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期间党建工作的求实创新实践□黄志雄
1929年10月，邓小平和广西前委（成立红七军后改为红七军前委）率领我党掌握的武装到达百色后，从右江地区革命斗争所处的实际环境出发，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党建工作方针，从而使右江地区党组织得到迅速而健康的发展，为武装起义的胜利举行及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和组织保证。前委这一时期在党建工作上的求实创新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右江地区阶级结构的实际，提出“注意在乡村发展党员”的建党方针
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很少，“无产业工人”，只有少量的“市政工人如电气工人、码头工人、理发工人等。”革命力量主要以少数民族贫苦农民为主。针对这一情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广西前委摆脱当时党内关于只能吸收工人出身的积极分子入党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从右江地区实际出发，确定了在不忽视发展工人入党的同时，主要从农运、兵运中涌现出来的农民、士兵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尤其以农村中的雇农、贫农为重点对象的党员发展工作方针。前委发布通告，明确要求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贫农和农村无产阶级”。把雇农和贫农当作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作为党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从而使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所作《七军工作报告》中曾向中央汇报：右江地方党组织“成分上是雇贫农占多数，余为中农，还有少数的富农及知识分子（都是比较老的党员）”。相对于地方党员，红军中的党员成分更接近无产阶级的基础，但除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等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干部之外，下级军官和士兵亦大多数来自右江农村。确定以雇农、贫农为重点发展对象的工作方针，既充实党的阶级基础，也充分发挥右江各民族人民的积极作用，适应以农村为革命中心的革命发展战略目标。
二、根据右江党员队伍结构的实际，把思想建设摆在党建工作的首位
右江地区党组织始建于1926年秋。邓小平率广西前委到百色后，把一批在农运、兵运中的先进分子吸收进红军和地方党组织，使红七军中的党员从最初的300余人到1930年9月发展至500人；地方党员在百色起义前约500人，到1930年10月发展至1500人。然而，由于党组织的成分主要以农村中的贫农、雇农和部分小知识分子为主，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内，党员队伍缺少现代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先进思想。为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红七军前委从右江党员队伍的特殊情况出发，明确提出：为了克服和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党员队伍的共产主义觉悟，必须把思想建设摆放在党的建设工作的首位。1929年12月20日，红七军前委颁发了党建工作重要文件《关于党的组织工作》，指示各级党组织要以最大的力量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大力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1930年4、5月间和7月间，前委先后在东兰县和恩隆县等地举办了多名党员干部、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红七军干部训练班，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政策、党纪教育。邓小平亲自编写培训班教材，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还和张云逸、雷经天等领导人一起，亲自给培训班讲课。当时培训班印发了《党员须知》《革命常识问答》《经济教授提纲》等学习资料。通过上述一系列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措施，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使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三、根据在右江民族地区进行武装割据的革命重任，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去发动和组织少数民族群众
一是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前委到达百色后，借鉴韦拔群和右江党组织早期革命活动的成功经验，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并推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瑶民比较集中的东兰县发布《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这一政纲的主题是实行民族平等，规定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人身权利方面一律平等，是右江革命根据地解决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政策依据。前委要求党员、干部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对违反民族政策的人和事给予严厉处罚，深得各族群众的拥护。
二是要求党员干部、苏维埃委员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严禁脱离群众。百色起义期间，红七军前委自始至终特别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建设，在前委发布的《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中，明确要求党和苏维埃的干部要“到群众中去接近群众，做群众工作”“要使苏维埃下每一个群众都参加工作，与苏维埃发生密切联系”。党员干部深入各族群众之中，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三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深入基层与各族群众打成一片。为了推动党员干部、苏维埃委员深入基层紧密联系群众，邓小平、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人在这方面做了榜样。他们经常背着水壶、戴着斗笠，穿着草鞋走村串户，足迹踏遍壮村瑶寨。张云逸、李明瑞、陈豪人等领导人也经常深入部队基层，坚持与战士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在前委领导人的带动和影响下，整个根据地的党员干部都纷纷深入壮、瑶等少数民族群众中，与各族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四、根据革命队伍中出现少数人腐化变质的实际，积极探讨反腐倡廉建设
百色起义时期，由于受旧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少数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艰苦的革命生活条件和严酷的战争环境的考验，不同程度地产生动摇变节、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腐败现象，严重危害着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成为右江党组织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分紧迫的任务。然而，当时在党内尚未有这方面的经验可借鉴，共产国际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指导意见，以邓小平为书记的红七军前委，创造性地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探讨反腐倡廉斗争，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1930年秋，前委接连发布反腐文件《前委通告》第六号、第七号，对反腐倡廉斗争作动员和布署。总体上看，右江革命根据地反腐倡廉的斗争和建设，以“宣传、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改造、挽救、提高认识”的方针进行，但对个别经教育仍不悔改的贪腐分子，则坚决从严处理，或处决、或清洗出革命队伍，绝不手软。例如，时任果德县果化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粮食委员两兄弟侵吞红七军的军粮、军款价值20万铜仙，右江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0月将他们逮捕、处决。
百色起义期间，以邓小平为书记的红七军前委在党建工作上的求实创新，是邓小平一贯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开拓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对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我们要借鉴百色起义时期成功的党建经验，学习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认真总结运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创造新的执政业绩、取得新的执政成效。
（作者单位：百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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