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伯一家在大安丰衣足食□ 红 日
1986年，堂伯七十岁。这年的四月初四，堂伯刚做完“补粮”仪式，庆祝他的古稀华诞。做完“补粮”仪式第二天，堂伯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举家搬迁到环江去。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要知道堂伯也是一棵老树了，一棵风烛残年的老树。如果他是一棵榕树，哪怕是一棵老榕树，连根拔起移植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问题，保证存活。可他不是一棵榕树，连一棵老榕树都不是，他顶多是山里一棵常见的苦楝树或者椿树，甚至可能是一棵芭蕉树。这样一棵缺乏根须的老树，经得起挪动吗？经得起连根拔起吗？任何一种展望或者评估都是可想而知的，没有悬念。然而堂伯一旦做出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像成型的牛角，你要改变它的方向，除非你把牛头割下来。堂伯决定易地搬迁到环江的理由是，那里有广袤的土地，别说旱地，更别说尚未开垦的荒地，就是水田也种不完。田里长满了野草，田埂都让牛踩平了。堂伯说，那可是天养的地方。意思就是老天爷把你养起来，你想饿死都没有办法。打个比方，春天里一只鸟儿从美丽南方飞来，鸟嘴里一粒谷物不小心掉到环江土地上，秋天里环江人就能收获一把稻穗。堂伯的描述从天空降落到地上，抽象变得具体，朦胧变得清晰，感性变得理性。他说，每到春播季节，无需开渠，无需引水，环江的田地自然而然冒出水来，只等你撸起袖子挽起裤脚，去耕耘去播种，仿佛上天已编好耕作程序，你只需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一系列铺垫之后，堂伯抛出他的结论，环江的粮食吃不完。
决定移民环江的堂伯其实并不知道环江在何方，环江在广西的哪个位置。环江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昂巴郎”的概念，一个关于粮食的代名词。他的大儿子家宝问他，到环江县城下了车，我们到哪里去？你以为我们是去旅游，去延安啊。堂伯脱口而出，对了，去大安，到了环江我们直奔大安。这个与“延安”有一字之差的地方在哪里，在环江的哪个位置，堂伯也不知道。当然，这不能说堂伯对环江一无所知，堂伯不仅听说过环江，甚至还见过两个环江人。这要追溯到十年前的1976年。那时堂伯在地区一所学校当工友，负责给学校学生蒸饭。每个学生每餐蒸一盒饭。有两个学生例外，他们下午蒸了两盒饭，一盒晚餐吃，一盒下晚自习后当夜宵。那时候哪有什么夜宵，可这两个学生有了。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夜宵就是夜草啊。这两个学生是环江县大安乡人。堂伯当时有四个孩子在乡里读书，他们每个人一个星期的伙食是三斤玉米粉、三斤红薯片。就是这样的伙食指标，堂伯也不堪重负。前面两个大的不得不辍学回家，负起家庭重担。堂伯从这两个环江学生口中得知，不少都安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搬迁到他们那里去了，在他们那里落户，在他们那里成家立业，如今已是地地道道的环江人。可以说，堂伯那个时候就动了心思了的，或者说那时候他已萌芽了移民环江的念头。催生这个念头的是两个环江学生饭盒里的大米饭，那些熟透的饭粒，成为堂伯脑子里的种子，在他七十岁的思想境界里长出一片嫩芽。实际上，到了1986年的时候，堂伯家里已有了足够的粮食。那时候已包产到户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开始有了余粮。形象地说，就是可以打饱嗝了。饱嗝是一种象征，一种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的象征。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打了饱嗝，那就意味着全世界消除了饥饿。有些农人打了饱嗝后，就把腰带松开了，知足常乐了，心满意足了。堂伯不是这样，堂伯站得高，望得远。别人站在晒谷坪上，只望见对面的高山。堂伯的目光越过高山，望到北京天安门，望见心中的红太阳。饱嗝堂伯他打了，打了饱嗝后，他却将腰带紧了，恨不得打了死结。堂伯说，我们为什么不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去开辟新天地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呢？堂伯摒弃枯燥的理论，用数据来说话，他说，我们这里一年满打满算只收四个米仓的玉米，到了环江，一年可能收八个米仓的玉米，翻一番，甚至更多，甚至收的是大米。
