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汉江的四维解读
戴承元
汉水钩连黄河、长江，汉水文化是联接中国南北文化的纽带与桥梁。几千年来，汉水子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后世创造出丰富多彩、厚重博大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开发丰厚的汉水人文资源，使之成为生态富民、文化惠民的重要抓手，已成为汉水流域各级政府的共识。文化遗产要被利用，首先要对其进行梳理总结。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汉水文化进行勾勒归纳，以供讨论商榷。
一、诗化汉江
汉水流域人文荟萃，自古就是中华文化艺术生产创造的重镇和宝地。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在此交相辉映。《诗经》《风》《雅》《颂》中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而尤以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最为集中。《周南》《召南》25篇，排在《诗经》卷首，先儒以为“正风”，历来受到高度重视。
朱熹曾对作为地域名的“二南”作过解释：“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1]215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则对“二南”的地理坐标作了更具体的揭示，他在《诗经稗疏》中云：“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陕东所统之南国为周南，则今南阳、襄、邓、承天、德安、光、黄、汝、颍是已。陕西所统之南国为召南，则今汉中、商洛、兴安、郧、夔、顺庆、保宁是已。”[2]161余冠英先生也指出，《周南》《召南》都是“南国”之风。《周南》11篇作品，其传布地区包括今河南省洛阳以南及汉江流域；《召南》14篇作品，其传布地区包括今陕西西南及汉水中上游一带。[3]2
《楚辞》是荆楚文化的精华，汉水自然在其视野之内。《楚辞·九章·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汉北”即汉水之北。《九章·思美人》：“指嶓冢之西隈兮，与曛黄以为期。”“嶓冢”即嶓冢山，是汉水发源地。《九章·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夏”是夏水，即汉水。《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梁中效先生认为，“沧浪之水”即湖北武当到襄樊段的汉水。
可以说，汉水流域是孕育《诗经》“二南”和《楚辞》的艺术沃土。质朴厚重的《诗经》“二南”和浪漫飘逸《楚辞》在汉水流域碰撞交融、各放异彩，既生动地说明汉水流域人文底蕴绵延深厚，也充分体现出汉水流域在西周至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上地位之突出。
东汉年间，创作于汉中褒河两岸的摩崖石刻“石门十三品”，被誉为“国之瑰宝”。隋唐以后，李白、孟浩然等诗坛大家也在汉水流域创作出了经典诗篇。成长于襄阳的米芾是“宋四书家”之一。流播于汉水流域的剧种——汉调二黄，与京剧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江就是一条诗化的艺术江河。
二、神话汉江
汉水流域是中华民族上古神话产生和传布的重要区域。中国始祖神话的主角、上古“三皇”之一的女娲在安康平利县、十堰竹山县境内就留下了许多影迹。《新唐书·地理志》载：“平利县有女娲山。”《九域志》载：“西城县有女娲山。”《路史》载：“女娲立治于中皇山，山在金州之平利……继兴于骊，治百三十载而殂落，葬于董龙古塞之风陵堆。”明代平利县教谕刘博在《重修平利县治记》中说：“陕之汉中属邑，有曰平利县者，在万山中，接蜀楚之境，左有女娲仙迹，右有真武灵坛。”雍正十三年，平利县知县古沣在《中皇山女娲氏庙碑记》中亦云：“金州平利县东十五里有女娲山……罗泌云：‘女娲立治于中皇山，山在金州之平利，与伏羲山接。\’伏羲山在西城，即此也。《舆地纪胜》云：‘女娲山在平利县东，上有祠曰女娲圣后，此唐宋旧祠也。\’”乾隆十九年的平利知县黄宽在其纂修的《平利县志》中对女娲炼石补天之说的“真相”作了推测：“天有五行，木、水、土皆不假人功，即火亦属易得，惟五金产于石中，不炼则不成。所谓炼石补天者，上古混噩之世，五行中金尚未显，至女娲氏始知炼石得五金，以补天行之缺观，所云炼五色石，即可推测其径。”十堰的一些学者认为，女娲补天用的五彩石实为出产于竹山县的绿松石。
