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城茶客（一）
茶客，指那些在茶馆饮茶的顾客，不论你是何等人物，只要你爱去茶馆喝茶，与那些喝茶者相互交流，就称之为茶客。
我国是茶的故乡，世界饮茶我国最早。茶馆，古代称为茶寮、茶肆、茶房、茶铺等，唐朝时，许多城市已有煎茶出卖的店铺，“投钱可饮”。宋朝茶馆有了很大发展，南宋首都临安由于商业发达，茶房很多，清河坊、狮子巷一带著名的茶房有“清乐”“八仙”等，经常茶客盈门。到了清代，我国茶馆已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城市乡村，饮茶之风很盛。地无分南北，天不论冬夏，老亦喝，少亦喝，男人喝，女人亦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达城位于四川东部，古属“巴国”，巴人自古喜吃茶。《华阳国志》中记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中记载就有茶。
民国时期，四川茶馆茶客甲天下。乡场小镇，通都华城，无处不见茶馆茶客。老、中、青年，官宦平民，无人不是茶客，铜壶瓷盏，竹椅木桌，无物不为茶具，真可谓天府为茶府。新中国成立后，达城茶馆成为人们休息和娱乐的场所，或朋友交谈，或发表议论，或研究工作，或洽谈贸易，或评论文艺，或讨论问题，或交流信息，或听说书弹唱，成为一种精神享受。
古往今来，达城人就茶有多种叫法：吃茶、喝茶、饮茶、品茶。吃茶、喝茶强调吃和喝的动作，仿佛更注重解渴的效果。饮茶、品茶强调慢慢品味、体悟，要环境幽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享受。大巴山区农家盛行这样的话：“到我家吃粗茶淡饭。”吃茶吃饭是必不可少的待客方式。达城人去茶馆更多是叫喝茶。
老茶馆：达城茶馆民国时期颇为兴盛。主要分布于滩头街、南门上、翠屏路、西门上（西胜街）、横街和上后街等处。仅一条一百多米长的横街，因与南门码头相连，就有5家茶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城茶社业61户。旧社会茶馆主要以卖茶为媒介，为生意人洽谈生意提供方便，有的茶馆还开设赌场、妓院。
那时，茶馆兼有调解社会纠纷的职能。亲朋邻里之间若出现争执，双方约定到茶馆“评理”，请当地头面人物或袍哥大爷调解仲裁。所谓“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如果双方各有不是，则各付一半茶钱；如是一方理亏，则要认输赔礼，包付茶钱。今天，仍有些达城人把输理称之为“付茶钱”。
有些茶馆设四川扬琴、评书、金钱板等说书活动。坐茶馆的人，可以边饮茶，边欣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曲艺说书节目。
有些茶馆晚上设川剧“玩友”坐唱，俗称“打围鼓”。10多个人围坐在茶馆里，有的打鼓、敲锣、拉琴，有的演唱川剧，但只唱不表演。旧社会，喜爱这一文艺活动的人上自军阀官僚、文人雅士，下至车夫力行、文盲商贾，各界都有。民国时达城军阀范哈儿附庸风雅，以能哼唱几句川剧而自诩为“儒将”，还经常去茶馆参加“打围鼓”。有一天范哈儿捉到一群土匪，责令通通枪毙，一匪首临刑前吼了两声川剧腔：“恨只恨自家太糊涂，枉却了一颗好头颅。”范哈儿一听大喜，不仅将匪徒们全部赦免，还将那“好头颅”擢升为连长。现在，茶客还在摆这个龙门阵，令人啼笑皆非。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廷规定各地商人组织一律改为商会。1929年(民国十八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工商同业公会法》，所有工商同业组织一律改为“同业公会”。新中国成立前，赵坤儒为达县城区茶社同业公会理事长。
1950年下半年，达县工商科、税务局、行业公会共同配合对城区私营茶社业进行了清理登记，为茶社业53户正式颁发营业执照。1958年钟焕文、赵良臣等投资建立两家公私合营茶馆(车坝茶馆和翠屏茶馆)，1966年转为国营。
那时的茶馆靠墙的座位是用竹片串成的凉（躺）椅。茶客或坐或卧，或闭目养神。茶馆中间摆几张方桌和条凳。茶具多是盖碗茶，茶碗和茶盖是瓷制，茶船多为金属制成。茶馆最里面设置了一个大火炉，分设几个小灶孔，从早到晚不熄火，无论何时，黑黑的红铜茶壶必有一两壶沸腾的开水，便于冲茶。附近居民也可花钱来打热水。店里备有大水缸，挑夫担来河水后，用明矾搅动净水。
这些茶馆属于“下里巴人”类型，主要卖花茶、沱茶两大类。多数人爱喝沱茶，口味特别浓郁，经熬泡。喝茶时若外出，可吩咐留茶，回茶馆时还可以接着喝，汤色依旧酽然。价格昂贵的龙井、碧螺春等基本不会备有。
那时，茶馆不经营麻将，有长牌可见。长牌发源地四川，古称叶子，一般为长条形，玩家一般为2至4人。
“文革”期间，达城茶馆有些沉寂。改革开放后，达城滨河路游园开始修建，茶馆如雨后春笋蓬勃生机，上世纪90年代后期达城高档茶楼业兴盛，形成达城茶馆高档茶楼、大众化茶馆分流局面。高档茶楼一般设高楼大厦内，讲究装修，安装空调，设棋牌包间，沙发软座，经营简餐或正餐。备西湖龙井、江苏碧螺春、安徽毛峰、湖南君山银针、福建铁观音等中国名茶，备各种咖啡及其它饮料，另供中外名酒。滨河路、凤凰山下农家乐、廊桥农家乐、人民公园等“坝坝茶馆”，可称之为大众茶馆。