堂伯出门了，他在六月的一天上午登上了开往地区的班车。那时县城还没有班车直达环江，他只能坐到地区后再转车。这是一趟难以命名或者提炼的旅程，探索之旅？发现之旅？创造之旅？似乎都不贴切。有一点值得思考的是，堂伯的这趟旅程始于他七十岁而不是十七岁。十七岁与七十岁，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如同拂晓与黄昏。七十岁出门，通常是去找墓地，找最后的落脚点。可堂伯不是，堂伯是十七岁的动机，闯天下的动机。七十岁出门，是需要一点决心的，需要一点信心的。这么说来，堂伯的黄昏之行便是信心之旅或者决心之旅了。堂伯肩上背一只布袋，里面有几件替换衣物。腰间绑一把柴刀，砍柴割草剥篾片用的那种刀子。脚上蹬一双翻皮皮鞋，黄色的那种，是早年他在矿山挖矿分得的劳保鞋，一直没舍得穿，现在穿上去了他乡。他手上拿一把油纸伞，像毛主席去安源带的那一把。班车从环江汽车总站将堂伯送到大安，大安其实就是路边，世界上所有的路边。没有标识没有站点，是不是“大安”，司机说了算。司机说大安到了，买票到大安的请下车了。这话似乎是对他一个人说的，堂伯就随车上的一些人下车了。堂伯没见到“大安”两个字，他见到的是一派成长的颜色——绿油油的颜色。田里的水稻绿油油的，坡上的玉米绿油油的。堂伯断然肯定，对了！这就是大安，大安就是这样的颜色。延安是红色的，大安是绿色的。堂伯沿着村道不急不慢地走，他一路想好了的，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匠人——篾匠，一路过来寻篾活干的。他不相信大安人不收留他这个篾匠，他们种稻谷种玉米，成熟了以后总得收获吧，收获就得用箩筐之类的来装吧。收获的谷物总得晒吧，晒谷物总得需要晒席吧。还有，热天睡觉他们总得睡凉席吧。堂伯登上第三家的门就被收留了，热情地收留了，像见到干部一样跟他握手。前面两家不是不热情，也很热情，主要是没篾活可干。农事让别人来承包了，不需要箩筐，也不需要晒席了。国家把土地承包给他们，他们转包给别人。堂伯心里就疑惑，这别人会不会是都安人？
缺地的都安人最擅长做这种事了。这户人家姓谭，家里有六口人，三眼砖瓦房，宽敞，亮堂。主人六十多岁，身板硬朗，脸色红润，很健谈，就是避而不谈堂伯的身世。堂伯放下布袋和雨伞，就到主人指着的竹林砍了竹子，回来剥起篾片。主人要编织六张凉席，原打算到环江县城去买，现在家里来了篾匠最好。主人问堂伯一张凉席收多少人工费，堂伯说不讲钱，管饭就行。原以为环江人晒谷物也用晒席，没想到谷物直接摊到晒谷坪上，没有铺垫，省了环节。晒席和凉席是有区别的，尺寸不一样，做工也不同。前者是粗活，后者是细活；前者是作品，后者是精品；前者是高原，后者是高峰。既然是精品，就得做出精品的样子来，所以堂伯剥的篾片特别精致，比自家的还要精致。精致的篾片，才能编出精致的凉席。堂伯把凉席当作自己的信誉来编织，当作自己的形象来编织。他哪里是编织凉席呢？他简直是在编织自己的未来。哦，上帝，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如此精致地编织自己的未来，你能无动于衷吗？你能熟视无睹吗？晚上，热情的主人到代销店买酒来招待堂伯。酒是农家自酿的米酒，自己喝的当然是原浆，卖出去就兑了水了，兑了水就成了商品，因而酒品不纯，酒味也不厚道。堂伯说，你们家有这么多米，为何不自己酿酒，反正家里也要养猪的，酒糟是养猪最好的饲料。主人说，没有酿酒工具啊，也不会酿。堂伯说，我编完凉席给你做一套酿酒工具。主人欣喜若狂，仿佛已喝了酒，凉席不忙编织，你先教我酿酒……后来，第四、第五家以及之后所有的人家，一户一户地将堂伯接走。堂伯不再登门，而是原地等候。其实也不用等候，往往上一家的活路刚刚做完或者刚接近尾声，下一家人已守在晒谷坪上了，门也不进，似乎进了门堂伯就走不成。这哪里是守候，简直就是捷足先登。堂伯的篾活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编凉席、编箩筐、编摇篮、编簸箕、编背篓、编菜篮、编猪笼鸡笼鸭笼、编捉鱼的篓子……不是说这里的人不会篾活，也会。不是说堂伯不来，这里的人就没有篾具可用，也有，却不那么齐全。比如想做一件事情，需要某样篾具，没有。堂伯来了以后，见到了某样篾具，就想做一件事情了。比如见到了摇篮，就想到了儿女的婚事，这事很快就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还有就是堂伯编出来的篾具不大一样，形状不大一样，感觉也不大一样。比如同一个箩筐，堂伯就能在筐上编出一个“丰”字来，鲜活生动。谷物往筐里一装，就不是单纯的谷物了，是季节了，是庄稼人的日子了，是丰收的景象了。一句话，是形而上了。比如同样是猪笼，堂伯编的猪笼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魔力，装进去的猪就是不哼不叫，安安静静的，都安静得无怨无悔或者心甘情愿了。田地上绿油油的颜色渐渐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堂伯已经在这个名叫剥谷屯的屯子居住了两个多月。