在汉水流域，还有不少“大禹庙”、“禹王宫”。建庙的目的在于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如安康石泉县的禹王宫，始建于唐代，明弘治年扩建，清道光年重修，宫内立禹王塑像。清代兴安府（今安康）举人董诏作诗赞曰：“神禹藏会稽，其生在石泉。迁史太白书，两地耀先后。”汉水流域河道纵横，水患频仍，大禹父子的治水神话源出于汉水流域应无争议。《史记·夏本纪》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於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屈原在《离骚》中称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高阳为颛顼之号。《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又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死三年，尸体不腐，以吴刀剖腹，飞出一条神龙升空，就是其子禹。鲧的尸体则变为黄龙，潜入羽渊。屈原《离骚》亦云：“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天乎羽之野。”结合《史记》和《山海经》中有关鲧的出身及《离骚》中的屈原自述，我们似可断定，鲧、禹父子实为汉水流域以白马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首领，而屈原的祖上系由这一部族分枝而出。在今安康境内就有高阳山，而在汉水流域也有一些以“白马”或“白马氏”为称的地名。
汉水流域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江河女神即汉水女神。《诗经·周南·汉广》中的“游女”，是以一个樵夫心上人的形象出现的。汉代以降，汉水游女开始走上被神化的历程。在刘向的《列仙传》里，汉水女神还只是两位温柔的无名神女，而到了东晋王嘉的《拾遗记》中则成了美丽多情的延娟、延娱，并指明与周昭王南征有关。遭谗被逐的屈原又将汉水女神转化为“湘君”、“湘夫人”，并将其纳入文学的咏叹之中，借以寄托自己对楚王忠贞不二的情怀。[4]79屈原之后，文学中的汉水女神形象绵延不绝。
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在汉民族内部传布极广的“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后羿射日”等神话，也起源于汉水流域。可以说，有着丰富的神话文化宝藏的汉水流域是中华民族童年时代的一方乐土。
三、智慧汉江
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中叶，考古工作者在汉中南郑县龙岗寺发现千余件旧石器，其时代早于蓝田猿人。1989~1990年间，考古工作者在郧县曲远河口弥陀寺村先后发掘了两具人类头骨化石并定名为“郧县人”，为研究中国及东亚地区早期人类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二十世纪后半叶，在汉中盆地湑水河两岸的城固、洋县一带，先后20余次出土青铜器，总计六百多件。经研究后发现，“城洋青铜器”既具有中原商文化的成分，又明显受到三星堆巴蜀文化影响，这说明商周时代的汉水流域已成为杂糅南北文化又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区。
夏商周三代，汉水流域相继出现了褒国、蜀国、巴国、庸国、麇国等古族国，它们在汉水流域留下了璀璨的文明遗迹。战国中后期，汉水流域的楚国国力强盛，是唯一能抗衡强秦的大国。
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曾在汉水流域隐居修道、授徒著述。安康市石泉县被先秦史学会认定为鬼谷子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该县云雾山一带就有鬼谷岭、鬼谷洞、舍身崖、棋盘石等鬼谷遗踪。
秦汉以后的汉水流域历史更是一部壮丽的史诗，这一时期的豪杰贤哲们激扬理想，努力求索，将自己的智慧和热血融入到秦汉雄风、盛唐气象的锻造之中。“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都曾与汉水结缘。《史记》载，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后计功割地，刘邦被分封到偏僻荒凉的巴蜀，称为汉王。萧何曾对刘邦说：“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中最终的确成了刘邦的龙兴之地。西汉末年，刘秀以南阳为基地起兵，逐鹿中原，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政权。东汉末，诸葛卧龙腾起于襄阳、南阳之间，最终鞠躬尽瘁于汉中；刘备一生事业转机发展于襄阳、南阳，辉煌鼎盛于汉中；曹操兵败于南阳、汉中，转机壮大于襄阳；孙权坐收渔人之利于襄阳，寄希望于汉中、南阳。张骞走出汉中，张衡跨出南阳，王粲求学于襄阳、南阳，“丝绸之路”、“地动仪”和“建安文学”是他们为后世竖起的历史丰碑。
