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关怀不幸的人和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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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说，你最亲近的人可能都是陌生的：朝夕相处，却又知之甚少。小说《南货店》勾勒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
南货店，江南乡下一个只有四个人的供销社，供应着周边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1970年代末，十九岁的秋林来这里做小伙计。
也就二三十年光景，秋林成了店长，当上土特产公司的经理。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或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事。
老师傅的生意经，卖豆腐老倌的人情温暖，男女间的荒唐情事，父子之间的冷漠关系……时代激荡中，人们轻声慰藉，柔弱却坚持着价值的底线，坚持着爱与尊严。
生于1970年代末的张忌善于用平淡的语气去讲述俗世的残酷与温情。《南货店》中的人物就像是父辈，朝夕相处，却又知之甚少。对父辈记忆的探寻与保留，构成了长篇小说的缘起。
四十年江南物语，被安放在小小的供销社之中。张忌用干净素朴的南方方言，以南货店为背景，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美食器物与俗世日常、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
近日，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南货店》，应《工人日报》之约，笔者访谈了作者。
父辈身上发生了什么
方寸：供销社是一个年轻读者相对陌生的领域，为什么选择以此作为载体？
张忌：陌生本身就是文学选题的一个兴趣所在吧。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供销社都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它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重要的记忆到现在陌生了，除了物质上的丰富，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可能，这个特别重要。
就如同我们的父辈，虽朝夕相处，但某一刻，你会发现跟他们如此陌生。除了父母亲的身份，你其实对他们所知不多。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就是想知道这种陌生感是怎么造成的。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虽然那么亲近，但对他其实了解特别少。当时我跟父亲聊天，谈到了爷爷的父亲。他告诉我，好像是在一个下雨天，我爷爷的父亲穿着蓑衣去余姚打官司，却一直没有回来。某种程度上说，你最亲近的人其实都是陌生的。我特别想把那一层遮挡的东西给揭开。
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供销社特别有代表性。
方寸：小说主人公秋林在南货店里练手艺，打算盘、包包裹、打酒，是整部小说最安静的时光，就如马师傅说的，莫太心急。然而这段时间是短暂的。小伙计当了店长，当了文书，做了股长、经理，随着时代浪潮，小说节奏也在加快。以前有传承的规矩，之后逐渐模糊和丧失。
张忌：写小说之前我就有这个设想：处理成两部分，一部分安静，一部分喧嚣。小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节点，就是秋林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这是明面上的转折，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从这一刻开始，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想法被打开了，不是掀门缝，而是突然彻底地打开，各种新的东西汹涌而来。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其实是特别混乱的，也特别迷惘：知道自己怎么来，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前半部的安静，是因为人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后来，风从八面来，人更多的就是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之前的社会，有标准答案，你应该这样做。后来，标准答案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往哪里去。所有新的东西，跟根深蒂固的教育和宣传都不一样了，这是人产生混乱感的最大原因。
方寸：小说写了很多关于吃、关于物质的内容，非常具体。然而小说所设置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资是相对匮乏的。
张忌：现在很多的视频、书籍跟吃有关，都受欢迎。但我感觉，现在这种对吃的热爱有点虚弱。人之所以对食物产生巨大的情感，前提是来之不易。现在想吃找个店花点钱就能随便吃到，那种情感是很难产生的。
回到小说，杜家姆妈跟厨师讨论女儿婚宴菜单的细节。正因为物资匮乏，杜家姆妈才会将婚宴的菜单搞得那样煞有介事。其实你仔细看，又有什么好东西呢？无非就是些肉食。香烟那时珍贵，小说里面就有一个细节，如何获取婚宴上需要的香烟。那时的珍惜，前提都是物资的供应不足。现在物资丰富，获得的代价小了，人对物的情感肯定也就衰弱了。
我想关怀不幸的人
方寸：从2003年开始小说创作，到2016年长篇小说《出家》问世，再到今年《南货店》。这近二十年间，你是用作家身份在观察时代变化。
张忌：我没有刻意去观察时代，但喜欢观察生活，我会跟生活保持一个比较热烈的接触。我喜欢跟人打交道，喜欢尝试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但最重要的还是年龄，这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多活一年多一年经验。另一层是内心感受的变化。你会敏感地察觉身边一些以前你察觉不到的东西，还会关心一些本来与你无关的话题，例如生老病死，比如旧时光，他们开始慢慢跟你发生了某种联系，这都是细微敏感的东西。我感受到了。
方寸：从《出家》到《南货店》都在面对一个主题，关于人的困境，有现实层面，也有价值层面。作家格非曾说“文学照顾的是不幸的人”，你想照顾的是谁？
张忌：能造成困境的，肯定是精神上的，而这个精神层面跟物质层面又很难区分，困境都是由现实带到精神上的。
《出家》写的是人解决了物质层面的困难以后还能怎么样，最后主人公找到的方法是出家。而《南货店》里秋林的困境是，当时代洪流来临时，他看不清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放弃了主动性，随波逐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也有自己的不幸。我从没在现实中见过完全幸福的人。所以我想在小说里关怀的是不幸的人，也是人的不幸。
方寸：你有没有写作的迷茫期？文学会给予你力量吗？
张忌：有过写作迷茫时期，大概是2010年前后，觉得突然失去了写作的能力。然后我开始写一个长篇《公羊》，这部小说对我意义特别大。我把对小说的困惑在这个小说上毫不隐藏地展开，然后直面它，解决它。
文学给予最大的力量就是让我学会了体贴。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张忌正在写《南货店》的结尾部分。结尾写了三遍，最后才确定下来。结尾处，秋林看着玻璃上照出的自己面孔出神。天下的人活得各有不同，写在悼词上却又没什么两样。这样想着，他突然觉得毫无意思，将悼词从信纸上撕下来，揪成一团，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
“从某种程度来说，《南货店》是对一个时代的祭奠，一个时代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许，时代这个词有点大，更贴切地说，这种祭奠更是个人意义上的，比如我们父辈的青年时代。”张忌说。
“其实，时代就是一代代人的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我来说，这就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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