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载天地
树下碑亭
赑屃驮碑
重修学宫记碑
圣庙补修各灯碑记
编者按韩城文庙是西北地区自十四世纪以来保存最为完好的文庙古建群，它是镶嵌在韩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保存完好体现在建筑风貌中，包括古树、匾额、石碑等。其中，石碑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解读历史文化的宝贵信息。韩城文庙石碑具有广博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史料研究、思想理论、地域风情、文学艺术与审美等多方面价值。
本报记者颜伟文/图
韩城文庙石碑内容丰富，辞采卓然，风格多样。韩城文庙现存石碑70通，其中修建类27通、记事类43通；明代18通、清代51通、近代1通。年代最早的石碑是明代天顺七年建造的（1463年），最晚是1933年的。这些石碑形制大小不一，或嵌或立，分置文庙不同位置。它们不仅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也为文庙增添了庄重典雅的气息。内容以治学成才、修身齐家、阐儒论道等为主旨，堪称“镌刻在韩城文庙石碑上的人生恒言”。
礼部题奉学生守则
“礼部题奉”碑共二通，形制、大小均同，碑面长73cm、宽62cm，对称嵌置于明伦堂东西山墙内侧南段，距墙端35cm、地面141cm。两碑内容基本一致，唯落款、书体稍有差异。似此两碑同列，有原件、有备份，于韩城文庙仅此一例，足见其内容重要。碑文如下：
礼部题奉，钦依刊立卧碑，晓示生员。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
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
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为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
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接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已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预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学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辩难；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毋至怠惰。
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全文条理清晰，文辞简雅易懂。“条则”倡导教育以贤智为尊，要求生员“学为忠臣清官”，多留心“利国爱民之事”，要“居心忠厚正直”“心善德全”“爱身忍性”。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税收，教育并尊重他们，目的就是为“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足见清代对科举教育的重视。
明伦堂是古代的官学，又称学宫，入学受教者是有基础的生员，也就是秀才。生员通过参加朝廷每三年组织一次的乡试，通过者即为“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生员阶层是国家选拔官员的后备库，“礼部题奉”就是为了规范生员的道德和行为而统一制定发布的具有权威性质的官版学生守则。规范、详备、贴切，但其中规定不许生员“上书陈言”“立盟结社”及“妄行刊刻”等，反映了当时思想禁锢，朝廷巩固政权和强化统治的时代特征。
朱子家训指路明灯
《新安文公朱夫子家训》碑位于文庙第一大院西侧致斋所背墙中央，碑面为正方形，边长60cm。该碑所在背墙两侧及南北两山墙，又分别对称嵌置，形体相对略小。该碑书体端庄秀雅，书写者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状元、乾隆、嘉庆两朝宰相、韩城人王杰，王杰在朝为官40年，名冠朝野，嘉庆帝曾赋诗赞其“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王杰非常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明伦堂保存着王杰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的捐银助学碑。