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不躲,遇困不怨,廉洁刻苦,才能得百姓爱戴、世人称赞 说到政绩观,来看看于成龙的作为
于成龙当官不为钱,不为升官,他为的是自己的信念。做事即做人。“不事苞苴梦亦清!”不为万贯家财,只为心安理得。一个官员一时清廉很容易,但一辈子都清廉很不容易。于成龙却做到了。于成龙(1617年—1684年),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帝赞誉为“清官第一”。
在广西罗城,于成龙勇于任事,被评价为“任事练达,堪列卓异”。后来每到一处为官,于成龙总会遇到新的疑难问题,他也总会迎难而上。成为直隶省最高行政长官后,面临直隶吏治松弛的问题,他又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施政主张。于成龙在不同地方、不同职位上所干的政绩,在民间、朝廷、名臣、学者眼中皆享有盛誉。
勇于任事
1661年,45岁的于成龙,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赴经济落后、人烟稀少、流寇甚多的蛮荒之地——广西罗城出任知县。经友人劝阻、路途艰险、身染重病而不改初衷,等他到了罗城之后,亲眼看到年久失修的罗城县衙,茅草搭建的堂屋,没有围墙的知县住所,亲临水土不服、非常荒凉之地,这些亦动摇过于成龙的决心:“边荒久蛮之地,一官一仆,难以理事,乞赐生归。”上级没有批准于成龙乞归的请求。既如此,他决定留在罗城大干一场,以安其心,以尽其责。
于成龙来到罗城之后,勇于任事,采取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战略是整治匪患。罗城县当时匪患非常严重,社会治安极差。看到这个现实情况,为了加强基层管理和维护社会治安,于成龙果断地实施了保甲法这一管理制度,集中居住的居民,五家为一小保,十家为一大保,保的上一级是甲,保长和甲长对外具有防御职责,对内具有严格管理职责,层层领导、层层管理。官府再给其一定的资助。一旦有匪盗入侵,保长和甲长就会组织百姓,同仇敌忾,共同御敌。通过建立保甲制度,严禁盗贼,严惩为非作歹之徒,对于改邪归正的盗贼采取安抚政策,罗城县社会治安得到管控。
第二步是发展农业。“劝农赈贫”是知县职责之一。于成龙鼓励百姓发展农业,采取“勤而获者旌其门,惰而荒者群言以辱之”的方针。他经常走访田间地头,看到哪户的田地经营得好,就给这户题个匾,写副对联,表彰一下,鼓励他们好好干；看到谁家的田地种得不好,就动员这家的邻居去做工作,把这家人拉到田里去干活。没过几年,罗城农业获得大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第三步是解决讼案。罗城百姓有许多困难和纠纷,通过打官司的途径,把这些困难和纠纷反映到官府来。作为罗城的长官,他非常重视讼案。当时,罗城械斗非常厉害。由于罗城县是夷汉混居之地,县民向来争强斗狠,经常发生械斗事件。当地两大家族赵家和廖家为了争得五亩土地而发生械斗,双方各有死伤,赵家觉得吃亏了,便来县衙要求主持公道。于成龙在判语中说“械斗恶习,犯王章,伤和气,天理不容,人神共嫉”,强调了自己上任后屡屡苦口婆心告诫父老乡亲们不要械斗,但是“听之藐藐”,发生了“赵廖两姓械斗之事”,最终通过斩首赵家族长和廖家族长的方式,震慑了一批人,械斗之风从此收敛。上到重要事件,下到民情礼俗,都可以到官府申诉,于成龙都会审理,依法判决。
敢于解难
1667年,广西官府保举于成龙的批语是:“罗城在深山之间,民风顽悍,成龙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任事练达,堪列卓异。”于成龙作为广西唯一“卓异”推荐给朝廷。于成龙被提拔为四川合州知州。被朝廷提拔,开启于成龙升迁之路,也开启了于成龙每到一处为官,总会遇到新的疑难问题,他也总会迎难而上踏上解决问题的新路程。
