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民间文献中获得新知 评《仫佬族地区文书古籍影印校注》
赵世瑜
我曾去过广西多次，自湘南入粤西的第一个要塞龙虎关，到地处边境的友谊关，沿灵渠故道考察过碑刻遗存，也探访过大藤峡和金田村，但到僻在一隅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却是因我家庭的亲缘关系。当我读到由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办公室、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编辑，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仫佬族地区文书古籍影印校注》一书时，引发的情感波动是与我读到其他地区的民间文献出版物很不同的。
一般人所知道的民族文献，以满文、蒙文以及更为古老的民族文字如契丹、女真等为知名，因其建立过中央政权，所以多为官方档案。但说到民族民间文献，现存除彝文、东巴文等少数之外，大多为汉文，比如前些年出版的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主要是从黔东南苗族、侗族那里搜集的，本书所收罗城仫佬族地区文书也是这样的。这种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提出了“文字下乡”的重要性问题，我则想补充提出“汉字入边”的重要性问题。其之所以重要，在于我们可以借此更好地理解一个整合的中国。不仅是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互动与整合，也包括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整合。
本书展示的罗城地区契约文书，多是清中叶以降的。当然，这些文书在这一地区的出现可能比这个时期早，但是我们也不能以罗城在宋代置县，就想象在这样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中，已经普遍接受和使用了汉字文书。所以，进一步搜集相关的民间文献，再结合其他史料，了解这一地区的民间大体上在什么时间开始使用汉字文书，是非常重要的。中原王朝在某处设立官僚机构固然是其对该处实施有效控制的重要标志，但这只是开端，只有当社会上普遍流行作为文化载体的汉字的时候，只有当人们的观念形态已受到汉文化极大影响的时候，才能说明这种控制的最终确立。
在本书的代序中，作者已经充分表达了这批文书的社会经济史价值。的确，在全国各地，近年来各地搜集、整理的契约文书多有出版，学者们也开始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在这些文书中，既有平原地区、湖区，更多的是山区的文书，比如徽州文书、浙江石仓文书、贵州清水江文书，以及福建永泰文书等。这些文书的时段大多是清代的，特别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为多，从内容、格式等方面看起来，颇多雷同之处，但文献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却是很不同的。是到了历史的某个阶段，各个不同地方发生了相同的变化，还是在相同的形式背后，隐藏着不同的社会历史过程？本书收录的罗城文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资料，让我们能够提出更为多样化解释的可能性。
当然，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全面地搜集地方民间资料，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地方社会的历史过程，而不能只是局限于某一类资料。记得我在罗城仫佬族博物馆里，看到一些陈列的民间信仰经书抄本，我想没有展陈出来的民族民间文献可能还有不少；另外本书代序中提到所收文书均有档案号，说明这些文书是档案馆征集和入藏的，在民间可能还有大量保存。这就需要学者、政府部门和社会通力合作，尽可能通过田野调查将这些珍贵资料尽快搜集整理，以免在变化剧烈的当今社会中迅速遗失和损坏。
我们不能说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开始，因为在此之前，广西已经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地方碑刻、族谱、文书资料。但我们可以说这是此类工作的又一项填补空白的成果，因为以往的成果中缺乏这一广西独有民族仫佬族地区的民族民间文献，使我们对广西地区不同人群和社会文化的认识存在缺环。期待更多这类文献的问世，为我们留住祖先的记忆继续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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