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博物馆,有一群80后“文物修复师”,用巧手修复时光碎片,用匠心守护古人智慧 我们在博物馆修文物

大众日报 2020-06-19 09:43 大字

山东博物馆馆员鲁元良在修复字画。山东博物馆文物修复师任伟在清理佛像。山东博物馆馆员李晶在检测赤罗朝服。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这一日,20团“棉花套儿”,从曹县被送到山东博物馆的“文物医院”抢救。经过显微镜、红外光谱、纤维分析等全方位“体检”,判定为字画浸水发霉,遭受严重的微生物病害。书画修复小组接手了这批“病患”,历时24个月的艰苦修复,终于“治愈”。20件书画精品“重见天日”,成为曹县博物馆当年展出的重磅文物。

每一件文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命。时光沉淀于它们之上,留下的不仅有独一无二的故事,也有伤害、破损、甚至毁坏:一件文物的修复,先要建立保护修复档案,进行病害调查、分析,保存状况评估、方案编制,然后再经过清理、缓蚀、封护、补配、焊接和粘接、做旧的环节,最终才能完成。6月8日至15日,记者走进山东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部,听三位青年修复师讲述修复文物的那些事儿。

“一个文物就是一条生命”

“在山东博物馆,文物修复师大多是老师傅吗?”

“不不不,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整个修复班底一共有18个人,负责的方向包括有机类、无机类和预防性保护,青年修复师占六成。”

回答者鲁元良,正是曹县那批书画修复项目的负责人。6月12日上午,记者见到他时,鲁元良正在为一幅清代全形拓片“全色”——用笔墨把画上残缺之处补好。38岁的他左手托着墨盘,右手执笔,表情严肃,头系一块方巾,戴着一条工作围裙,围裙兜里插着大大小小的工具。

“文物修复是一项非常细致且耗时很长的工程,做起来慎之又慎。”鲁元良解释,他有一个习惯,一进工作室就在头上系一块方巾,“字画修复多要一气呵成,我怕时间长了,汗水滴到书画上”。

书画装裱最初起源于古人观赏、收藏绘画的要求,经过不断的探索、演变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优良系统,是我国的艺术遗产之一。受父亲熏染,2006年大学毕业后,鲁元良进入山东博物馆,从事纸张文物修复,一干就是14年。

鲁元良回忆,经手修了不少文物,但曹县那批印象最深,不仅是“最费劲的一次”,也是他第一次独立主持项目。

2013年,馆里通知鲁元良,有一批损害比较严重的文物要修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他,见到那堆“棉花套儿”时,心情仍然很“崩溃”:打开包装,飞出的“霉菌孢子”,呛得鲁元良赶紧捂住口鼻,皮肤开始隐隐作痒。所有的纸张分散化,非常脆弱,手轻轻一放,能带下几根丝。

“像这种情况,一个是分析‘病害’,查找是什么菌种,去除或杀死它;另一个是分析材质,它是什么,我们就用什么补全。”鲁元良的语气,仿佛一位治病的医生,“简单来说,将有害的东西去掉,把缺失的东西补全,加固文物的材料本体,就是一名修复师的日常工作。”

方案确定以后,便是日复一日的“实操”。鲁元良没有选择最严重的12件,而是从受损相对较轻的一副对联入手,先将“棉花套儿”分层打开,再把碎片一片一片拼回去,整个过程漫长而充满挑战。

由于首次独立主持项目,昔日师父说的话此时越发深刻,鲁元良脑袋里时刻绷紧一根弦。鲁元良有两位师父,一位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修复专家张志红,她曾说,书画修复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如果前面有问题,到后面就会逐渐放大。这句话在修复工作中不停地被印证;另一位是馆里已经退休的修复师张光同,因为长年累月在身边,不断从细节上规范鲁元良,比如贴覆背纸,要用棕刷用力“刷死”,否则会出现“空鼓”;要竖着用刷,否则纸张会被棕刷破坏等等。

“好在这批字画以前留了照片,我们可以比对着做。修复文物切不可臆断创造。”鲁元良说,每种文物病害不一样,修复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不断想办法解决,“比如拼图的时候,我们先放一个大概的位置,如果中间有缝隙,就会多加一点水,让纸片飘起来,再用毛笔把它推过去,等接齐之后,再用毛巾把水给吸掉。这条毛巾就不好选,既不掉毛又不沾纸。我们当时买了三四种,最后试到一种纯化纤的毛巾不错。”

就这样一件一件,修了一年多,鲁元良才敢动最难的12件,有了前期积累,后面进展出奇顺利。“可能会有人疑问,费了两年功夫,修出来的文物品级也不高。但在修复师眼里,一个文物就是一条生命,如果不抢救,这批文物就不存在了。”鲁元良说。

