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金城周 龙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每隔十天半月就会去邻近公社赶一次街，下坳、板岭、永安轮着来。去的时候挑着簸箕、猪仔，回的时候挑着玉米、红薯、木薯，来回都要挑七八十斤重的担子。我觉得父亲很了不起了。没想到，从爷爷嘴里出来，还有更了不起的事情。父亲赶的只是都安乡下的街，而爷爷赶的却是金城的街，不是一个档次的。
讲起那段经历，爷爷总是这样起头：民国多少多少年，我跟你二叔公、三叔公、炳吉伯、炳南伯结伴去赶金城街，走几天几夜的呢。当时我也弄不清楚他说的到底是哪一年，读过历史后我换算了一下，时间应该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先的时候，他们只赶保平街和九圩街，簸箕卖到保平，猪仔卖到九圩。我那个叫“弄奸屯”的老家，山穷水尽，没什么值钱的物产，能拿来换钱的也只有猪仔、簸箕。我爷爷的三个老婆，也就是我的三个奶奶，在家养母猪，编簸箕，爷爷挑出来卖。
后来，听说河池街（现在的河池镇）的猪价远比九圩贵，他们竟然挑猪上河池。第一天赶到九圩，找个东家住上一晚，第二天再赶去河池。说起来简直没人相信，八九十公里的小路，几十斤重的猪，他们是怎么对付过去的？那代人的腿和脚呀，天天都用来走路，负重，不像现代人，出门就坐车，腿和脚只是用来贴止痛药膏！在河池卖了猪，爷爷他们休息一两天，就挑着大米回家。
后来他们上金城就因为火车。爷爷的原话是：听说是那种叫声很大跑得忒快拉货很多的长家伙！像金城这种能通火车的地方，在当时的中国屈指可数，特令人向往。在河池街把猪卖掉之后，他们轻装直奔金城，看火车去！总共去了多少次，爷爷也说不清，反正没一次见过整列的火车。每次火车鸣笛进金城的时候，要不离得太远，要不正在商铺点货或是看人家赌钱，等跑到能看见火车的龙江边，火车早就没了踪影。最接近的一次，只见到火车的屁股，火炭般黑乎乎的一团。后来，连汽笛声也听不到了。战乱年代，经过金城的火车断断续续的，偶尔到金城转上几天，哪那么容易撞见。所以看一眼整列的火车就成了爷爷心中永远的奢望。但这并不削减爷爷赴金城的欲望。毕竟通了火车嘛，陆路，水路，通达便利，不是闭塞的乡村小街能比的。按照爷爷的口吻是：大米、布匹、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皂、菜刀、小刀、梳子、针线、顶针……摆得满街都是，满街都是人！
远到金城，再挑大米回去是不划算的，所以，爷爷他们就改挑洋火、洋油、布匹、针线、顶针之类轻便值钱的东西。先是家用，后经金城商贩点拨，他们竟然做起了生意。挑回的东西在保平、下坳、永安一路叫卖，剩余很少的部分挑回家，卖给村里人。“那时哟，我们三天两头上金城呢！”听爷爷这口气，好像金城就在我家隔壁，溜跶几步就到了。有次我讥笑爷爷说：“笨死了，跑来跑去那么辛苦，干吗不在金城盖个小屋子住下？要真那样，我就是金城的人了！”爷爷手指轻敲我的脑袋，“娃仔卵，你懂个屁！”
往返金城做买卖是赚了些银子的，但炳吉伯他们都在金城嫖光赌光了。爷爷被三个厉害的奶奶严管，不敢妄为，银子就留存下来，买了二十几亩地。后来，大奶奶和二奶奶接连生病、去世，要花很多银子，地又被卖掉了。刚好到了解放，我爷爷被划为上中农。若不然，单凭那二十几亩地和三个老婆，铁定把他坑成地主，全家人不知要遭多少罪呢。
1973年，我姑父从桂林兴安水泥厂调回河池地区水泥厂当工人。每次来我们家，他总是把金城的火车站、医院、旅社、军分区、电影院、国营饭店什么的吹得神神乎乎的。此后，爷爷再说金城的旧事，我们就不爱听了，爷爷对姑父很反感。
198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地区人事局，人生第一次与金城亲密接触。回到老家，爷爷问我：“是不是姑父帮的？”我说：“姑父是个工人，我进的是个管干部的单位，他怎么帮？再说，姑父住在郊外，我住在金城的中心，没法比的！”爷爷乐呵呵道：“这下好了，看他还有什么资格来我们家胡吹！”
为了让爷爷知晓金城都变成什么样子，我到照相馆放大了一张三十六寸的金城全景彩照，还到老街、汽车站、火车站、公园照了些照片，拿回老家，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指给爷爷看。看完照片，爷爷无比感慨。“我老啰，没福分看了！”我说：“带你去金城住一阵子怎么样？”爷爷说：“那么远，怎么去？”我说：“坐班车几个钟头就到了的！”爷爷摇头说：“不去不去，死在金城会被烧掉的！”我说天天能看见火车！这话马上勾起爷爷的兴趣。他说：“当年我去了好多次都没见着！”我说：“现在天天都能见到。”爷爷说：“是真的吗？”我说：“一天有好几趟呢。”爷爷“嗯”了一声：“我还真想去呢。”但每次我要带他出门，他总有一堆理由搪塞。
1993年夏天，儿子满月后，我回老家报喜。看着照片上饱满红润的小家伙，爷爷竟然收拾衣服，要跟我去金城。我对他说：“单位集资房正在装修，年底就能搬进去了。再等几个月吧，到时我来接你。”爷爷失望地说：“到时你可要记得哦。”
谁知那年十月，爷爷到隔壁家给叔侄两人劝架，冷不防被撞下楼梯，摔断了三根肋骨和一根锁骨，躺床十来天就不行了。
这样，爷爷的金城就永远驻留在旧时的繁华，或是我零零碎碎的讲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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