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他是《三侠五义》中北宋奸臣“庞太师”的原型。其实,他直言敢谏,被誉为“天子御史”,又通晓边情,镇守边塞多年,功绩人品皆与“庞太师”截然不同。他还善于识别

大众日报 2019-01-19 10:00 大字

祠堂内的庞籍彩塑鲍青摄庞楼村内的庞颍国公祠鲍青摄■政德镜鉴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孙为海董文静

成武县西北有伯乐集镇,伯乐集镇有庞楼村,村落中央有一座庞颍国公祠。祠堂内有正屋一间,大树几株,石碑数座。其中东侧石碑字迹磨灭难辨,颇有些年头。记者经过仔细端详,依稀辨识出石碑落款时间为“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

祠堂正屋内端坐一尊彩塑人像,人像上有一块书有“天子御史”的匾额。村民庞召存告诉记者,祠堂祭祀人物是庞氏先祖、北宋名臣庞籍。

“在历史戏说《三侠五义》中,那位专门刁难包拯的奸臣庞太师(名庞吉),有人说他的原型就是庞籍。其实庞籍的人生履历、仕途作为、官德政风,与庞太师都截然不同。庞籍不仅是北宋有名的能臣,也是名臣司马光的仕途伯乐、人生忘年交。”庞召存说。

“公平生知爱莫子如也”

在司马光的前半生中,庞籍是如何也绕不开的重要人物。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岁的庞籍考中进士,授任黄州司理参军。后来,他历任多地,很受上司的赏识。欧阳修的岳父薛奎当时任开封府知府,他性情刚直严苛,对他人往往爱搭不理,却唯独对庞籍非常器重。他对同僚说:“(庞籍)它日必至宰辅,余不及也。”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庞籍从地方调任刑部任职。当时朝廷的群牧判官(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判官)出现空缺,索求官职者络绎不绝,达数十人之多。他们或结交权贵,或直接攀附太后,借此对执政大臣施加压力。左右为难的执政大臣相聚而谋划,最终决定“得孤寒中有声望才节可以服人者与之”,这样就可以堵塞权贵源源不断的请托。

最终,执政大臣联名举荐庞籍,太后等权贵也只能心服口服。

庞籍上任后,果然不负执政大臣的期望。他立即奏明当时马匹管理的漏洞和弊端。庞籍发现,国家为了充实骑兵力量,以法律条文禁止臣子随意借用国家饲养的马匹,但内宦却常常仗着权势,肆意征用马匹以作私用。他还从马匹管理乱象,引申出当时朝廷法令形同虚文、诏书朝令夕改等情况,认为长此以往劣币必然驱逐良币,最终“清强者沮矣”。奏疏呈递后,群臣对这位年轻的群牧判官刮目相看。

群牧判官任上,庞籍收获了真挚的友情,他和同僚司马池、张存成了好友。三人都任群牧判官,经常往来,志趣相投,亲密无间,几乎不分彼此。庞籍和张存到司马池家中做客时,司马池就让儿子司马光帮忙布置酒食。因为关系亲密,所以招待所用也不甚讲究,“酒果止梨、栗、枣、柿;肴止脯醢、菜羹”。

三人觥筹交错,言笑晏晏时,司马光则无拘无束在一旁“以童子侍侧”。多年后,司马光在《祭庞颍公文》深情回忆当时场景:“念昔先人,久同僚采,越自童龀,得侍坐隅。抚首提携,爱均子姓……”

久而久之,庞籍觉得这个聪慧小童“凛然如成人”“独器异公”,对他另眼相待,愈发器重。庞籍的长子庞元鲁经常和司马光在一起玩耍。因为庞元鲁稍稍年长,所以司马光“兄事之”。而张存则把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司马光为妻,这就是司马光的终生伴侣张氏。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司马光和庞元鲁一同考中进士。司马光被分派到地方担任判官。不久,其母病故,接着其父也离世。连丧双亲的司马光痛楚难当,孤独无依。他在文章中自述道:“孤苦蠢愚,不能自立,长号四望,谁复顾哀?”

此时的庞籍正在西北前线抵抗西夏,公务非常繁忙,但他还是撰写了故友司马池的墓志铭,并百般宽慰司马光。司马光充满感激道:“惟公眷怜,过于平日。”庞籍去世后,其次子对司马光说:“公平生知爱莫子如也。”

可以说,庞籍是司马光仕途的引路人和庇护者。

“独庞君天子御史也”

庞籍后来出任侍御史,很快展现了他刚直敢言的性格。

在宋真宗后期,皇后刘峨开始参与朝政。她先联合丁谓赶走宰相寇准,又瞅准时机扳倒丁谓,独自掌握大权。仁宗即位后,刘峨垂帘听政,权势甚至超过皇帝。在朝廷册封大典上,她没有着后妃服饰而是直接穿龙袍参加。甚至有臣子上疏,请她“依武后故事”,还有大臣献上《武后临朝图》。

