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文坛的“罗城三老表”□ 韦光勤
在广西罗城，有三个人的文名很响。一个是周钢鸣（1909——1981），一个是曾敏之（1917——2015），再有一个就是何启谞（1906——1978）。只不过，前两位早已名声在外，几十年前即进入了中国文坛的“名人堂”，享誉海内外。而对于另外一个命途多舛、堙没乡间的何启谞，人们却知之甚少。三人之间的表兄弟关系更是鲜为人知。
五羊风月吟新句
周钢鸣祖籍福建，世居福建上行县，宋时举家迁漳州平和县。祖上姓黄，后来不知是何原因改姓周。族谱给出的说法是黄家历代人丁凋敝，六代单传，改姓周后即发六房，从此“螽斯绳蛰”，人丁兴旺。十五世祖周士堂于嘉庆初年举家由福建迁到“粤西柳江”，最后在罗城龙岸落脚。“年深月影由吾影，身见他乡即故乡。”周氏族谱上的这两句诗，透射出了周氏先祖在颠沛流离中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周家的房梁上至今仍然悬挂着一块“彤管扬辉”的牌匾，这是光绪22年（1896年）广西提督学政奖给周家的“荣誉证书”。这块匾是奖给周士堂的嫡配夫人蒙氏的。“彤管”一词出自《诗·邶风·静女》，指的是古代女史用以记事的杆身漆朱的笔，后用来指称女子的文墨之事。这块匾额明确告诉我们，周家祖上的女辈是有德的，且儿孙功名显赫。
周钢鸣就出生在家学渊源悠远的家庭里。祖父周振洛，父亲周岱京（谱名家祥），叔父周家祯，即周华甫（后改华武），都是当地名振一时的儒生。周家子弟除了通过科举入仕，还世代行医，悬壶济世。周华甫于民国15年（1926年）赴融安县广济堂行医。民国26年（1937年）应县长林仰文之邀，回到罗城开办中医研究所（所址在东西街），并任所长，是名震当时的一代名医。
细说起来，改变周钢鸣一生命运的是音乐。据说，1925年北伐军北上经过龙岸时，一个师长（也有说是团长）颇通音律。听闻周岱京亦精于此道，便与之切磋，互为知音，有相见恨晚之慨。当时，周钢鸣16岁，长得俊雅清逸。父亲与师长叙谈切磋时，周钢鸣陪侍于侧，举止大方得体，颇得师长赏识。部队开拔时，师长便带上了周钢鸣，从此开启了他险象环生而又异彩纷呈的别样人生。
1929年蒋桂战争时周钢鸣脱离军队，赶赴上海，并于1932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外围文艺团体——中国文联，创办《社会生活》杂志。1933年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大美晚报·文化街》周刊特约记者、《生活知识》编委，开始发表散文、速写和文艺评论等作品。1936年鲁迅逝世时，怀着对先生的景仰之情，周钢鸣给为鲁迅出殡的人们写了一首送葬歌词《哀悼鲁迅先生》。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波澜壮阔。据《救亡进行曲》的曲作者孙慎回忆，当时的上海有很多的民间救亡歌咏团体，最为著名的是吕骥领导的业余合唱团。合唱团成员在吕骥的指导下学习创作群众歌曲，并经常到群众歌咏团体和工人夜校中教唱救亡歌曲。
1936年，吕骥和孙师毅还发起组织了一个歌曲研究会，创作救亡歌曲。周钢鸣当时是《救亡日报》的记者，也是歌曲研究会的成员。当时，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人们急需一首能够在街头游行时表达抗日诉求、鼓舞人民大众的救亡歌曲，以期“用歌咏作为组织群众走向革命的武器”。《救亡进行曲》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歌曲研完会”组织创作出来的。周钢鸣《救亡进行曲》的词作一经拿出，立即引起了年仅20岁的孙慎的强烈共鸣，那昂扬激越的旋律瞬间一挥而就。
《救亡进行曲》与诞生于1935年的《义勇军进行曲》一起成为抗战歌曲的姊妹篇。在这首《救亡进行曲》里，周钢鸣这样写道：“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适时而准确地表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和爱国情怀。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1936年4月，这首歌在《生活知识》的《国防音乐特辑》发表后，迅速流行全国，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几乎成了抗日救亡的代名词。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又被用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再次传唱神州大地。时至今日，当《救亡进行曲》的歌声响起时，人们依然会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仿佛回到那战火纷飞、豪情万丈的峥嵘岁月。