这个项目大大增强了鲁元良的信心,他逐渐成为馆里的纸张修复骨干,关于修复他有自己的心得:传统修复工艺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用的那张大红色的修复台,比咱的年龄都大,为什么一直在用,因为古字画颜料里没有这种红色,文物铺上去,便于识别。”但也要注意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比如打开纸团,传统方法是要用水打开,但水若打不开,只能想办法在不损害字画的前提下往水里面加点东西;再比如,传统认为洗画必须用开水,但有些时候霉菌孢子仍无法抑制,便要加一些试剂。“‘死抱’着老祖宗的东西是不对的,传承的同时不断发展才是硬道理。”

鲁元良介绍,现在国内通行的书画文物修复实施原则主要有三条:最小干预,可逆性,材料的一致性、匹配性。比如修复一幅旧画,病害不太严重,就要尽可能少地去动文物的本体,能不揭裱就不揭裱;修复使用的方法和材料必须是安全的,比如高锰酸钾、明矾这类对纸张有损害作用的试剂,尽量不去使用。另外还要满足可辨识性和协调性,不随意篡改前人的创作,做到“有迹可循可以修补,无迹可寻只全底色”,“保留文物原真性”,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修”而优则教。目前,鲁元良还兼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品鉴定与修复专业的老师,已经带了4届学生。业余时间,致力于文物修复知识的普及,疫情期间,他在微博上传了4期“文博公开课”,引起了众多文物爱好者的关注。

“要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

文物按照材质,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机质文物,比如纸质,服饰,木制,骨角质等;另一种是无机质文物,主要包括石质、金属、陶、瓷器等文物。从鲁元良的修复室出来,向东走,隔着5个屋,便是青铜修复室,专治“生病”的金属器。

青铜器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对研究我国古代文明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传统青铜器修复技术主要包括整形、拼接、补配、粘接(焊接)、加固、做旧等工序,有时还会涉及去锈、烫蜡(表面封护)等工作。

1983年出生的任伟,美术专业出身,是山东博物馆金属器修复有名的“巧手”。入行短短8年,参与修复文物1000余件。

“一低头一抬头,一下午就过去了。”6月8日,记者见到任伟时,他已经在修复台前坐了整整一下午了。这是一个山东博物馆藏九龙山汉墓鎏错金铜器保护修复项目。任伟手里拿着一个装套在车盖弓骨末端的盖弓帽,七八厘米长,上面锈迹斑斑。错金铜器工艺十分精湛,但条条精美的纹路也增加了除锈的工作量。

“一般用手术刀比较多,主要针对较硬的表面硬结物;如果是坚硬的锈蚀,就得上微雕机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锈坑内的粉状锈蚀,得用针一点点抠出来。整个做下来,最快也得一周。”任伟说,“干这一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

青铜器长期埋藏在地下会与土壤中水分和微量化学物质、碱式盐等发生缓慢的化学反应,形成“锈”。有些锈很稳定,比如漂亮的孔雀蓝;但大部分的锈是病害,腐蚀青铜器导致铜流失、形成硬结,被修复师们称为“脓包”。任伟自开始修复青铜器起,便与一种叫“粉状锈”的东西作斗争。粉状锈是由于环境中的氯离子与铜反应生成了氯化亚铜,进而产生了碱式氯化铜,它是常见的青铜病,也是青铜器的“癌症”。

任伟至今仍记得2015年第一次接触青铜修复时,看着一个铜鉴上鼓起的“脓包”,无从下手。部门主任郑捷鼓励他打开它,“只有打开它,才能了解里面的锈蚀状况;你不打开它清理干净,以后它会扩散得更加厉害,对器物伤害更大。”

于是,任伟用手磨钻试探着慢慢打开,随着钻头的旋转,“脓包”里面的锈层也随之暴露出来,有枣红色、黑色、淡绿色等等,直到露出了铜基体。“我当时挺惊讶的,没想到里面会有这么多的分层与色彩,后来通过查阅资料对比才知道,黑色的是氧化铜、淡绿色的是碱式氯化铜……直到把所有的有害锈蚀都清理干净。”任伟说。

“脓包”没有了,但出现了一个小坑,为了把有害锈斩草除根,任伟又敷了一层“消毒液”——缓释剂,用可逆的环氧材料把凹坑填平,并用不同型号的砂纸打磨平滑,最后用矿物颜料做旧使表面颜色一致,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又呈现在了眼前。

“整个过程就像黑夜里走路,解开一层,学习一层。对瘤状物及锈蚀的理解更加深刻了,也更加坚定了走青铜修复这条道路的信念!”任伟认为,修的好看不是目的,最大程度地保护它才是宗旨,当然这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的,需要每一位修复师共同努力。

业界普遍认为,培养一个优秀的文物修复师大约需要8年的漫长时间。文物修复师比文物还“稀缺”。2017年,山东省将51名优秀专业技术人员聘为首批“山东省文物修复师”,这在全国都是首次。但几乎每一位受访的修复师,都对记者说,修复很枯燥、很辛苦,坚持下来不容易,任伟也不例外。