他每天编织篾具，眼睛却瞅着屋外的田地。可以说他是眼睁睁地看着绿色一点一点地变浅、变淡，最后变成了金灿灿。他觉得他已回不去了，无法回去了。当然，他根本就不想回去了。同时堂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里有很多活路离不开他，比如酿酒，明明酒具是他打制出来的，技术也是他传授的，可是如果他不到场，酿出来的酒不是酸了就是淡了。有一天，堂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快要收割了，我要回老家去了。众人惊慌失措，你不是没有家吗？你能回到哪里去呢？这里就是你的家呀！堂伯心头一热，眼眶湿了，是啊！如果能在这里择一处荒野栖身，我哪儿也不去了。谭家主人说，什么荒野！你任意选一块平地，你选，你任意选。开镰的时候，堂伯将他的四个儿子、四个媳妇全部召到剥谷屯，像“双抢”工作队一样，逐家逐户帮助收割。堂伯交代儿子儿媳，要像收割自家的谷物一样收割，逐步从体验丰收过渡到享受丰收。
这年冬天，堂伯在剥谷屯一处依山傍水的地方，盖起了四眼砖瓦房，真正意义上地在大安落脚了，生根了。堂伯制定严格的家风家规家训，不占当地一分田一分地，不与屯里人争抢一把草一棵树。屯里人允许他们到哪里开荒就到哪里开荒，不允许开荒就租种屯里人种不完的田地。屯里哪家有红白喜事，要全程参与且善始善终。要跟剥谷屯的人搞好团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做人做事要低调，甚至要低声下气。次年春上，县里要在大安大面积种植甘蔗，任务下到剥谷屯就卡壳了，分派不下去了。谭队长（谭家主人）找到堂伯商量，能不能接过这只烫手山芋？堂伯二话没说就把全屯的甘蔗种植任务照单全收，全部领了。任务一领到手，堂伯就傻眼了，上千亩甘蔗啊，他家九个人怎能完成得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堂伯已没有退路，他硬着头皮率领四个儿子四个媳妇，每天到荒坡上锄地翻土。这事反映到乡里，乡长来了。乡长从头到脚打量着堂伯，堂伯被盯得不好意思，就说乡长你放心，我们尽量种，能种多少尽量种多少。乡长还在打量着他，你是不是潘工友？堂伯直起腰来，也把乡长打量了一番，唉哟，我的妈哎！你就是那个蒸两盒饭的……乡长第二天召来两台机子，先把整个坡岭都耕完了，再运来种子和化肥把甘蔗种完。乡长叮嘱堂伯，往后你只管把甘蔗管护好。秋天甘蔗入厂，县糖办通知堂伯去结账。堂伯签完字，一股血流忽地涌上脑门，差点晕倒在地，他被账上一笔“大钱”吓坏了。堂伯赶到乡府找乡长，乡长说，这就是你的钱啊，种子、化肥、运费和机耕、机种费都扣除了。堂伯回到屯里，心里还是不安，他找到谭队长说，甘蔗地是屯里的，收入他不能独占，家家户户都应该有份。这回是谭队长打量他，谭队长说，要分你分，反正我家不要。
堂伯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过，家乡已经成为他的故乡或者远方。他的户口还在原籍，不知道是迁移不了还是不想迁移，或者他根本就不把户籍当一回事。因为存在就是合理的。家乡人通过一担担从大安挑回来的大米，了解到堂伯一家在那边过得很好，很滋润，很富足。挑米人是堂伯家的亲戚，他们时不时到大安去，将堂伯家里的大米一担担地挑回来，一直挑了蛮多年。2006年农历四月，堂伯九十岁，此时他已在大安住了整整二十年。此时的他家大业大，原先的四眼砖瓦房，衍生出四栋砖混结构的楼房。此时的他已经子孙满堂，四个孙子娶了当地女孩做老婆，四个孙女嫁给了当地人，真正地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真真正正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了。他的大儿子家宝张罗着给他“补粮”，隆重地补一次粮。上一次“补粮”是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来了不少人，包括乡长，乡长那时已是副县长了。堂伯拒绝儿孙们的良好祝愿，他说，一个人的粮食总有吃完的那一天。初六清晨，堂伯像往常一样早早醒来，他要到谭队长家去一趟，去见那位来自县里的“非遗人”。那个“非遗人”编织的花竹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草帽。他想在九十岁的时候，补修编织花竹帽这门功课。堂伯想要直起身子，可直不起来，他意识到他今生今世的粮食吃完了。粮食是他一生的追求，他所有的追求都是为了粮食。他的目光落到堂屋的米仓上，每一只米仓都写着一个“豐”字。这个繁字体的“丰”字，那么复杂，编织到箩筐上那是相当费工夫的，就像他此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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