因为顾忌群臣的意见,刘峨始终没有效仿武则天称帝自立。但她在病故前,却颁布诏令让仁宗的养母章惠太后接替自己垂帘听政,继续干预军国大事。

刘峨虽死,但武则天的故事也许还会重演。群臣虽有诸多疑虑,却战战兢兢,多不敢言。

侍御史庞籍官位虽低,却敢于为朝廷局势发声。他上疏要求仁宗立即亲政,还建议把所谓太后垂帘的礼仪制度全部焚烧掉。大臣孔道辅褒奖他说:“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风指,阴为之用。独庞君天子御史也。”庞籍开风气之先,朝堂随即掀起要求仁宗亲政的浪潮。仁宗在大臣支持下,终于开始亲政。

庞籍希望仁宗亲政,却不愿他堕落成为贪图享受的昏庸之君。仁宗掌握大权后,受到趋炎附势者巴结,渐渐迷失自己。左右亲近以“奇巧自媚”,仁宗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后苑内“珠玉之工,颇盛于前日”。庞籍忧心忡忡,感慨不已,进言规劝道:“今螽(zhōng)螟为灾,民忧转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西夏),陛下安得不以俭约为师、奢靡为戒,重惜国用,以徇民之急。”仁宗闻言悚然警醒,深纳其言,改过自新。

有一次,仁宗的宠妃尚美人派遣内侍来到开封府,宣布免去一位工匠的“市租”。这位工匠因为是尚美人的亲戚,因而享受如此礼遇。时任开封府判官的庞籍严词拒绝道:“祖宗以来,未有美人称教旨下府者,当杖内侍。”他痛打宦官一顿后,告诫开封府有关部门:“自今宫中传命,毋得辄受。”

被杖责的宦官回朝后向仁宗哭诉自己的遭遇。没想到仁宗听后勃然大怒,令人用竹板再度惩罚这个宦官,并严厉斥责尚美人。他还向各地发出命令,以后若有人传递后宫命令,地方都不准遵照执行。

庞籍的直言敢谏、强项不屈,给仁宗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庞籍再度从地方调回京师。执政大臣奏请庞籍担任户部判官,仁宗反问道:“庞籍止为三司判官邪?”九天后,庞籍被提升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不久,庞籍调任大理寺,纠察京师刑狱案件。在任两年后,执政大臣奏请改任庞籍户部副使。仁宗又反问道:“庞籍岂得以堂途进之?”很快,庞籍被提拔为天章阁待制。

不久,西夏元昊称雄西北,屡次进攻北宋,陕西一带接连告急。仁宗认为庞籍能担大事,令他先行安抚陕西,后任陕西都转运使。

自此,庞籍开始了治军西北的艰苦生涯。

“抚民以仁,驭军以严”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庞籍担任延安最高军事长官。此时,边境局势岌岌可危,形如一团乱麻。自从宋军在三川口之战大败后,宋廷势力大幅度退缩,边地“民居焚掠几尽,距郭无几,悉为寇境,人心危惊”。

庞籍上任后,首先就是弥补此前损失,填补从前疏漏。他“聚用增备,抚民以仁,驭军以严”。在他强力治军下,宋军纪律趋向严明,军容军貌极大改观,史载“戍军近十万,未有壁垒,多寄止民家,无秋毫敢犯民者”。

当时边境将领多单独行动,彼此难有照应,常吃败仗而归。庞籍一改前任疏于管理弊端,每次有将领请求出征,他都要“召问方略,取其所长,诲其所短,告以赏罚”。自此,将领都不敢不尽心尽力,边境防御向有利于宋军的形势发展。

庞籍一边审慎出战,一边加固防守,抢先占领军事险地。他在险要处筑起十一座要塞,然后募集流民耕种要塞后的田地。很快延安军粮大增,士气兴旺。元昊侵略宋朝边境,唯独在延安一带占不到多少便宜。

庆历四年,守孝期满的司马光到武成军中担任判官。次年,他调任韦城县令。赴任途中,他特意前去拜望恩师庞籍。庞籍带着他参观了驻防宋军,司马光连连赞叹庞籍治军有方。

庞籍巩固防守之余,采取坚壁清野策略,彻底断绝和西夏的贸易往来。久而久之,西夏虽然军事上有所获胜,但“民甚愁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在封锁政策作用下,元昊被迫遣使求和,想修复和北宋的关系。

仁宗也不愿继续扩大和西夏的战争,渴望迅速休兵和好。但庞籍屡次上疏,请求朝廷不可在和谈中过度让步,以使元昊再生“豺狼之心”,又产生侵略念头。在庞籍一松一紧策略下,元昊终于向北宋称臣,北宋册封他为夏国主。

