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屠户”与义和团
毓贤画像
邓文献
“清末屠户”是晚清大臣毓贤在曹州任知府时留下的绰号。毓贤（1842年－1901年），字佐臣，满族，长白山人，内务府汉军正黄二旗，捐监生，纳赀为同知府派分山东，曾任山东曹州知府、山东兖沂曹济道、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湖南布政使、江宁将军、山东巡抚、山西巡抚等职，是清朝末年著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
清光绪五年（1879年），毓贤来曹州任知府，因他的官帽下拖着一条干豆角似的黄辫子，人送外号“毓小辫”。在官场上他又是典型的酷吏，人称“屠户”。在曹州任职六年期间，不分良莠，统制专以诛戮为事，残酷镇压民众的反抗斗争。采用大批逮捕、滥用酷刑和无情屠杀的恐怖手段进行管治，“善治盗，不惮斩戮”，曾在3个月内杀掉2000多人。他惯用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令受刑者仰卧，用杠子砸肚子）等酷刑。
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站木笼”，他在衙门前置木笼12架，每架木笼内壁布满铁钉，把犯人吊在木笼内，再在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这样，人在笼内稍有动弹，肉体就被刺得鲜血淋漓。有时，当人踏到砖上，马上抽去一块，直至把人吊死为止。当时惨死在笼内的人几乎天天都有。
毓贤因为血腥镇压曹州百姓，嗜杀有功，官越做越大。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授任山东兖沂曹济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补山东按察使，他一上任，便故伎重演，奉命镇压曹县、单县大刀会起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升任山东布政使，自此大肆镇压民众运动，曾8次下令不准民间设场习拳，不准私立大刀会、红拳会，并对活动于济宁、汶口、巨野等地的义和拳进行剿杀，并杀害了其首领陈兆举等。同年8月，调任湖南布政使，11月署江宁将军。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升任山东巡抚。时值甲午风云后，山东已是洋人遍地，外国传教士横行乡里，民众产生义愤，排外势力萌发。 毓贤在山东为官多年，熟知当地的情况。平原事件后，他看到义和拳力量仍在发展，同时又感到外国教会势力渐大，对清朝统治产生威胁，于是他一改以往策略，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由剿变抚。曾任凭平原、高唐、茌平一带的“义和拳”领袖设场授徒，并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授意乘隙攻击教堂、打击教士，以达其排外仇教的目的。还自标榜为义和团“魁首”之二：“一为鉴帅（李秉衡），二即我是也。”
这年，平原县有教民和拳民发生冲突，知县袒护教民。毓贤闻讯，一面派人弹压，一面将县令等人撤职查办，又派济南知府亲往安抚义和拳，并通令山东各地义和拳、大刀会等一律改为“民团”，允许首领朱红灯所部建旗帜，皆署“毓”字。自此，山东义和团声势骤长。毓贤对义和团剿抚兼施，主要用以抵御外国势力。这时，国外列强害怕义和团作大，视毓贤为“罪魁祸首”，美国驻华公使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毓贤离职前两天，下令杀害了已被诱捕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和本明和尚。
毓贤在京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会力进谏，获准面见慈禧太后，荐义和团可用。次年，毓贤被起用为山西巡抚。到山西后，把那些“视拳为匪”的州县官大加痛斥，说义和团是新时期的义民，并大力发动民众，热情接待无业游民，发给他们钱粮，还授“毓”字钢刀。一时间，当地群相奔告，说山西出了个“好官”，投奔者络绎不绝。最终巡抚衙门应接不暇，便指令各州县必须给予支持，给义民发粮发钱。
毓贤排外的举动愈演愈烈，不仅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还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据统计，山西共杀害外国传教士191人、当地教民及家属1万多人，是死人最多的一个省。同时，还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2万余间。由于毓贤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外国列强的极大不满，这也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借口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毓贤要求率兵勤王，但又畏惧洋人，借故推脱。八国联军在攻占北京与清廷议和时，毓贤被指为排外仇教的罪魁祸首，革职充军发配新疆，还要求赔偿抚恤金和丧葬费等，共计400万两白银。后来，清廷还停止山西人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若干年，以示惩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又下令对毓贤即行正法，诏书追至兰州，毓贤被处死。
综览毓贤和义和团的有关史料，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曹州任知府时，是一个镇压拳匪和民众的酷吏。在山东、山西任巡抚时，他又成了庇护义和团、仇教排外的先锋。据说，他死前还遗言：“慎勿忘国仇可耳！”并自作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以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透露出对自己一生总结的几许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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