1938年，周钢鸣随《救亡日报》迁到桂林，与田汉、郭沫若等名家参加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日军进攻湘桂时离桂赴港。在桂近6年间，先后任《救亡日报》记者兼采访主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指导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人世间》杂志主编。期间，周钢鸣创作了揭露封建婚姻罪恶的长篇小说《浮沉》，可惜由于时局动荡，没有完成最后的写作。
《救亡进行曲》奠定了周钢鸣辉煌人生的第一块基石，而在广州和香港，周钢鸣则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在广州，他主编政治评论刊物《国民》。在香港，他编《文艺丛刊》。解放后他一度回到广西，担任第一任文化局长和第一届文联主席。不久之后，他被组织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和广东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期间，他创办了《作品》杂志并任主编。“文革”爆发中，周钢鸣受到冲击，身心备受摧残。但他以“宝剑常磨更放光”的乐观态度，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高洁的品质，直到1981年去世。
“年逾花甲劲犹雄，饱经骤雨与狂风。少年束发寻真理，皓首掏心铸大钟。红黑是非须辨别，忠奸邪正岂淆同？真钢喜得回炉炼，誓为红旗再建功。”从这首写在建国三十周年的自勉诗，我们似乎能够触摸到周钢鸣那一颗火红滚烫的心。
有一件往事不得不提。据说，周钢鸣的侄儿周颂诗（乳名冬元）在“文革”期间曾赴广州探望叔父。周钢鸣彼时已被划为右派，见侄儿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前来探视，感慨万分之余颇感羞愧。自己除了满屋的藏书之外，身无长物。听说侄儿好读诗书，于是便赠送侄儿一批书籍。这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周钢鸣还赠送侄儿一套美国进口的理发用具！书籍和理发用具本来是两样不搭界的东西，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可思议地走到了一起，共同见证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事件，不能不说是一桩奇闻。多年之后，人们才体会到了周钢鸣的良苦用心。原来，周钢鸣考虑到从广州至罗城的路途遥远，为了不让侄儿在返乡路上倒毙，才以此谋生之物相赠，以备侄儿沿途糊口之需。果然，身无分文的周颂诗，靠着叔父赠送的这一套理发用具，一路替人理发，赚取每天的口粮，才得以顺利回到家乡。让人叹息的是，这个聪明伶俐、一心向学的周颂诗，在“文革”期间遭人陷害，抛尸荒野，给那个荒唐的岁月留下一个悲怆的身影。
近日，笔者在龙岸街周钢鸣老家采访，遇到了73岁的贝姓老人。在这位老人的口中，我们还惊讶地得知，周钢鸣有一个曾姓的初恋情人，从小与周青梅竹马。但曾家嫌周家贫寒，不同意姑娘与周钢鸣交往，并暗中将曾姑娘许配给融水县一个家道殷实人家。那年，周钢鸣随军离开家乡后，曾姑娘誓死抗婚，非周不嫁，且吃斋念佛，孤苦终老。后来，人到中年的曾姑娘念念不忘周钢鸣，在赠给周钢鸣一首题照诗中如此敞开心扉：“独坐寒闺信苦凄，枉遭挫折尽人知。飘零似我犹相对，恨海能填待何时？”清丽而幽怨的文字令人动容。
听说，1981年周钢鸣去世时，这位倔强的曾姑娘带着定情信物赶赴广州为周钢鸣送行，让世人共同见证两人的坚贞爱情。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令所有在场的人唏嘘哽咽不已。这段早年的感情波澜，与周钢鸣当年写作的小说《浮沉》是否有某种可能的联系，只能任人们揣测评说了。
周钢鸣老屋所在的这条街原来叫康泰街，上世纪70年代曾一度改为“红卫街”。解放前，周钢鸣的祖上一直是贝家的固定房东。周的老屋原来是一座进深很长的条形砖瓦结构房子，他就在这里出生和成长。周钢鸣父母去世后，老屋被无奈抛售。贝先生于1980年购入，并拆除重建，无复当年古朴敦厚的味道。
让人欣慰的是，周钢鸣在金鸡屯的另一座祖屋里，我们在香火台上找到了两副竹雕的壁联。一曰：“夏云奇峰，春水回泽。”一曰：“学如不及，业精于勤。”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方被墨汁濡染、显得有些破损的砚台。壁联上的文字化自颜体，为书法上品。而那方砚台，则依然散发着幽古醇酽的缕缕书香。
敢遣春温上笔端
与周钢鸣一样，曾敏之自小也聪明伶俐，气宇轩昂。他祖籍广东梅县，在广西罗城出生、成长。在十五岁的小小年纪就担任了三江县梅寨小学校长，算是当时地方上出类拔萃的人物。
