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江地区第一位壮族中共党员的壮烈诗篇 ——陈洪涛遗诗《狱中谣》赏析 □黄桂宁
狱中谣
（陈洪涛）
站起来，我要坚强地站起来！
支撑着累伤的身躯站起来！
我从铁窗里望出去，
望遍黎明的世界。
我爱这世界，我爱这黎明的世界，
我爱她，我实在爱她！
任何代价也抵换不了，
我对她的信赖。
我这头颅，昂扬着，
要不屈地昂扬着；
就是无耻的叛徒，死亡的黑手，
也不能把它换下来！
我这颗心，是右江人民的心，
不屈的人们的心；
在横暴的面前，魔爪的屠刀下，
比铁打的还要坚强！
我上惯了刑架，认清了刽子手的法庭，
而他们得到的，是给我锁上沉重的脚镣；
审判、上架、过堂，
这生活是我的家常便饭。
我的头颅、生命和一切，
我要鼓励它们坚强地站起来；
只有一个打算：死，但无所畏惧，
把生命献给光明的世界！
刑架是我的卧床，
冷水是我的被盖；
镣铐的声音，
是我呼唤未来的世界！
右江儿女啊，
愿你们把悲痛化为力量；
跟着烈士的鲜血，
把更多的人团结到人类共同事业中来！
《百色起义人物志》记载，陈洪涛，壮族，原名陈素华，1904年出生于东兰县武篆区旧州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21年在武篆育才小学念书，参加韦拔群领导的清剿大土豪杜瑶甫的斗争。1924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五中学（百色中学的前身），当选校学生会主席，组织“东凤留邕色学会”并任百色分会会长，因为积极参加农民运动，被校方刁难和追究。1925年被迫辍学回乡，在东兰高等小学任教。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洪涛受韦拔群选送到梧州，入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筹备处开办的“宣传员养成所”学习，加入共青团组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右江地区第一位壮族中共党员。
历任中共东兰支部书记、东兰县农讲所第二期教员，参加广西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省农协筹委会委员、中共广西特委常委，分管组织工作，为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做准备。
1929年12月11日，陈洪涛参加震惊全国的百色起义，当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裁判兼肃反委员。1930年10月，红七军前委任命陈洪涛担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1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前委任命陈洪涛为红七军二十一师（后改为“右江独立师”）政治委员，与韦拔群留守右江根据地，组建二十一师，肩负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历史重任。
1931年3月和8月，陈洪涛和韦拔群紧紧依靠群众，率领二十一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围剿”斗争。陈洪涛多次告诫同志们，在对敌斗争中，要坚强、勇敢、灵活，对党要无限忠诚，要有宁死不屈的决心，尽快把新区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
1932年8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实行“石头也要过刀”的残酷政策，大肆屠杀群众，放火烧毁民房，根据地遭受了严重摧残。敌军因抓不到红军领导人，竟然使出了高额悬赏和收买叛徒的卑鄙手段，韦拔群被叛徒杀害而壮烈牺牲。陈洪涛带队突出重围到外线开展游击战的路上，于燕洞（今巴马县燕洞乡）波伏村被叛徒王廷业（原共产党员，曾与陈洪涛打老庚）出卖被捕。
被捕后，陈洪涛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抵御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和金钱美女的利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坚持对敌斗争，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敌人的严刑拷打。1932年12月23日，陈洪涛在百色英勇就义，年仅28岁。陈洪涛虽然走了，但却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诗篇——《狱中谣》。
陈洪涛是红色土地孕育的一代英烈，他的《狱中谣》就是百色热土上生长的一首极具典型意义的自由诗。具有十分鲜明的艺术特点。
第一：立意深邃，格调高昂。
诗题本身就明确地告诉读者，这不是一般吟风弄月、纵情山水的抒情诗，而是一首沥血透骨的生命赞歌。看了标题，读者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冰冷的铁门铁窗；联想到阴森恐怖、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联想到禁锢自由的手铐脚镣；联想到皮鞭、老虎凳、三角烙铁、竹签等五花八门的刑具；联想到面目狰狞的刽子手和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甚至联想到死亡……可谓立意深邃，独具匠心。
所谓“谣”，就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歌唱，实际上也是诗。作者之所以用“谣”而不用“诗”，因为“谣”更加贴近人民大众，也更具壮民族口语特色和审美习惯。《狱中谣》最大的艺术魅力，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识和反映革命斗争生活，激励劳苦大众冲破黑暗，推动历史前进，走向光明和幸福。可见，陈洪涛诗歌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赞歌，歌唱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覆灭的丧歌，这首歌唱得威武雄壮、格调高昂、痛快淋漓。
