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暮——纪念韦启良先生 刘景婧
一生都在为他人立传的人，内心多半也活在一种影子似的孤寂中，这孤寂在历史中发出回声，又笼罩了另一些灵魂。对我来说，韦启良校长就是这样的灵魂。他活在文字中，活在照片上，却始终和我们的心灵有所感应。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韦校长。2005年10月17日下午，韦校长因肺癌辞世。那时，我刚踏进河池学院的校门不久，经常躲在文学社里迷茫地想着自己的“春秋”。恍惚记得那一天南楼里特别安静，一向嬉笑打闹的师兄师姐们都来去匆匆。过后不久，新一期的《南楼丹霞》上就出现了韦启良校长的怀念专版，版头是韦校长在江边老树下宁静灿烂的笑颜。大学毕业三年后，我蜷缩在老家的一所乡村小学里，忽然接到何述强老师的一个“任务”——校对辑录韦启良校长的手稿。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全面阅读了韦校长的所有文章。如今想来，那一片静穆的时间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死去的同时，正以另一种形式生长繁茂。
韦校长的文风是清正简朴的。他从不故作高深，也不卖弄伤感。他不仅为文化界、教育界的名人写传记，如《黄庭坚的〈宜州家乘〉》《竺可桢宜山办学记略》《大学校长列传》等；更为身边那些将一生默默奉献给教育和文学的普通人立传，如《阮儒骚传略》《环江数学三杰》《文学家和他们的语文教师系列》等。在这些质朴的文字中，我们看到晚年黄庭坚在宜州的凄清离愁、临危受命的竺可桢在战乱中的坚忍不拔、一代仁师阮儒骚对河池教育的热忱诚笃、桂西北文学传统在众多优秀语文教师手中的开启传承……同样为桂西北的文学教育奉献一生的韦启良校长，却很少在作品中提及自己。
韦校长一生坎坷，不仅早年经历了数位亲人的夭折与病故，自己也从1951年河池中学“特务案”开始，遭遇了1960年湖北宜都中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的“大字报”批判，文革十年的含冤受屈，直至1995年1月的肺癌。这些事件足以描摹一个时代，但韦校长一生为人立传无数，在临终前几年才写了《自传》。后来《自传》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录在《启良集》中公开发表，是十分可惜的。韦校长那一辈人，内心的悲喜隐藏得极深，这可能与时代的浩劫有关，却也时时显出年轻一辈的虚诳。正是在这种反差中，一种消失已久的人格力量——朴素和无私悄然显现。
我们这个时代，“个性”已被标榜滥用到了极限，本应自由张扬的自我觉醒被大爆炸的网络信息扭曲之后，往往成了自私自利、虚伪狂妄的遮羞布；传统文化的断层又让我们看不清根本，极易被外来的各种思潮左右。我们的意识像灼热的松香，黏稠、晶莹，带着回忆中的光的气息，有时发出汩汩之声，有时四散成空气，它变化多端，却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生命更是被分裂为两层，一层是白日奔忙庸碌的生活，一层是深夜洞穴里的生活，它们互不相干，各行其道。在这种动荡的现代生活中反观韦校长的传记写作，就特别有意义。
经历过“写作模仿”瓶颈期的人都知道，有时强烈的主观色彩恰恰是自我缺失的一种表现。正因为缺失了自我，才容易被他人的精神气质所同化，并在被同化的胁迫恐惧中不自觉地用无数“个性化”语言来突出自己的“特色”，却最终在精神膜拜中丧失了和作品对话的基础。在这种困境中，韦校长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印证了朴素精神的再生。他从不刻意展现自己，甚至有意隐藏自己。对他来说，为生人立传近似为死者写墓志铭，既然生事已成定局，人生也自然成了“静物”，较好用文字描摹；而写传记的那个人，只有将自己彻底幽化成影子，才能突显主角。在这种影子似的孤寂写作中，与作品对话的基础就由“自我”转化成了“生活”。这个转变十分重要。它将给传记写作带来实体，如果联系《自传》来看韦校长一生的写作，我们对这一点会了解得更加清晰。他从不拒绝生活。尽管生活给他的是无尽的折磨，他仍然万分珍惜那些孤寂空茫的时刻，竭尽全力从中找出意义，因为他深知，日常的多变不是个人能控制的，但是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生活却恰恰需要在艰苦繁琐的日常中塑造完成。这和海德格尔在1919年前后提出的哲学观点不谋而合：“我们必须去体验那些混乱庞杂的、但又具有意义的世界关联，并通过对自然体会进行抽象的道路，使之成为一种中立性的对象。”（《海德格尔传》）这个“中立性的对象”，就是隐身的自我，隐化的生活，它的隔离特性将个体生命融入历史，也将汹涌的内心沉淀成琥珀，把空间的痛苦活进了时间。只有虚无之苦在专心跋涉的宁静与艰辛中消失殆尽之时，才是朴素精神在顽固“旧我”中重生之日。
“樽罍饮散长亭暮”，“异日同归处”。十三年前的秋天，韦老校长在宜州和所有热爱他的人们告别；十三年后的今天，韦校长用他的写作再次让我们看到：世界是一个整体，修补外界的同时，内心也会得到圆满；而日出日落，循环不息，生命的本相，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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