这些茶馆无论高档或大众，多是经营棋牌茶业，打麻将、斗地主。茶客多是麻友、牌友。这时期，江湖茶客青睐的茶馆有“川剧艺苑”。上世纪90年代后期达县地区川剧团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将位于大西街的川剧场改建为川剧艺苑茶馆。设大型演出台，将原观众座位改为茶座，白天经营茶业，晚上演出，可边观看演出边喝茶。白天，这里成为达城茶客云集之地。川剧艺苑虽经营棋牌，茶客更多是在一起摆龙门阵。2000年原达县地区川剧团、京剧团、杂技团、文工团合并成立达州市艺术剧院，该茶馆停办改建。
老茶客：茶馆地点不同，茶客也就不同。达城临河南门上、横街、滩头街、箭亭子茶馆多船民。西门上茶馆多铁山那边的客商及河市坝进城卖菜的农民。达县城区茶馆更多是休闲的茶客，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富贵闲人，贩夫走卒，无所不有。
茶客相聚，主要是摆龙门阵，茶钱各给各，若有人帮忙给你支付茶钱，那是足够面子的事。在茶馆喝茶，有的是约人办事，或者洽谈生意，更多的人则是吃闲茶。有烟瘾的茶客，多自裹吸叶子烟。一根铁头长烟杆在手，吞云吐雾。也有吸纸烟者，一般是中年人。
有时候，茶馆一座难求。有些茶位几乎是固定的，已是不成文的约定。茶客摆龙门阵话题往往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漫无边际，东拉西扯，道尽人间喜怒哀乐。
茶客泡在茶馆里，肚饿时便出门喊一声：“来碗抄手，或来碗切面！”附近的面馆会立即送上一碗。此时，有端盆兜卖水八块的小贩来到茶馆，要一块红油鸡片，或麻辣肺片，茶客从怀中掏出酒来，咂吧有味地慢嚼，悠然自得。
西门上茶馆是达城说书艺人集结地：评书木华风，金钱板扯疤眼，竹琴艺人江，都曾于此说书。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因他们停止说书，王驼背的评书《红岩》应际而生。王驼背将《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演绎成武艺高强的英雄，不仅会使双枪，百发百中，还会飞檐走壁。其实就是借鉴了评书故事中的大侠形像。听众心领神会，纷纷叫好。那时，有的学校也会请王驼背去讲《红岩》。关于老达城说书艺人，我曾写文《老达城西门上茶馆说书人那些事》在达州晚报发表，不再赘述。
说书人每到关键时刻会停下来，说是休息，一位热心茶客帮忙者便沿座收钱。有一位帮忙收钱的茶客叫甘瞅波，戴深度近视眼镜，刚成人年纪。有一次收钱时，临时停电，甘瞅波借机偷揣小钱。孰料说书人金钱板扯疤眼一边喝茶一边暗中监视，收入眼中。快板响起时，扯疤眼唱道：“甘瞅波太可恶，电灯一熄摸我二角。”一时间，广为流传，达城人耳熟能详。
“文革”期间，甘瞅波经常在街头巷尾唱歌跳舞，后边跟着一群儿童拍手起哄，甘不时向身后儿童发放水果糖。有人说甘瞅波疯了，有神经病。其实，甘瞅波没有疯，按现今说法，为让自己火红，他在搞行为艺术。
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达城茶客形形色色，多是江湖人士、自由职业者，但不泛文人雅士。人生七雅，“琴棋书画诗酒茶”，雅士不可无茶。他们大多是落魄人士，颇有些文化，喝茶时相互之间戏谑、调侃。众茶客给那些落魄的文人茶客仿江湖取绰号：“茶仙余德仁”“茶贤杨先国”“茶害彭 子”茶侠簸二客”“茶客三剑朱二哥、陈朝学、吴眼镜”“医药三友李林生、高加堤、周开贤”等，他们先后在月台、过街楼、王家烽火、邓家院子、龙家大院、人民公园等茶馆相聚摆龙门阵，茶客听他们谈天说地，妙趣横生，频频大笑。
而今，那些有江湖绰号的老茶客渐行渐远，最后一人“茶客三剑”朱二哥，年届80岁，身体硬朗，常在滨河路茶馆喝茶。有时，我们相见，热心招呼就座，相互争先替付茶钱。不幸的是，今年3月中旬，去了另一个世界。
上世纪60年代我正年轻，在水泥电杆厂上班，每天工作时间只有几个小时，有时间坐茶馆，喜欢听江湖文人茶客摆龙门阵，其实，就是听社会知识教学，书本没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君子之交淡如水，茶人之交醇如茶。
新茶客：达城习惯将新世纪以前的茶客叫老茶客，新世纪以后的叫新茶客。新茶客多是企、事业单位退休者或私营业主等，或农村随子女入城居住者，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因各种因素，形成不同的消费类型，不同茶客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茶馆，或居于闹市高档茶楼，或滨河路大众茶馆，或凤凰山下农家乐，或廊桥龙郡农家乐，或人民公园，也可能是室中一隅，无论在哪里，都有自己内心一处渴望所在。
意味深长的是，有些人退休后初期，间或还夹着公文包去上班，当走到原工作单位时，才警醒自己已是退休人。有的退休前，手中的电话，家中电话不断，请帮忙的较多。退休后，电话异常清静，不见有电话打来，失落感顿生。突然电话响起，原来是一个理发师打来，说：“你每半个月的理发时间到了，我是否到你家中来理发？”无论以前你如何，退休后去茶馆喝茶，无人会向你讨好，相互尊重，相互客气。茶馆喝茶，可以提升意境，调整心态，心理逐渐平衡，当自己成为茶客时，就会淡泊名利，一切如过眼云烟，心情轻松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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