1934年，曾敏之来到广州，半工半读。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经香港辗转到广西，在桂林从事文艺工作。期间结识了巴金、茅盾等文化名家，并独家采访了桂系将领白崇禧。1941年到柳州任《柳州日报》采访主任兼《草原》副刊编辑，并出版了个人首部文集《拾荒集》。1942年经好友陈凡推荐，在柳州加入《大公报》。1946年于雾都重庆两度夜访周恩来，写成并发表长篇专访《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并被上海《文萃》全文转载，轰动一时。随后，西南联大发生闻一多惨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闻一多的道路》，再次引起巨大反响。1947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下狱，后经《大公报》同仁以论评抗议和文化界人士营救才得以出狱。是年，南下广州筹办香港《大公报》，不久即赴港主编《大公报》华南版。1950年奉命调回广州，任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驻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1957年夏被划为“右派”，1959年调入广东作家协会，1960年任暨南大学教授，“文革”爆发后被关进牛棚。1970年暨南大学撤销后入华南师范大学任教。1978年再次奉命调往香港，先后任《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兼任《文艺》周刊主编。1988年创办香港作家联合会，并任首任会长。2003年7月，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荣誉勋章。
晃眼一瞧，曾敏之身上环绕着无数的光环。然而，细心品味，穿越烽火硝烟，尝遍人生苦难的曾敏之，这一路走来，有荣光，也有沮丧；有欢乐，也有哀伤。
曾敏之留给世人最深刻的记忆是，他是中国记者报道周恩来的第一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首都南京。但是在如何建设国家这个问题上，国共两党产生了分歧。于是，1946年国共两党在雾都重庆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方略。民主人士梁漱溟、罗隆基也参加此次会议。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的曾敏之参加了采访，并在会议期间认识了周恩来。
我们平常说一个人的本事大，能做常人看来根本做不了的事时，总是会说“如有神助”。曾敏之的身边就有这样的“神”，而且不止一个。他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宋平，时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一个是章文晋，时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一天，曾敏之给宋平和章文晋打电话，表达了采访周恩来的意愿。宋章二人接到曾的电话后，出于朋友的情谊，在明知周恩来整日忙得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依然斗胆报告。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爽快人，当即说：“好，让曾敏之来吧。”
就这样，在两位铁杆哥们的全力斡旋下，曾敏之采访到了周恩来，成了中国记者采访周恩来的第一人。
曾敏之这样描述那天的周恩来：“当年他50岁，穿了套新的蓝色中山装，胡子刮得很光。他讲话，你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他擅长辞令，分析问题逻辑性、条理性、远瞻性都具备……”几十年后，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依然感受到周恩来出尘脱俗的迷人风采。
曾敏之晚年回忆当年情景时说，当年的采访他并没有做笔记，而是靠着强悍的记忆力完成整个谈话和写作。因为他觉得，采访过程做记录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中途打岔，影响采访对象的情绪！采访一结束，他马上跑回住所，把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连续两晚上都是如此。
当年的《大公报》秉持“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是当时全国最权威的报纸之一。主持报纸两位“主心骨”之一的张季鸾，是“评论的天才”（曾敏之语），以秉笔直书、不畏权贵闻名士林。作为《大公报》的特派记者，曾敏之自然也继承了报纸的这一血统。他以一个第三者的立场和眼光，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置于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中，从宏大的叙事中攫取人性的光辉，让时代的滚滚洪流与个人的命运融汇在一起，从而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现人生沉浮，借以折射时代的雨雪风霜，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岁月的沧桑感。
