫知其能”。
后来,穹窿山下多了一位“农友”,即和孙武同为“吴漂”的楚人伍子胥。
伍子胥的“农隐”,有着强烈的政治观望目的。他出身楚国贵族,父亲伍奢曾辅佐楚平王的太子。楚王受人蛊惑,将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悉数杀害,伍子胥逃到了宋国。后来伍子胥又转辗郑国,奔走吴国,矢志追求兴兵伐楚。
伍子胥入吴后,向吴王僚说明攻打楚国的好处。而吴王的堂兄弟公子光却说:“这是他家族被杀戮而想报私仇,不能听信他的话。”伍子胥并不愤怒,他看出公子光有篡位“异志”,就把刺客专诸推荐过去,自己到穹窿山下耕地。在这里,伍子胥和孙武结识,深为服膺他的兵法学说。
在深山中,两人共同等待着时局之变。
吴宫教战,劝谏吴王“慎战”
公元前515年,吴国进攻楚国的军队被隔绝退路,孤悬楚境内,吴国内部空虚。公子光邀请王僚饮宴,安排专诸用鱼肠剑刺杀王僚。公子光自立为王,称为阖闾。
靠非常手段即位的阖闾,为了笼络人心,格外勤俭奋发。《左传》记载:“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
为了富强吴国,阖闾礼贤下士,搜罗人才。即位伊始,就来到乡野寻找伍子胥,并委以重用。
伍子胥用粗布包裹好兵书竹简,欲向吴王举荐孙武。
吴王谈论军事,伍子胥开口即提孙武的兵法卓绝,可寄托大任。他还进献孙武所著兵法,一日接连七次举荐。阖闾决定见见孙武本人,看看他是否确有如此才能。
吴王召见孙武,问以兵事,“你的十三篇兵法,我已经全部看过。我喜欢打仗,你就说说看吧”。对于吴王的轻慢,孙武以严肃待之:“兵者,国家的大事。作战,是为利而战,非为好恶而战。如果国君认为兵者是儿戏,那外臣就不敢进言献策。”
“重战”“慎战”,一直是孙武对军事的一贯主张。《孙子兵法》开篇即阐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分析兵事“兴兵十万……日费千金”,战争消耗惊人,而且牵连甚广,“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所以战争必须因“利”而动,不打情绪化的盲目战争,“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
孙武劝说阖闾虽想建立霸业,却不能随意兴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如果国君一味好战,纵然能百战百胜,也难免陷入战争泥潭,“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后果将难以挽回。后来阖闾身死吴越之战,吴王夫差穷兵黩武,导致吴国沦为废墟,恰恰印证了孙武“慎战”思想的可贵。
阖闾上来就碰了一鼻子灰,内心虽有些不悦,表面却还恭敬。他向孙武致歉:“我未闻道啊,真诚请教用兵之道。”孙武自信地说:“只要兵法运用得当,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训练成虎狼之师。高贵的人也好,卑贱的也罢,男人也行,女人也能够,都是可以的。”
孙武如此作答,也许真的出于自信,也许只是春秋客卿的惯用谈话术。阖闾却趁机较起劲来,有意刁难他,“那我就让您训练妇人吧”。孙武见弄假成真,赶紧以“妇人多不忍”为由婉拒,请求阖闾收回成命,更换“勒兵对象”。如此一来,反而更添吴王疑虑,觉得孙武其实大言炎炎,并无本领,反唇相讥道:“畏之?悔之?”孙武不高兴了:“何畏之有,何悔之有?”接受了训练妇人的任务。
接着便发生了著名的“吴宫教战”故事。孙武令妇人“被甲兜鍪,操剑盾而立”,他告以军法,随鼓进退,左右回旋。孙武三令五申后,将令依旧得不到执行,他“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缨”。不顾吴王劝阻,孙武执意斩杀两名领队宠妾,全军纪律肃然。
通过“吴宫教战”,孙武展现了卓越的练兵技能,成为吴王的军事智囊。但对于这则记载,南宋人叶适认为过于“奇险而不足信”,后世也多有赞同其议者。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出土,才印证了此事的真实。
善战慎战,“民劳,未可,待之”
孙武严格训练吴军,军士素养明显提高,吴国成为不可小觑的强国。到了阖闾即位的第三年,阖闾、伍子胥和孙武,小试牛刀,指挥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和舒。胜利来得如此轻易,阖闾难免有些头脑发热,想“一怒而兴战”,长驱直入攻克楚国郢都。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孙武异常清醒,进言吴王:“民劳,未可,待之。”不顾百姓生死,不计代价的战争,即使屡战屡胜,也难免损兵折将、耗费国力,结果兵胜而国愈弱。吴王如梦方醒,接受了孙武的意见,下令班师退兵。
孙武和伍子胥,提出了“扰楚疲楚”的计策,“我军人马疲劳,不宜立即远征。但我们也可设法使楚人疲困不堪”。两人组成三支队伍,轮番在边境袭扰楚国。第一支吴军袭击时,楚国就调集主力来迎战。可楚军刚出,孙武就率吴军撤退了。楚军急忙返回,吴国派出的第二支袭扰军队又开始行动。这种车轮式的袭击,令楚国被动应付,军队疲惫不堪,国力也消耗严重,一些属国纷纷叛离,吴国大有收获。而楚军认为吴国只敢骚扰,不敢进攻,放松了警惕。
到了公元前506年,楚国疲弱,吴国强盛。这一年,楚国攻打吴国的属国蔡。于是,阖闾和伍子胥、孙武指挥三万精兵,乘坐战船,溯淮河而上,直趋蔡国。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立即放弃对蔡国的围攻,收缩部队,调集主力,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
孙武却临时改变沿淮河进军的路线,令军士放弃战船,改由陆路进攻,直插楚国腹地。
伍子胥不解地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要改从陆路进军?”
