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粉蒸肉
唐玲芝（记者团）
依稀记起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那年我10岁，长得较矮小，哥哥大我1岁半。父亲时任都安县副县长，受“文革”批斗走资派浪潮的冲击，被下放到基层的拉烈公社办事处当工委书记。就这样，父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到离县城约90公里不通班车的拉烈公社（母亲是因为父亲的牵连也被下放到拉烈粮所当营业员），我和哥哥则留在县城读书，住在县委的宿舍，吃饭就到县委旁边的周六生产队一户叫四公、四婆的社员家。
记忆中四公、四婆是年近七十岁、勤劳慈祥的老人，唯一的儿子在柳州地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当警察。我和哥哥在四公、四婆家几个月，两位老人对我们很好，自己喝米汤，把稠的让给我们吃。但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我们每天还是吃不饱，终日饥肠辘辘的，更别说吃荤的了，因此我们时常到县委鱼塘旁的番桃林找野果充饥。
突然有一天，母亲托人带来一碗香喷喷的粉蒸肉。终于有肉吃了，我拍着小手围着饭桌一蹦三跳的，只等哥哥开口，就能美美地享受了。谁知哥哥只让我吃了两片，他自己吃了一片，又招呼四公、四婆也一起吃，四公、四婆怎么也不舍得吃，说：你们娃仔正在长身体，最需要营养，留给你们吃吧。我那时小，还不怎么懂事，实在是馋得慌，央求哥哥再让我吃一片，可我怎么说他也不让，说是要留到哪天最需要的时候再吃。就这样，哥哥把装肉的碗藏了起来。我心里好不失望。此后，总是惦记着这碗粉蒸肉，以致上课老是走神，每每从四公、四婆家回来，只要哥哥不在家，我就去找那碗肉。但把家里翻个遍怎么都找不到，越是找不到就越馋，有时就缠着哥哥闹着要吃肉。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家里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恶臭，开始我们以为是死老鼠的腐臭，但怎么也找不到老鼠。最后哥哥踩着凳子，把挂在半空的吊篮拿下来，打开盖子一看，皱眉皱鼻地喊道：“天啊！”我迎着扑鼻的恶臭往篮里一探头，心里咯噔一下，身上的鸡皮疙瘩瞬时鼓了起来：我的妈呀，白糯糯的蛆爬满整个碗。我气极了，用小手捶着哥哥的胸膛，哭着喊着：“你不给我吃，小气包……”顿时，沮丧至极的哥哥抓着我的手也哭了起来，兄妹俩抱着哭成了一团。
时隔不久放寒假了，我们要去父母那里度假。坐了几个小时的长途班车又步行11公里的沙土路，灰头土脸跌跌撞撞地到了妈妈工作的地方——拉烈粮所。
一见到母亲，禁不住一头扑进母亲的怀抱，哭着告诉她那碗粉蒸肉的遭遇……母亲听后，鼻子一酸，眼里噙着泪花，一把将哥哥也搂进怀里，母子仨一任泪水簌簌奔流！
五十多年过去了，想起往事，看看今天，多少感慨涌上心头！几十年中，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经济在腾飞，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不仅早已跨越了温饱线，现在正在向全民小康的目标发起最后冲刺，一个强盛的东方大国像太阳一样正在冉冉升起。现在别说是一碗粉蒸肉，就是满桌珍馐摆在面前也没谁觉得稀罕了。想着这一切，心中更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更觉得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又想起那一碗粉蒸肉的故事。是呀！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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