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功：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君臣遇合 李大明教授详解司马相如的传奇人生和非常功业
李大明教授详解司马相如的传奇人生和非常功业 
观众凝神听讲。
李大明教授精彩开讲。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君臣遇合，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非常典型的君臣遇合的个案。
根据相如《自叙传》和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补续，他们之间的君臣遇合有三个阶段或曰三个重点。
□李大明
一
汉武帝对相如文学才能的激赏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
赋奏，天子以为郎。
这事颇具传奇色彩。汉武帝比司马相如小30多岁，也是一个“文学青年”，而且修养极深。在早，他下令用安车蒲轮诏征比相如年长的辞赋大家枚乘，可惜枚乘年老衰病，卒于道中。这次“读《子虚赋》而善之”，但不知作者是谁，所以遗憾地叹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事也凑巧，给汉武帝养宠物的杨得意是司马相如的同乡，汇报了情况以后，相如遂得以召见，并新作《天子游猎赋》（后来被人称为《上林赋》）献奏，“天子大说（悦）”，“以为郎”。
司马相如的辞赋（尤其是散体大赋《子虚赋》《上林赋》）是那个时代的登峰造极之作，不但从题材和体制上开创了汉大赋新的写作范式（游猎题材和宏大叙事），而且以斥‘诸侯之事’、‘明天子之义’，彰显了与汉代大一统政治文化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宣扬了儒家所主张的仁爱节俭思想，体现了读书人可贵的仁民爱物、抚时忧国的淑世情怀。”
皇家森林公园（皇家猎场）“上林苑”之设，是在武帝建元三年或稍后。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骑射打猎，随从们肆意践踏庄稼，“民皆号呼骂詈”。于是汉武帝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专门去考察圈定了很大一块地，开辟为“上林苑”。此举仍然是奢侈淫乐，且劳民伤财，所以东方朔特意谏阻。汉武帝一方面奖赏东方朔敢于直谏，但还是我行我素。这就是“帝王心”呀！所以，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在对“天子校猎”作了铺张扬厉的描绘之后写道：“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馀间，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这是假托天子之口言仁德，其实是讽谕汉武帝要戒奢侈、行节俭，施仁爱民。
二
奉使西南地区的拓边功臣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两度奉使西南地区，对朝廷妥善处理与西南少数民族（史称‘西南夷’）的关系，解决好蜀地社会治理、发展交通边贸等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做出了特殊贡献，是“万代推功”的拓边功臣，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之一。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这是其第一次奉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载：
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厓、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厓、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第二次奉使西南期间，还秉承汉武帝治理西南地区的基本国策，妥善处理了当地长老对朝廷政策的某些误解：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辞曰：……
期间有一“插曲”：
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馀，复召为郎。
三
遗作《封禅文》与礼乐制度的建立
司马相如对汉武帝时期礼乐制度的建立，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的遗作《封禅文》，就是建立这一礼乐制度的“总纲”。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
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
汉武帝得知司马相如病重，于是派人去“悉取其书”，从这一举动可以看出司马相如在他心中的分量和他对相如的关念；而相如病重去世前，还在为汉朝礼乐制度的建立殚精竭虑。“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天子异之”。而后来武帝封禅，就是落实司马相如遗作《封禅文》的论证和设计。
我归纳排列了史传中所记汉武帝和司马相如的关系，以及武帝对司马相如的基本态度：奏《天子游猎赋》，“天子大说（悦）”，“赋奏，天子以为郎”；第一次奉使西南，“还报”；第二次奉使西南，“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还报天子，天子大说（悦）”；谏武帝打猎搏兽，“上善之”；奏《大人赋》，“天子大说（悦）”；所忠奏其遗作《封禅文》，“天子异之”。第二次奉使西南时有人诬告司马相如收了贿赂，因而失官，但是“居岁馀，复召为郎”。所以说，司马相如和汉武帝的君臣遇合，是有始有终的，甚至可以说是善始善终。看来，汉武帝对司马相如是深知的。不只是辞赋文章写得好，“天子大说（悦）”；奉使西南也卓有建树，“天子大说（悦）”；就连后来的封禅大典，也是落实司马相如遗作《封禅文》的论证和设计。在司马相如去世12年后，汉武帝的《求贤诏》还引述司马相如的话，以能建“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作为贤才的标准，他对司马相如的基本评价应该是：不但是旷世难遇的才子、文豪，还是难得的功臣、良臣，是做了“非常之事”、建立了“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所以他很注意“善待”司马相如（包括妥善处理所谓的“相如受贿”事件）。当然，司马相如也很注意“善处”，在“伴君”过程中始终体现出可贵的人生智慧，尤其是在讽谏君过时注意分寸和实际效果。这很不容易。
讲座临了，我用一首打油诗，表达我对司马相如的仰慕之情：
汉家天子爱文采，相如得意登陛阶。昆明池映嘉陵水，集贤殿连读书台。琴心挑动文君喜，《大人赋》成武帝怀。千古倜傥非常事，长随游子梦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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