任伟告诉记者,最难的一次是修复安丘出土的一个口径60厘米的青铜鼎,该青铜鼎碎成100多块,还有一只足变形,“凹”进了鼎肚里。“我们最害怕青铜变形,既要采用支撑、顶压、撬搬、扭等方法,量力校正,又要避免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任伟介绍,青铜文物大都是铸造而成,经历长期腐蚀后,其延展性、弹性都有一定降低。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没有直接锯解,而是用高达300°C热风枪加热,使青铜器变形部位内能释放,晶体结构重组,恢复韧性,再用U型夹、C型夹矫形,再加热,再矫形,用了四个月一点一点矫正过来。

“还有,除锈的时候也很脏,尘土飞扬,只能带着护目镜坐在通风柜里操作。有些修复师受不了这个环境,干了一段时间便辞职了。”任伟说。

当然,青铜修复也给任伟带来成就感。临沂有一只青铜熏炉,轴锈住了,自出土以来就没有打开过,经过任伟“妙手回春”,恢复了功能,十分精巧。

说到未来,任伟对新的化学试剂和补配新材料充满期待。“受条件所限,至今仍无法做到对青铜器‘粉状锈’的根除,只能尽量去除,然后把它安放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延长它的寿命。”任伟说,“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新材料新技术出来之前,尽最大努力保护文物,交到下一代手中。”

“衍圣公朝服”背后的修复博士

在浩瀚的华夏衣冠历史上,有一款明制汉服尤为珍贵,世间罕有,叫作“衍圣公朝服”,也被称为“赤罗朝服”。它不仅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还登上央视《国家宝藏》的舞台。

精彩亮相的背后是科技助力下保护与传承。2016年,由于年代久远、保存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套朝服出现破裂、糟朽、皱褶、褪色、污染等病害,山东博物馆对其进行了修复。

修复主持者李晶,1987年出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也是文物科技保护部学历最高的人。多位参与项目的修复师告诉记者,用什么材料来修,用什么针法来修,采用哪种染色剂,如何染色,都是李晶对文物进行分析检测之后制订的技术方案,实施效率非常高,“我们就相当于她的一双手。”

与鲁元良和任伟不同,化学专业出身的李晶入行之后,经历了5年的迷茫期:上培训班、修陶瓷、补织物……总的来说,“有活就干”,“没啥意思”。直到接触到文物预防性保护和分析检测,跨出一步天地宽。 李晶表示,“文物保护修复就像是给文物看病,进行体检诊断(诊病),治疗病害(治病)和采取措施预防病变(防病),使文物能够延年益寿。一名好的‘文物医生’,既要能灵活使用传统修复技术,又需要掌握现代化数据分析解读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光谱及显微技术应用于文物信息提取、组成成分及病害成因分析等方面。这些本被应用于医疗、化工等领域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今正不断被用来对文物进行“体检”。

李晶所做的工作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环节,即对文物进行检测分析研究(诊病)以及文物的预防性保护(防病)。《黄帝内经》里提出了“上医治未病”的观点,即好的大夫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人。“要做一名好的‘文物医生’,也要重视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将预防性保护理念阐述为,在不危及文物真实性的前提下,延缓任何形式的、可以避免的损害所采取的必要的措施和行动。在技术上,通过有效的管理、监测、评估、调控,抑制各种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危害作用,使文物处于一个“洁净、稳定”的安全保存环境,达到延缓文物劣化的目的。

“纸张怕干,青铜器怕湿,彩绘怕光照,每一种文物都有适宜自身的保存环境。”比如,济南的冬天很干燥,前些年有一组书画刚展出来,就发生了卷边。如果对环境进行过调控,使展厅温湿度环境达到适合书画保存的环境,将会避免这种情况。李晶认为,现在大家普遍认同环境对文物的重要性,预防性保护意识有很大提高,目前馆藏文物科技保护的理念,已经从以抢救性保护修复、被动维修遭损文物,向以预防性调控环境、主动维护防止文物产生劣化方面转变。“这一点,在接展的时候更能体现,比如2017年乡愁—日本近代浮世绘名品展和2018年中正仁和——走进养心殿,都对山东博物馆的文物布展环境提出了要求。”这样,新技术便派上了用场,通过对环境进行有效的监测和调控,为文物“定制”适宜的保存环境。

6月15日,记者走进李晶所在的实验室,山东博物馆各个展厅的温湿度、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光照度、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各项数字,在环境监测平台上实时跳动。从微环境(以展柜、储藏柜、包装盒内空间为代表)到小环境(以库房、展厅等室内空间为代表),从大环境(覆盖整个博物馆建筑的空间)到室外环境(博物馆建筑之外的空间),覆盖全馆的230个传感器,链接着一座黑色的数据库应用控制器。如果有何异常,都将会第一时间通知李晶。它们和她一起守护着文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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