《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这篇7000余字的长篇人物专访，从宏大的视角观照历史与现实，描绘了一代伟人在民族危急之时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突破了平常意义上人物专访的内涵，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大系》。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散发着它特有的光芒。
据说，在第二个晚上访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拿来一张白纸为青年记者曾敏之题字，作为离渝去京前的临别赠言：“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这就是生活实践的意义。”
真是情也殷殷，其意也切切。
曾敏之自幼好读诗书，特别喜欢诵读唐诗，用唐人的诗句滋养自己的人生。据说，在他的身边一直存放着一部砖头一样厚重的《全唐诗》，以便随时翻阅。具有诗人气质的曾敏之，所做的诗文，无论是叙事，还是怀人，都饱含着浓郁的抒情意味和深刻的人生体悟。
如其所言，他老屋所在的小镇郊外有一个平桥塘，碧幽潭水之上横架一座小平桥。曾敏之曾在他的一篇名为《桥》的散文名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站在桥上，双臂高举，‘扑通’一声，跳下深潭之中……”这些散发着乡野气息的文字，其间跳荡着的是浓浓的乡情和无尽的乡恋。
阔别四十余年后，曾敏之回到了家乡。面对宁静的田园、婉约的溪水和古朴的遗风，浪游半生的曾敏之文思泉涌，抒发怀抱：
休问浮沉身外事，
且衔哀乐手中杯。
多情自有平桥水，
照得天涯浪子回。
之后，步入暮年的曾敏之每次回乡，都想方设法与家乡的文人作一次次久别之后的短聚，用那双历经沧桑的双眸凝视故土的一草一木，用颤抖的双手轻扣老屋布满岁月痕迹的门扇、窗棂和青石。当然，他的脚步也会朝着东风街58号的方向而去。因为那里珍藏着他17岁以前的生命记忆。在那里，他听到了熟悉的乡音，找到了童年的足迹，释放了喷涌的乡愁。此外，对坚守这片热土晚生后学耳提面命，期待他们能够追寻前辈们的足迹，薪火相传，上下求索，延续那股绵绵不绝的书香。
晚年的曾敏之，秉持着文人的古道热肠，把深邃的目光投向长空碧海，以耄耋高龄往返于香港与广州两地之间，竭尽全力推动香港文学及世界华文文学的繁荣和发展。2003年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给他颁发了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推介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和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上作出的积极贡献。
闲暇之时，曾敏之也会练练字、听听音乐、打打麻将、写写文章，并给自己起了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笔名“望云”，从容淡定地进入一种“难得旷怀观万物，最宜适趣览群书”的超然境界。
现如今，人们走过狭小逼仄的黄金街，稍加留意，便可在狮子山生态公园的大门上看到一副曾敏之亲手撰写的对联：
狮山园艺葱茏最宜劳逸游憇
生态文物荟萃共珍乡国风光
曾先生对故土的那颗拳拳之心，伴随着古老文场的悠扬琴音，直抵人心，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与子同唱大江东
与周钢鸣、曾敏之两表弟“轻肥裘马”的人生际遇不同，何启谞的一生就显得沉寂许多。何启谞一生绝大部分时光都用在了地方的教育事业上，即使间或外出谋生，也是极为短暂的。但从他与两个表弟的交游唱和中依然能够窥视到他身上特有的人文情结和文学光芒。
现在熟知他们关系的乡人在谈到周钢鸣和曾敏之时，同样会自然而然地提到何启谞，并为他无处施展的惊世才华而扼腕叹息。在乡人眼中，何启谞的才情并不在周、何两表弟之下。只是身怀璞玉人未识罢了。
细论起来，三个人的年纪相差无几，成长的环境也差不多。然而，波诡云谲的时势使得造化弄人，个人的际遇变得不可预知，甚至在某个人生段落上发生了逆转，呈现出迥异的人生景致。
1934年，何启谞怀着“与子同唱大江东”的豪情壮志，应周钢鸣之约前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行前，何启谞辗转反侧，激动万分，吟诗一首：“隐隐春雷惊蛰梦，萧萧斑马去乡关。此行为脱樊笼苦，海阔天空出万山。”吐露了蛰居乡间的苦闷之情和对未来人生的美好遐想。然而，何启谞的运气实在太差，在黄浦江边昼夜徘徊，苦苦寻觅，依然没能发现周钢鸣那无比熟悉的身影。此时的周钢鸣，因为身处危境，已隐匿别处，无奈爽约。只身前来的何启谞，只能慨叹自己的时运不济了。