他书写的《新安文公朱夫子家训》碑文如下：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羹，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美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或忽；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诫争讼，讼则终凶；处世莫多言，言多必失。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园终替。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愬（zènsù），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馀地，得意不可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欣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念，报在妻女；匿怨而施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yōng sūn）不济，亦有馀欢；国课早完，即囊橐（tuó）无余，可称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新安文公朱夫子家训》亦称《朱子家训》。《朱子家训》的作者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因南宋时朱熹家族移居徽州府婺源县。徽州自古以新安称，又朱熹谥号“文”，世称朱文公，故该碑名称前缀“新安文公”。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也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的十二哲之一，世人尊称为朱子。《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从治家的角度谈了勤俭、婚姻、读书、教育、交友、为官、积德等方面，让人成为一个正大光明、知书明理、宽容善良、理想崇高的人。
“恒性说”碑的内容除《恒性说》外，还有《心性辨》《人心道心辨》《中庸大旨》共四篇，均署名“雍韩张士佩著”。另在每篇“著”后有“铜梁戴章甫”写的《说后》及《辨后》共四篇。因为首篇为《恒性说》，故以“恒性说”为碑名。该碑位于明伦堂背墙内侧东边，横长517cm、高43cm，碑文楷体，文末部分文字磨损。
张士佩为明代晚期韩城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他为官清正廉洁，政绩卓著，曾立“三不”座右铭：“居官不取赎锾（huán），迁官不用贿赂，居乡不行请托，三事可对天日。”他对理学的研究颇丰，还主持编纂了现存最早的《韩城县志》。《说后》等四篇作者戴章甫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曾任韩城知县。
“恒性说”碑所涉内容为我国传统哲学思想部分。其中对于人性的探究，是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辩证思维特点。
这四块碑，内容有条则、有格言、有经论。“礼部题奉”严格兼有关爱，《新安文公朱夫子家训》详备而见体贴，“恒性说”深入而瞻长远。虽然经过数百年岁月洗礼，这四通石碑如同镶嵌在韩城文庙内的宝石，辉映学宫，启迪来者。
重修庙学历史再现
在韩城文庙遗存的众多石碑中，还有部分为捐银类及记事类。
《韩城县重修庙学》碑立于戟门商甫道西偏东砖木碑亭，为立碑年代最早的一通，年代为明天顺七年，碑身高263cm、宽95cm、厚40cm，碑首高103cm，碑座高43cm。碑首正面篆刻“重修韩城庙学碑”，背面刻“碑阴”二字，碑身周边线刻蔓草，碑座赑屃（bìxì）形。赑屃是古代传说中龙的第六个儿子，又名霸下，样子似龟，喜欢负重，它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上古传说中，赑屃常背起三山五岳兴风作浪。后被大禹收服，为大禹治水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治水成功后，大禹就让它把它的功绩背在身上，因此石碑多由它作底座。
碑文主要内容为：知县王鼎重修庙学大成殿、两庑、神门、神库、神厨，重作明伦堂、东西斋，扩明伦堂后地作退堂一所。始于天顺五年正月，至八月讫工。碑阴有庙学四至图。碑文叙述了韩城的地理人文和重修的经过，还以大量篇幅论述儒学思想及演变。层次清晰，结构严谨，文辞典雅，为碑文体例典型之作。