和谈结果传来,仁宗欣喜异常,以为西境安宁,都是庞籍的功劳。他下发密诏,询问中央哪里有妥善安排庞籍的职务。不久,庞籍调任枢密院副使。

庞籍驻守延安时,注意与百姓休养生息。他修建城池、建造营寨,都是招募禁军为劳力。大军在外,都是事先备好粮食,马匹草料也是军人自己采割。临行之际,百姓遮道相送,哭泣道:“公用兵数年,未尝以一事烦民,虽以一子为香焚之,犹不足报也。”他们跟在庞籍的队伍后面,送了数个驿站后才恋恋不舍而去。

庞籍到任枢密副使后,奏请军费用度太广,如今边境安宁,请减轻当地百姓赋税。

“不以官爵养私交、取声誉”

庆历八年,庞籍升任参知政事(北宋副宰相),后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庞籍久任边疆,熟悉军务,深感北宋军政弊端在于兵多而不精。他和丞相合议,认为军队冗员,不仅拖累全军战力,也导致国库枯竭。得到大臣支持后,庞籍大张旗鼓地巡阅军队,裁汰老弱疲兵。但庞籍改革很快遇到阻力,中外鼎沸,以为必生大变。谣言炽盛之际,连仁宗也心生疑窦。庞籍以身家性命作担保,“万一有一夫狂呼,臣请以百口偿之”。在他的坚持下,裁军得以顺利实施,一年精简八万余人,财政负担大大减轻。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庞籍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自为相以来,庞籍以“公忠便国家为事,不以官爵养私交、取声誉”。所以他的一些做法虽然公允,却难为世人理解。

庞籍首先得罪了文臣。当时四川发生动乱,朝廷急寻能够安抚之臣。庞籍和仁宗商议,认为时任端明殿学士程戡可当此任。程戡临行之际,仁宗想让庞籍对程戡表示:“戡还,当处以两府。”庞籍却认为:“兹事出于上恩,臣不敢与闻。”庞籍最终没有向程戡传达此语,程戡知悉此事后愤愤不平。

接着,庞籍又得罪了武将。两广爆发叛乱,宋军一再败退,岭南岌岌可危。仁宗本想令枢密副使狄青为宣抚使前往征讨。但朝中大臣多认为狄青乃军卒出身,不能予以专任,请求以文臣作主帅狄青为副帅。此时,庞籍站出来为狄青说话。他认为此前宋军屡次战败,正是因为“大将权轻,偏裨人人自用,遇敌或进或退”。所以如果再以文臣为主帅狄青为副帅,文臣必然“视(狄)青无如也”。假如真是这样,狄青号令得不到执行,将重蹈此前战败覆辙。庞籍还提醒仁宗,狄青“素名善战”,此次出征战败,不仅岭南告急,就连“荆湖、江南皆可忧也”。他还褒奖狄青“沉勇有智略”,足以领军前往岭南。

在庞籍极力举荐下,狄青终于得以节制岭南之兵,全力负责平叛。很快,告捷文书纷纷而至。仁宗高兴地对庞籍说:“岭南非卿执意之坚,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

狄青凯旋后,仁宗想让他担任枢密使、同平章事。这次庞籍却站出来反对,被众臣认为是嫉妒狄青功劳。但庞籍并不顾忌他人看法,只是直陈心意。他认为狄青起自军中,本就不受文臣肯定,此前担任枢密副使,已经“众论纷然,以为国朝未有此比”。如今狄青立下大功,暂时得到大臣青睐,这种论调才暂时平息。一旦再晋升他枢密使、宰相,必然又让狄青得罪众人。最后,庞籍坦诚“臣所言非徒便于国体,亦为(狄)青谋也”。

庞籍争论许久,仁宗才勉强同意加赏狄青其他职务。然而内外大臣都称颂狄青功绩,认为如此奖赏过于浅薄。仁宗鉴于群臣议论,还是提升狄青为枢密使。

往后的事态发展竟然被庞籍不幸言中。狄青担任枢密使后,常常遭到言官刁难。他巡视军营,士卒喜欢夸奖他,这就引起了文臣警惕。谏官以此发难,称狄青家中“狗生角,且数有光怪”,影射狄青有不臣之心。

后来京师爆发洪水,狄青为避水举家迁往相国寺。他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就决定在佛殿居住。当时百姓议论纷纷,朝臣也对他大加指责,最终朝廷免去狄青枢密使职务,让他到外地任职。