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1935年，无法在上海一展身手的何启谞，失落苦闷自不必说。然而，他的家乡并没有忘记这个郁郁不得志的乡间才子。双脚刚刚踏上故土，他便遭逢了百年不遇的良机——主笔编纂《罗城县志》。他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全身心投入了家乡这一文化盛典。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完成了修志盛举，给自己扁平的人生添上了流光溢彩的一笔。
修志毕竟是一件令人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落下骂名。作为读书人的何启谞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在县志编纂完成之后，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编余》的诗，道出了不能释怀的惶恐和不安：
昕夕相将事校雠，南天木落忽惊秋。
百年坠绪难为续，历劫残篇未易修。
旁采轶闻咨故老，广搜文献绍风流。
速成此亦同元史，生恐名山笑我俦。
今天，我们品读这本县志时，眼前依然晃动着何启谞伏案奋笔的瘦削身影。
富有诗才的三个表兄弟，在悠长的岁月里经常唱和，留下了一段耐人咀嚼的文坛佳话。据说，上世纪30年代曾敏之从广州回乡，何启谞曾延请表弟曾敏之到家中叙谈。际遇的殊异，让兄弟俩感慨唏嘘。多年之后，曾敏之忆及此事：“践约轻装此日欢，唏嘘重见鬓毛斑。春宵脉脉亲情暖，世路迢迢客梦寒。丁令昔曾嗟故国，刘郞今亦烂柯山。漫言后会知何期，且尽樽前少聚欢。”温暖与苦寒，欢娱和落寞，腾达与蹇滞，相伴相生，让人无语凝噎。
抗战时期，何启谞短期寓居桂林，曾与曾敏之敞开怀抱，契阔谈宴。随后曾敏之回乡省亲，何启谞以诗相赠：“同是客天涯，君归我未归。言多翻无语，漓水空依依。”状述了兄弟久别重逢、惺惺相惜和意绪难平的手足之情。
1964年，囊中羞涩、深居简出的何启谞应周钢鸣、曾敏之两表弟之邀，前往广州相聚。此前，何启谞曾辗转于广州、香港两地，此番重游羊城，心有所思，不禁感慨万千。抵达广州时，诗兴勃发，赋诗一首：“荔子丹残蕉又黄，岭南重聚话沧桑。轻肥二弟皆裘马，我独萧然两鬓霜。”把兄弟居庙堂之高和自己处江湖之远的人生感慨传递得淋漓尽致。
而在另外一首即作的诗中，何启谞写道：“愧我平生无一长，钓舟烟水老沧江。珠江幸遂重游愿，剪烛何期话异乡。欲罄离情惊夜短，感多借酒助诗狂。明朝又是归轮别，凉月从今两地光。”时代变迁、世事沧桑溢于笔端，令人哽咽。
最后来说一说何启谞那本历经磨难的《雪鸿诗稿》。
1990年，笔者的高中同学何述强到龙岸街了解周钢鸣旧事，听街上的老人讲，何启谞有一本《雪鸿诗稿》，他这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经过多方探访，他惊讶地得知，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何启谞卓尔不群的诗才，周钢鸣和曾敏之将何启谞的诗结集，取名《雪鸿诗稿》，并在广州付印。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诗集为油印版，且印数极少，听说只有区区的30册，颇为珍贵。这也为诗集后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了伏笔。
这条信息如同一道闪电划过漆黑浩渺的夜空，照亮了一个文人敏感而又温热的心。从那以后，何述强就特别留意何启谞这个人，并四处访求其诗作，但收效甚微。有一天，罗城文化馆退休老馆长梁瑞光老师撑着拐棍到县教育局找何述强聊天，言谈中偶然谈及何启谞以及那本传说中的《雪鸿诗稿》。梁老师这才猛然想起，60年代他在龙岸中学教书时，何启谞曾赠给他一本。但那本油印诗集现在哪里？是否还能顺利找到？梁老师心中也没有底。
何述强当即扶着“车灯已坏”（梁老师戏谑之语，意即目盲）的梁老师回到他在罗城文化馆的宿舍。双脚一踏进家门，梁老师立马摸摸索索地直奔他光线十分幽暗的房间，指着屋角一大堆散发着霉味的废书废纸对何述强说：“要在，就在这一堆里面！”何述强便蹲在地板上，一本书一本书，一张纸一张纸地检视，房间里迅速腾起一股股发霉的白雾。终于，在废书堆的最底层，一个最贴近土地的地方，何述强找到了那本深蓝墨油印的《雪鸿诗稿》。轻轻翻开，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扑鼻而来。
罗城诗坛耆宿陈庆华老先生在读完了何述强送来的《雪鸿诗稿》后，赞叹不已，当即赋诗二首。一曰：“才人蹇滞晦名山，剑气书香散九泉。诗海遗珠终不没，雪泥鸿爪印骚坛。”一曰：“为脱樊笼出万山，诗情豪气满乡关。《雪鸿》一卷堪名世，风雅合留天地间。”
就这样，几近湮没的《雪鸿诗稿》重见天日，何启谞和他的诗作再一次回归人们的视野。
《雪鸿诗稿》的完璧回归，小而言之是个人之幸，大而言之是文学之幸。
此番景象，倘若启谞先生地下有知，他那孤寂而落寞的诗魂能否得到些许的慰藉？
在周、曾、何三老表身上，我们隐约地感受到了罗城这方土地上汩汩流动着的一股温热的文化源泉。
斯人已逝，来者可期。时至今日，当人们再次回望三老表的人生轨迹时，似乎可以从中感悟到某种潜伏着的文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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