由此可知文庙修建及祭祀活动内容及其演变历程。明伦堂创建于明洪武四年，从明天顺七年到1933年，韩城文庙经过至少九次大的修缮和屡次专项修缮，方奠定现在所见的基本格局及风貌。碑文记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内外栏杆、屏墙、泮池与棂星门台基、敬一亭、角门、植柏、凿井、两庑塑像、尊经阁藏书等创始或存在年代，也理解诸如屏墙设立、泮池及棂星门“昂首于前”“桥从中起如鳌背状”“日新”及“时习”二斋名称等深刻寓意。
从大量记事碑中可以看到韩城文庙祭祀、捐银、田租管理、科考，乃至韩城建堡等事。
文庙记事碑中与文庙节庆或祭祀活动密切关联的有关“灯”的石碑就有八通之多。从中我们了解到文庙在历朝历代的张灯时节“每逢启事俱有张灯盛举”；类型如道光五年记有大小及面数不等的宫灯、纱灯、纸斗灯、高照灯等。从中了解灯之于文庙及其祭祀的特殊意义“灿烂光明焕然大备”，感受明清两代祭孔活动的盛况“诞辰之前夕观者殆如堵焉”。
文化瑰宝珍而重之
《刻王亚魁上梁文序》碑，碑身为长方形，四面线刻花纹，长80cm、宽42cm，为明万历三十年造。碑文内容为：韩城王亚魁于万历二十九年丁酉科中乡试第七名。他曾于梦中写出《至圣庙上梁文》。韩城教谕张自让获读《上梁文》，为作序，评之“词典而严，言婉而悉，殆有神助”，认为学宫修业以德为重。序后为《上梁文》，包括王亚魁梦中所作文章及梦游孔庙的神奇经历。碑文有神奇故事，还有序文的“修业者当先德”的立论主旨，昭示韩城文庙“培德、育才、灵气”之特色。
明朝天启七年，解经邦撰写的碑文《新建屏垣池栏泊学署记》中也有一段传奇：“秋闱前以五六人为多，而丁卯科得隽者十人，魁有三焉。是年正月，念二中霄，明伦堂之鼓自鸣者十韵，而中式之数符之，则凝结之气效之响也。”两个故事，一个发生在大成殿，一个发生在明伦堂，韩城文庙因此笼罩在一片神秘传奇色彩中。
韩城文庙石碑保存有古代帝王颁布的许多经典文献资料如《圣谕碑》《御制朋党论》等，还留下了许多省、府、县官员及乡贤撰写、篆额或书的碑文，记录了自明天顺七年至1933年任职韩城的县令、正堂、教谕及乡士夫、儒学生员等修学及助学的各种突出事迹。
从《先贤牌位牌铭刻石》可知在清代韩城文庙东、西庑供奉先贤牌位各31尊，感受到韩城自古兴文重教的尊贤风尚。
从《龙门会课别记》可知“韩城人文自昔为盛”与“贤令不乏”和重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有关。韩城自明洪武二十四年至清康熙二十年，上题名碑的进士五十人、举人一百四十四人，充分见证韩城明清科举之盛。
从《重修名宦祠》碑文“溯回前贤，崇表古迹，若汉太史、苏子卿、唐白香山……韩之人皆思，从左公书院祀……”我们了解到，最迟在康熙年间韩城人对“禹门五贤”之司与迁、苏武、白居易、郭子仪和左懋第就已建有专祠，而对左懋第尤为崇祀，体现以忠孝节义为核心思想的儒文化对韩城影响之深，向人们昭示韩城自古就有的崇尚气节、忠义自强的儒文化精神追求。
《御制朋党论》由雍正皇帝论提的“君子无朋”“君臣为公义”“合为一心”思想，今人读来也不无裨益。在大量碑文中散发的重视教育、尊儒重道、儒学哲思、治人理世、励志成才等思想都值得我们借鉴。
风土人情沧桑见证
韩城文庙碑文中有许多彰显韩城地理人文风情及民俗风貌的文字内容，读之使人油然而生热爱之情和传承之志。如：“韩城陕之大邑，龙门界其东北，大河中泄而左旋；梁山镇于西南，澽水内出而右遶；韩原雄壮，即周韩侯受封之地。观于《诗》之所载可征矣”。展现民俗风貌、乐善好施的记载，如：“慕义者不爱其财，趋事者不爱其力，相与鳃鳃焉，共为久远计耳”等。体现工匠精神的有：“毋畏难，毋务名，毋锐始而怠终；宁密勿竦，宁精坚以期久远，毋涂饰以悦目前也”；“无惜费，无计工，木必良，陶必贞，墙必甃砌，如治家构务，以坚久为期”等。
通过《韩城县正堂告示》碑，我们了解到明清社会对圣庙财物严格管理，仿佛看到明清时代人们摩肩接踵参拜圣庙欢度节日的繁盛景象。而从文庙保存的最后一通石碑，1933年的《圣庙墙碑记》“余以先师孔子为我国之大圣，数千年崇拜敬礼尊为师表……近世唯物论起，物质文明风靡世界，而精神文明扫地以尽，人心之偷非由人也。人心不正欲范围，斯世窃未见其可也”，可知清末年间，伴随科举制度废除，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被西方文化“扫地以尽”。西学东渐，外敌入侵，中华儿女从此奋起抗争。
韩城文庙石碑的文学审美价值不仅体现在碑文内容的庄严典雅及文言表述的凝练通达，也体现在一些篇章内容结构、表达方式及行文风格上。碑文有许多散文笔法，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文学手法独特。叙事、寓理、寄情交融互递，文短意长。
韩城文庙石碑的美学价值还体现在其优美的书法艺术和精湛的刻工技艺，石碑上的文字多为名家书写，其行、楷、隶、篆，或秀丽飘逸、或苍劲雄健，风格多样。韩城文庙石碑是前人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珍而重之，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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