孙武说:“用兵作战,讲求战机,最贵神速。我们走别人想不到的路,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如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
孙武于三万精兵中选择强壮敏捷的三千五百人做先锋。他们披坚执锐,轻装疾进。等到了汉水东岸,孙武观察战场形势,却不主动盲目进攻。等到楚将急躁冒进,士兵列阵迎击时,孙武又领兵后撤,引诱楚军追击,终三战三胜。此后两军决战于柏举,孙武又先发制人,冲乱楚军阵脚。一旁观战的吴王趁机率主力围歼楚军,大获全胜。接着孙武用半渡而击、趁楚军用餐时攻击等灵活战术,打得楚军毫无还手之力。
孙武带兵,讲求谋略,慎重为战,所以一路获胜,伤亡极少。从柏举之战到占领楚国国都,吴军只用了十天时间。
等到占领楚国都郢后,孙武认为吴军深入楚国腹地,粮草不继,宜迅速退兵,等待时机。但阖闾陶然于战功,伍子胥急躁于复仇,皆反对立即撤兵。不久越国趁机进攻吴国,秦国又出兵帮助楚国,前线吴军士气低落,屡屡战败,阖闾不得不引兵返吴。
摒弃“慎战”,吴宫沦为池沼
阖闾返吴后,忿恨越国的偷袭,数番要兴兵讨伐。孙武每每以国疲民累为由,谏阻他“修德慎战”,与民休息,恢复元气,“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之也”。
到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年轻的勾践即位。阖闾觉得勾践稚弱可欺,未等准备就绪,就仓促出兵。孙武苦劝,认为作战应“先胜而后求战”,不应“先战而后求胜”,如今草率出兵,只能靠侥幸取胜,阖闾不听。勾践派死刑犯出阵,排成三行,将剑放在脖子上,一个个自刭于阵前。吴国士兵被这种未曾见过的骇人场景震慑,竟自乱阵脚,不听号令。越军趁机发起冲锋,吴军仓皇失措,阖闾伤指,受创身死。
阖闾死后,孙武与伍子胥辅佐夫差治理国家,休养生息,整顿军备,积蓄力量。两年后,勾践调集军队向吴国进发,夫差率十万精兵迎战。在孙武策划下,吴军布置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迅速向越军移动。越军惊恐万状,军心动摇,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带着五千名甲士,逃到会稽山上的小城中固守。夫差认为勾践败在自己手下,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勾践求和。
此后夫差日渐骄横,屡屡兴战,穷兵黩武,所谓“慎战”被彻底摒弃。伍子胥屡屡劝谏,最终被勒令自杀,沉尸于江。孙武心灰意冷,隐身江湖,不再过问吴国政事。
夫差在“好战”的路上越走越远。公元前484年,吴国在艾陵之战中战胜齐国,威服邹鲁诸国。两年后的黄池会盟,吴国取代晋国成为霸主。司马迁在《史记》里,认为夫差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孙武“余烈”:“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但孙武对夫差“好战必亡”的担忧,正在变成现实。勾践求和后,卧薪尝胆,立志报复。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越国富足,越军精悍。吴国在夫差累次兴战下,“吴日蔽于兵,暴骨如莽”,大批青壮年死于战场;百姓疲弱不堪,“吴民既罢,而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黄池会盟、吴国达到顶峰,霸业也开始了极速坠落。
公元前482年,越军趁吴军主力聚集黄池,国内空虚之际,发兵袭击吴国,攻入吴国国都。吴国遭此劫难,一蹶不振,由盛转衰。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灭亡,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吴国宫殿沦为池沼。
相传吴国灭亡后,年近古稀的孙武,步履蹒跚来到吴宫故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战的国家化为乌有,孙武老泪纵横,感慨悲叹。随后他隐居吴国,三年后病故,《越绝书》载:“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孙武助吴称霸的梦想虽然破灭了,但所著《孙子兵法》却在后世受到极高关注,影响力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学。”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郭克勤说。如东汉末年,曹操在《孙子略解》自序中道:“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唐太宗也评论:“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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