南北朝时期汉水流域的梁州、荆州是南北政权争夺的军事要地。唐中叶以后，汉水流域对屏护唐中央的意义日渐显著。如襄阳“自中叶以后，藩镇之变四起，惟襄阳屹然中立，天子实赖以平淮蔡”。靖康之变、金人南侵，汉水流域形成了鄂襄、川陕两大抗金战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宋金对峙之初，宰相张浚力主以汉中为北伐基地，并指出汉中有“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的四大地理优势。宋金对峙时期，襄阳的得失关系到南宋王朝的安危。绍兴四年（1134），岳飞率军收复襄阳六郡，为北伐中原扫清了障碍，成为南宋抗金战争史上一次决定性大捷。南宋末年宋元双方在襄阳对峙长达六年之久。襄阳最终陷落，南宋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那些曾活跃于汉水流域的政治家们的纵横捭阖，军事家们的龙韬豹略，哲人们的深沉睿智，在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使三千里汉江成为一条放射出人文灵光的智慧之江。
四、通灵汉江
汉水流域曾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东汉张鲁打着“五斗米道”的旗号在汉中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长达三十年。张鲁政权教中祭酒管理地方政务，在各地设立义舍，置义米、义肉，让过路者量腹取食；禁止酿酒和杀牲，提倡官民平等、买卖公平、以诚待人，这些治政举措有助于醇化民风。被后世尊为“紫阳真人”的道教南宗初祖张伯端曾在今安康市紫阳县境内修行悟道。紫阳县今天仍保存有仙人洞（真人宫）、盘龙观等与“紫阳真人”有关的道教文化遗迹。到了明代，武当道教成为全国道教的中心。武当道教供奉的真武大帝曾是麇国王子，而麇国在今陕西白河县与湖北郧县西南交界处。
佛教传入汉水流域后，对本地区民风习俗也有很大影响。佛教寺庙曾遍布汉江沿岸。如汉中南郑的乾明寺曾是陕南最大寺院之一，在宋代即有房舍千间，每年进拜香客不下十余万人。晋代的襄阳由于道安僧团在此弘法而成为全国佛教中心。唐代高僧怀让开禅宗南岳一系，是六祖慧能以后重要的宗教领袖。而怀让就是陕西安康人，他早年的出家修行地也在汉水流域（荆州玉泉寺）。
此外，伊斯兰教、天主教的传入对汉水流域的文化重构也有一定的影响。蒙古大军攻陷襄阳，伊斯兰教得以扎根传衍。清初因礼仪之争引发的禁教令迫使天主教徒隐匿于襄阳密林深处，这里又一度成为全国基督教的中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水流域宗教文化具有“兼容并包，多元一体”的特点。汉水流域的民众佛道俱信，儒释并奉，各种宗教文化在汉水流域呈现出“众神”和谐共处的景象。
宗教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干预、引导、调节人的行为的特殊力量。这主要包括：道德力——教化民众扬善弃恶；整合力——以普遍的价值法则引导社会成员；生态力——引导民众建构和谐的生态文化系统；凝聚力——通过共同的信仰把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可以说，在汉水流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宗教起到了传导慈念、启悟人心、醇化风俗的作用，在宗教文化的浸润下，绵亘于秦巴之间的汉江成了一条通灵之江。
结 语
汉江，是秦巴人民的母亲河。它汇集深山中的涓涓细流，自秦岭南麓流经南襄盆地，滋润沿途千里沃野，孕育出灿烂辉煌的汉水文明。汉水文明有开放包容的文化禀赋，也有强大坚韧的文化根系。千百年来，这条静卧在中国内陆腹地的古老大河历经沧桑，波澜不惊，沟通南北，融汇四方，于舒缓中时见激越，在轻灵中饱含凝重。感恩汉江、赞美汉江，是汉水子民世代永续的虔诚情怀。利用诗化汉江、神话汉江、智慧汉江、通灵汉江造福今天的汉水子民，有助于我们抓住汉水文化发展延续的根脉。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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