离京次年,狄青就在惊惧中郁郁而终。庞籍的担忧也不幸成为现实。

庞籍还得罪了宦官集团。宦官王守忠病危之际,向仁宗索求节度使头衔。皇帝以此询问庞籍,庞籍道:“自宋兴以来,未有内臣为节度使者。”仁宗表示自己曾许诺王守忠,不能言而无信。庞籍却反问仁宗:“陛下至孝,凡祭祀文物事有毫发关于宗庙者,未尝不兢兢畏慎,况祖宗典法又可隳邪?”最终,王守忠的节度使梦宣告破灭。整个宦官集团对庞籍深恶痛绝。

自此,庞籍在朝中孤立无援,“内外怨疾颇多”。

不久,与庞籍稍稍沾亲带故的道士打着庞籍名号,收取官员的贿赂,为他们求官托请。庞籍听说后,立即派人抓捕这名道士,审讯完毕后“杖而流之”。没想到道士流放途中病亡,朝臣都指责庞籍此举乃杀人灭口。仁宗面对汹汹物议,虽知庞籍无罪,却只能让庞籍以户部侍郎头衔外放郓州。

庞籍走后,仁宗深为懊悔。不久,辽国派遣使臣来北宋商谈边境之事,执政大臣皆不能答。仁宗鉴于庞籍熟悉边情,能断大事,感叹说:“前者出庞籍太匆匆。”不久,他令人立即出发,册封庞籍为观文殿大学士。侍从临行之际,仁宗还不忘叮嘱:“速行之,若过大礼,是与有罪者无以异也。”

“引咎自归,乞矜免(司马)光罪”

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仁宗以庞籍“习知夷狄情”,改任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事,负责西北边防。

当时宋夏边境耕田相接,犬牙交错,数十年双方互相耕种,时常发生争执。宋朝官员处理双方纠纷时,时常不讲道理,一味袒护宋民。庞籍告诫他们,处理纠纷应以公允为上,不能因私而让两国结怨。他还向朝廷奏疏,请求对西夏施以怀柔政策:“西夏称臣奉贡,未失臣礼。今不先以文告而遽暴掠之,使归曲而责直,非中国所以御夷狄也。”

但当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庞籍也积极为维护宋朝利益建言献策。他深知西夏军力颇盛而经济疲弱,只要掐住西夏经济命脉,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告诫边将:“虏仰吾私市,如婴儿之待乳,若绝之,虏必自来。”此计实施后,西夏经济果然迅速恶化,被迫派遣使者前来和谈。

正在和谈进行之时,一队不满千人的宋军闯入西夏境内,被西夏军队击溃。战败消息在朝廷引起震荡,庞籍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朝廷派侍御史张伯玉负责调查此事。张伯玉因刚刚上任,一心想通过排挤大臣来显露自己,所以处处苛刻和刁难。当时司马光也在庞籍军中,曾为庞籍出谋划策。庞籍不以自己升降为意,只是担心司马光蒙受冤屈。所以他在清理公文时,有意把与司马光的来往信件隐藏起来。

不料此事被张伯玉发现,结果庞籍以“擅筑堡于边以败师徒,又匿制狱所取文书”罪名被贬青州。司马光不愿庞籍单独承受罪名,所以上疏说明自己过错,请求一并惩治。庞籍担心司马光遭到牵连,所以再度上奏,“引咎自归,乞矜免(司马)光罪”。由于庞籍的保护,“(司马)光卒不坐”。司马光为此终身愧疚,庞籍却“待之如故,终身不复言”。多年后司马光作祭文时仍说:“过若丘山,咸加掩覆。”

西北小败,严重影响了庞籍仕途。此后庞籍历任地方,自此沉寂。而司马光朝中作官,连续升任。但两人书信不断,互通消息,互诉思念。

后来,庞籍因年老不断请求罢归,但朝廷一再不许。庞籍不久调任定州,仁宗对他说:“新进之臣,畏怯避事。定州兵骄日久,藉卿威名以镇之,卿勉为朝廷行也。”

庞籍到任一年后,定州状况明显改善,庞籍因而再度请求归乡。朝廷召他回京师,却不同意他归老田园。有人奇怪庞籍当时“精力克壮,年少所不能及,且圣上注意方厚,为何遽引如此之坚”?庞籍自辩道:“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厌弃,然后乃去?”他上表九次、手疏二十余通,朝廷最终同意他以太子太保致仕。

至此,庞籍不再参与政事,只继续关注和支持司马光。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司马光被提拔为知制诰,他却坚辞不应。年逾七旬的庞籍感到奇怪,写信给司马光,询问力辞知制诰的缘故。司马光毫不相瞒,手书《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诰启》,如实告诉恩师详情,并表示感激。得到庞籍理解后,他连上九封辞呈,终得朝廷允许。

次年,庞籍病卒。司马光悲痛万分,作《祭颍公文》,表达对庞籍的感激之情,“善如丝粟,必见褒扬……今日所蒙,莫非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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