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榜宏开觅知音韦光勤
“山榜宏开同雁塔，先儒姓氏列高低。”这两句诗写的是天河县八景之一——榜山题名。诗的作者是曾任民国天河县长的清末拔贡生吴寄生，也是终日仰望榜山题名的天河士子。
榜山在天河县衙（即现在的天河镇政府所在地）东南面。山上有一处崖壁，从县衙远远地望过去，它壁立千仞，“形如挂榜”。与周边的山相比，它略微显得矮小一些。榜山题名就在榜山的悬崖峭壁之上。
按清末探花商衍鎏先生的说法，雁塔题名，始于唐之雁塔。雁塔这个名称的由来，据说是当时有两只大雁在空中飞翔，其中的一只不知何故，突然殒坠于地。好心的人们便将大雁就地（即慈恩寺内）掩埋，并在上面建了一座塔，时人称之为雁塔。题名之说，有的说是韦肇及第，偶尔题名寺塔。也有的说是唐中宗神龙年间，进士张莒闲游慈恩寺，一时兴起，戏将同年之名题于大雁塔下。后人争相效仿，尤其是那些新科进士，在曲江宴饮后，集体来到大雁塔下，推举善书者将他们的姓名、籍贯和及第的时间用墨笔题在墙壁上，一时传为佳话。据说，白居易在27岁时便一举中第，喜不自胜，挥毫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更有甚者，新科进士刘沧居然如此写道：“紫毫粉壁题仙籍”，已然将自己当做是天上的文曲星了。宋宣和年间，有个叫柳瑊的人把塔上的题名收集起来，镌刻在石头上，并编印了《慈恩雁塔唐贤题名》十卷刊行于世。可见当年那空前绝后的题名盛况。现在，这些题名都已烟消云散，但雁塔题名的遗风却保留了下来，成为各地效仿的母本。
到了明清时候，在每科会试和殿试确定进士名单及名次之后，便将一二三甲的进士名单刻在石碑上，把莘莘学子金榜题名的荣光托付给坚硬的石头，这就是所谓的进士题名碑。雁塔题名由此从民间的自发举动上升为官府的“规定动作”。
最为有趣的是，出于风水和人文方面的考虑，官府总会在县衙的东面、北面或东北面相对矮小的山顶上建一座塔，以补助风水上的缺憾。此风甚盛，举国上下，争相仿效。
清代时，天河县的父母官就曾在榜山顶上建有一座九层的文峰塔，以壮山势，达文脉。时任天河知事刘宅俊还为此写了一篇《榜山建塔启》。在这篇记事性的官样公文里，他详细记录了这一盛举。文章的开头，在说了一番“正确的废话”之后，他这样写道：“（天河）虽人杰地灵，原不泥阴阳之说。而天工人代，何难补造化之偏。”建塔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补造化之偏”，就是以人力代天工，补造化上的不足。接下来的事就是召集乡贤耆老，会聚一堂，共商大计。于是便有了“群登堂而相请，期解橐以为资”的喜人场景。在领导阶层和能人贤士们取得统一意见后，官府马上在全县范围内发出倡议，筹集善款：“合邑闻知，同心响应，多则输之百两，名冠当头；少亦捐以数金，心同乐善”。真是做到了一呼百应、群策群力。文峰塔建立起来后，“览石狮交椅之争雄，皆成笔阵。听九龙三潮之并汇，悉壮文澜。人和与地利偕收，秋榜共春闱竞捷。”一邑之文脉勃兴绵延，举县之士子频登鼎甲。
文峰塔现今已杳无踪迹，但我们依然可以想见，当年它就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在漆黑的夜晚导引着一方士子穿越重重迷雾，翻山越岭，豪情万丈地抵达生命的巅峰。
古代的科举考试采取的是分区定额、原籍应试的原则，士子不能跨区域参加考试，以保障每一个省、府、州、县都有士子入学、应考，达到教化遍行、甘霖普降的目的。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种种原因，教化迟缓，文风凝滞，造成很多地方的士子不具备应试的能力。明代广西进士共有239人，有清一代，广西进士人数为585名，大多集中在桂林府、郁林（今玉林）、梧州等少数几个地方，其他州、府，中式进士者寥寥无几，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均呈现出一种东多西寡的格局。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结症还是与桂东桂西的经济、交通和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清廷就默许西南地区省份“寄籍”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是说，那些人文教化发达地方的士子可以利用“寄籍”他处的方式入学和考试，以带动当地的文化教育。本来，寄籍应试只是一种临时的变通之计。清廷希望通过建立这样的考试制度，从长计议，达到振兴文脉、遍行教化的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先进带后进，最后实现共同进步的目的。但事实上却是，那些寄籍入学和考试的士子，在金榜题名之后纷纷返回原籍，并不在客地居住和生活。“寄籍入学”的考试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收到通达一方文脉的预期效果，本地的学子并未从中受益，倒是让许多人钻了空子。有清一代，天河县包括罗城县金榜题名的大多是外籍士子，并没有当地的考生。譬如：康熙十二年癸丑科进士张汝贤，是寄籍天河的桂林府临桂县人。而早些时候的宋开宝五年壬申科进士、后来官至光禄大夫上柱国的覃光佃以及他的孙子——宋嘉祐辛丑科进士覃昌，都是融州（今融安县）人，并非地道的罗城士子。尽管宋以前的罗城属融地，但硬要将祖孙二人“归化”为罗城人，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也就是说，明清两代广西800多位进士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天河人或罗城人。正如清道光《天河县志》的编纂者林光棣说的那样：“国初人才奋兴，借地增荣。”
鉴于人才凋敝的情况，道光嘉庆时，官府才将明清历科乡会试进士（张汝贤即名列其中）和举人的姓氏、考中时间，一一镌刻在榜山之上，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当地士子发奋读书，早日金榜题名。在类似于“前言”的题句里，林光棣这样写道：“自今以始，约我膠庠；笃学敦行，奋兴自强。乡会题名，勒之傍山”，并用“三元及第”的桂林陈继昌和庆远的冯京来作为榜样，激励天河学子在太平盛世，发奋苦读，以期“蕊榜绝响”。“榜山石刻待知音”的美好期许，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每有士子考取功名，官府都在县衙悬挂灯笼，张榜告示，以期有更多的学子能像陈继昌和冯京一样，“繄谁崛起鼎峙，而为邦家之光。”
现在提起榜山题名，除了少许上了年纪的人能零零碎碎地说出一二，再也没几个人知道它的存在了。正如文章开头那两句诗的作者吴寄生所慨叹的那样：“自从废却科名后，峭壁悬空不再题！”每念及此，不禁感慨万分，欷歔不已。
“坐令夷俗变，髦士登蓬瀛。”古代官吏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首要的事务就是修文庙、兴学宫、振文脉。这似乎已经成了他们心中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无需旁人提醒，更不需要长官的检查和督促。
在这一点上，今人的气魄未必胜得过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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