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关怀不幸的人和人的不幸”

安徽工人日报 2020-08-23 03:55 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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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说,你最亲近的人可能都是陌生的:朝夕相处,却又知之甚少。小说《南货店》勾勒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

南货店,江南乡下一个只有四个人的供销社,供应着周边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1970年代末,十九岁的秋林来这里做小伙计。

也就二三十年光景,秋林成了店长,当上土特产公司的经理。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或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事。

老师傅的生意经,卖豆腐老倌的人情温暖,男女间的荒唐情事,父子之间的冷漠关系……时代激荡中,人们轻声慰藉,柔弱却坚持着价值的底线,坚持着爱与尊严。

生于1970年代末的张忌善于用平淡的语气去讲述俗世的残酷与温情。《南货店》中的人物就像是父辈,朝夕相处,却又知之甚少。对父辈记忆的探寻与保留,构成了长篇小说的缘起。

四十年江南物语,被安放在小小的供销社之中。张忌用干净素朴的南方方言,以南货店为背景,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美食器物与俗世日常、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

近日,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南货店》,应《工人日报》之约,笔者访谈了作者。

父辈身上发生了什么

方寸:供销社是一个年轻读者相对陌生的领域,为什么选择以此作为载体?

张忌:陌生本身就是文学选题的一个兴趣所在吧。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供销社都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它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重要的记忆到现在陌生了,除了物质上的丰富,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可能,这个特别重要。

就如同我们的父辈,虽朝夕相处,但某一刻,你会发现跟他们如此陌生。除了父母亲的身份,你其实对他们所知不多。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就是想知道这种陌生感是怎么造成的。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虽然那么亲近,但对他其实了解特别少。当时我跟父亲聊天,谈到了爷爷的父亲。他告诉我,好像是在一个下雨天,我爷爷的父亲穿着蓑衣去余姚打官司,却一直没有回来。某种程度上说,你最亲近的人其实都是陌生的。我特别想把那一层遮挡的东西给揭开。

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供销社特别有代表性。

方寸:小说主人公秋林在南货店里练手艺,打算盘、包包裹、打酒,是整部小说最安静的时光,就如马师傅说的,莫太心急。然而这段时间是短暂的。小伙计当了店长,当了文书,做了股长、经理,随着时代浪潮,小说节奏也在加快。以前有传承的规矩,之后逐渐模糊和丧失。

张忌:写小说之前我就有这个设想:处理成两部分,一部分安静,一部分喧嚣。小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节点,就是秋林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这是明面上的转折,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从这一刻开始,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想法被打开了,不是掀门缝,而是突然彻底地打开,各种新的东西汹涌而来。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其实是特别混乱的,也特别迷惘:知道自己怎么来,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前半部的安静,是因为人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后来,风从八面来,人更多的就是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之前的社会,有标准答案,你应该这样做。后来,标准答案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往哪里去。所有新的东西,跟根深蒂固的教育和宣传都不一样了,这是人产生混乱感的最大原因。

方寸:小说写了很多关于吃、关于物质的内容,非常具体。然而小说所设置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资是相对匮乏的。

张忌:现在很多的视频、书籍跟吃有关,都受欢迎。但我感觉,现在这种对吃的热爱有点虚弱。人之所以对食物产生巨大的情感,前提是来之不易。现在想吃找个店花点钱就能随便吃到,那种情感是很难产生的。

回到小说,杜家姆妈跟厨师讨论女儿婚宴菜单的细节。正因为物资匮乏,杜家姆妈才会将婚宴的菜单搞得那样煞有介事。其实你仔细看,又有什么好东西呢?无非就是些肉食。香烟那时珍贵,小说里面就有一个细节,如何获取婚宴上需要的香烟。那时的珍惜,前提都是物资的供应不足。现在物资丰富,获得的代价小了,人对物的情感肯定也就衰弱了。

我想关怀不幸的人

方寸:从2003年开始小说创作,到2016年长篇小说《出家》问世,再到今年《南货店》。这近二十年间,你是用作家身份在观察时代变化。

张忌:我没有刻意去观察时代,但喜欢观察生活,我会跟生活保持一个比较热烈的接触。我喜欢跟人打交道,喜欢尝试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但最重要的还是年龄,这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多活一年多一年经验。另一层是内心感受的变化。你会敏感地察觉身边一些以前你察觉不到的东西,还会关心一些本来与你无关的话题,例如生老病死,比如旧时光,他们开始慢慢跟你发生了某种联系,这都是细微敏感的东西。我感受到了。

方寸:从《出家》到《南货店》都在面对一个主题,关于人的困境,有现实层面,也有价值层面。作家格非曾说“文学照顾的是不幸的人”,你想照顾的是谁?

张忌:能造成困境的,肯定是精神上的,而这个精神层面跟物质层面又很难区分,困境都是由现实带到精神上的。

《出家》写的是人解决了物质层面的困难以后还能怎么样,最后主人公找到的方法是出家。而《南货店》里秋林的困境是,当时代洪流来临时,他看不清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放弃了主动性,随波逐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也有自己的不幸。我从没在现实中见过完全幸福的人。所以我想在小说里关怀的是不幸的人,也是人的不幸。

方寸:你有没有写作的迷茫期?文学会给予你力量吗?

张忌:有过写作迷茫时期,大概是2010年前后,觉得突然失去了写作的能力。然后我开始写一个长篇《公羊》,这部小说对我意义特别大。我把对小说的困惑在这个小说上毫不隐藏地展开,然后直面它,解决它。

文学给予最大的力量就是让我学会了体贴。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张忌正在写《南货店》的结尾部分。结尾写了三遍,最后才确定下来。结尾处,秋林看着玻璃上照出的自己面孔出神。天下的人活得各有不同,写在悼词上却又没什么两样。这样想着,他突然觉得毫无意思,将悼词从信纸上撕下来,揪成一团,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

“从某种程度来说,《南货店》是对一个时代的祭奠,一个时代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许,时代这个词有点大,更贴切地说,这种祭奠更是个人意义上的,比如我们父辈的青年时代。”张忌说。

“其实,时代就是一代代人的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我来说,这就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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