于成龙上任合州后,合州交通不便,夏天酷热难耐,民风较为彪悍。从当时合州所辖铜梁县的情况来看,能够想见于成龙治政之难。铜梁县在战争后出现了人口锐减、生产落后、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等状况,此时的官府仍然下达繁重的赋税任务,加重了百姓负担。于成龙上任后,四处张贴告示,宣传朝廷对招抚外逃流民的好政策,告诉外逃的老百姓可以随时随地回家投靠亲友、从事生产,等到生活、生产逐渐恢复、走上正轨后,再考虑合理收税。当时,许多流浪在外的老百姓在这一政策感召下回乡从事生产工作。同时,在铜梁县的流寓,即从外地逃亡到铜梁的人,于成龙按照朝廷律法,鼓励他们生产,保护其在铜梁的合法权益。于成龙再辅之以奖励垦荒、以文治民等措施,没多长时间,合州实现大治。
由于于成龙政绩卓越,被朝廷多次提拔。1678年6月,他被提拔为正三品的福建按察使,按察使的职责是“振扬风纪,澄清吏治”。于成龙的任务是负责福建全省的监察和司法管理工作。上任后的于成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关在狱中的违反“迁海令”的百姓。清朝顺治帝为了牵制和对付盘踞海外的郑成功家族的反清势力,下达了“迁海令”,这一政治主张严禁内地商船在附近海域通行,企图割断台湾的粮草来源,为最终收台奠定基础。“三藩”之乱后,靖南王耿精忠盘踞福建、虎视东南,清廷担心福建对面的台湾郑经搞反清复明,一旦和三个藩王合兵,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沿用了顺治帝的“迁海令”,通过禁止贸易,让台湾缺衣少粮。当时,“迁海令”非常严格,福建好多百姓因渔猎而被下狱。于成龙察看卷宗,发现狱中被关百姓多是被冤枉的。于成龙就此事禀报福建总督姚启圣,姚启圣不敢违背朝廷法令。于成龙又去找驻守在福建的康亲王杰书。杰书认为于成龙说得有道理,就答应了于成龙为民请命的请求。于成龙回去后,将犯人的案子全部调出,详加审视,最终斩杀了几名重要罪犯,其余良善百姓全部释放,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称道。
整顿吏治
1680年,于成龙在康亲王的保举之下,被康熙提拔为直隶巡抚,成为直隶省最高行政长官。上任后,于成龙面临直隶吏治松弛这个问题,于是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施政主张。一方面,以小节约束官员,严禁官员之间互相送礼。当时大名县知县为试探虚实,在中秋之日,给于成龙送了一份中秋之礼。于成龙见到此物后,直接斥回,并颁布《严禁馈送檄》,对大名县知县进行严厉申饬:“本应题参,姑念初犯,暂从宽宥。”于成龙随即下令:“以后凡遇重阳、冬至、元宵灯节,并过路送礼,各衙门概行禁止。如有私相馈献,查出并行题参,决不姑宽。”
另一方面,于成龙从制度设计层面指导官员,在其颁布的《饬查劣员檄》中强调要以“察吏安民”为各级官员的职责所在。于成龙要求各级官员对勒索百姓、贪污敛财的官员要认真审察:“细加体察,务将不肖贪酷官员,据实揭报,以凭飞章参处。”于成龙在直隶整顿吏治,卓有成效。
于成龙为官过程中,他在不同地方、不同职位上所干的政绩,得到了民意认可,得到了康熙认可,终于成为一代名臣。于成龙去世后,“金陵人为之巷哭”。康熙御书“高行精粹”四字为其祠额。熊赐履为其撰写墓志铭,称赞他“性善吃苦,诸人所不能堪者,他却处之如饴”。康熙评价于成龙:“两江总督于成龙操守端严,始终如一。朕巡牵江南,延访吏治,博采舆评,咸称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清代学者戴震评价于成龙:“成龙清严忠直,勤劳治理事,官吏无不敬畏,归于廉慎。”在民间、朝廷、名臣、学者眼中,于成龙皆享有盛誉。
(据《学习时报》,原题《于成龙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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