第二：层次分明，逻辑严紧。
《狱中谣》共八节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节至第二节为第一个层次；第三节至第六节为第二个层次；第七节至第八节为第三个层次。
层次一，描写刚被捕时的斗争情景。被捕后，敌人把陈洪涛押送往百色，沿途他目睹山河之破碎、人民之痛苦而大有唐代魏征“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的感慨，因而一路向群众高喊：“王廷业是叛徒，我们是被他出卖的。”“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和悲伤，要团结起来继续斗争，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这是砸烂旧世界的愤怒呐喊。敌人锁住他的手脚，堵住他的嘴巴，对他拳打脚踢，血流满面，惨不忍睹。到了百色，敌人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加以利诱，陈洪涛不为所动，慷慨陈词：“革命一定会胜利，总有一天你们一定逃不了人民的审判！”接着高唱：“站起来，我要坚强地站起来……望遍黎明的世界，我爱这世界，我爱这黎明的世界。”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他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豪迈气概，诠释了共产党员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坚贞气节。
层次二：描写在种种酷刑下的坚强意志，这是全诗的精髓所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无法动摇陈洪涛的革命信念，敌人转而对他施以酷刑，进行非人的折磨。皮鞭抽打，皮开肉绽；坐老虎凳，筋伤骨断；烙上烧红了的三角烙铁，皮肉烧焦；竹签穿指，撕心裂肺……多次昏迷，冷水泼醒后又继续行刑……陈洪涛都顶住了。他的左耳被打聋了，右臂被打断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陈洪涛的态度是：“我这头颅，昂扬着，要不屈地昂扬着……在横暴的面前，魔爪的屠刀下，比铁打的还要坚强！”“只有一个打算：死，但无所畏惧，把生命献给光明的世界！”诗歌用语雄杰豪放，沉郁苍凉。陈洪涛以钢铁意志战胜了坚硬的刑具；以铿锵的语言压倒了镣铐的声音；以英雄的气魄傲笑卑鄙的群魔！陈洪涛，无愧于右江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无愧于壮族人民的好儿子。
层次三：展望未来和期待后人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夺取最后的胜利。逻辑可谓十分严紧。
第三：语言含蓄，耐人寻味。
运用含而不露的语言，给读者留有广阔的想象空间，是古今诗歌共同的艺术特点，《狱中谣》亦然。例如第五节中的“上惯了刑架”“审判、上架、过堂，是我的家常便饭。”“惯”字用得十分巧妙含蓄，“家常便饭”是既含蓄又带着几分幽默和旷放感。这样的用语，足以说明受刑之多已经习以为常，严刑拷打已经无济于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其淡定从容不卑不亢的态度，让敌人暴跳如雷，无可奈何。又如第一节中的“支撑着累伤的身躯站起来！”诗中以“累伤”二字暗喻作者内心的创伤和躯体的疲惫。寓意着作者承受家仇国恨的巨大痛苦。1932年8月，桂系军阀对右江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围剿”，陈洪涛的母亲被困山上饿死；接着房子被烧毁；妻子潘小梅被抓，半岁的儿子被敌人活活摔死在地上；妹妹在反“围剿”战斗中跳崖身亡；父亲为掩护陈洪涛被抓后惨遭杀害。短短一个月，全家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陈洪涛怀着巨大的悲痛继续指挥战斗，不久，自己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那刀和剑、仇与恨、血伴泪的年代，骨肉不能同驰驱，壮志未酬身先死，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能不累吗？又能不伤吗？即使如此，诗歌里他只字未提自家的灾难，而是把共产党员的尊严和国家、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强忍“累伤”，坚强地站起来了！用词之含蓄，意境之深远，艺术之精湛，不得不令人折服。
诗的最后两节，作者连用了“刑架是我的卧床，冷水是我的被盖；镣铐的声音，是我呼唤未来的世界！”三个贴切的比喻，增强了诗作的感染力，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陈洪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关注着右江革命，“右江儿女啊，愿你们把悲痛化为力量，跟着烈士的鲜血，把更多的人团结到人类共同事业中来！”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气度非凡的激扬文字，像战斗号角鼓舞人们继续奋斗。
透过滴血的诗行，读者不难发现，支撑陈洪涛站起来的，是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伟大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陈洪涛的生命是悲壮的、精神是伟大的、牺牲是光荣的。
陈洪涛烈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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