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如何留下一片山清水秀，三秦大地的生态建设者用一生做了回答。一生干好一件事 ——生态文明建设观察之三
潘宣
葛安新
马义芳
本报见习记者陈卓珂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一代又一代生态建设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潘宣：每一方水土都有生命
谈吐间满是秦人的乡音，脸颊上留下风吹日晒的痕迹，眉宇间透出刚毅与智慧，这是记者对潘宣的第一印象。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作为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副总工程师，潘宣受邀在中国水土保持学会规划设计专业2017年年会上，就陕西水土保持示范园区建设的成效和做法作了专题发言。
研究水土保持领域前沿理论，进行实地调研，分析区域地质条件并做出规划，是潘宣近30年的工作。从1991年至今，陕北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治理，一直是他工作的重心。
1991年冬天，从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的潘宣来到当时的陕西省水土保持局计划处，他工作的第一站就是陕北。
潘宣还记得当时的感受：“车开到榆林北部，风沙非常大，车窗玻璃几分钟就蒙上了厚厚一层土。下车以后眼睛都睁不开，满眼望去毫无生机。”当时同行的一位水土保持专家曾经断言，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100年都治理不好。
年轻的潘宣没有退缩，他和同事们就此踏上了无定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之路。
潘宣说：“无定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是1983年国家水利部主导进行的第一个全国性水土保持项目。我们的调研都要选在开春和秋冬季节，避开农忙时节。”
他跟随调研小分队，走遍了陕北每一个沟壑。
“5年多时间，我们对陕北黄土高原的地质条件有了清晰的认知，把陕北地区分成三个大的水土流失区域类型——长城沿线风沙区、榆林南部丘陵沟壑区、延安高原沟壑区。”潘宣回忆，“我们主要根据一个区域的流失面积、土壤侵蚀模式、每平方公里流失量来判断该区域的水土流失现状，以此做出相应规划。”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成因是，降雨形成的径流将黄土沟壑间陡峭坡面的大量泥沙冲刷进入河道。潘宣和同事们决定采取“就地入渗”的方式来缓解土壤遭受的水力侵蚀。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在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理以修建基本农田为主。”潘宣说。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黄土坡面的台田，像一个个小脸盆，减少集雨面积，利用黄土快速下渗的特点迅速渗透地表。“有了台田，大降雨后就不会形成汇流，避免地表径流冲刷黄土坡面带走泥沙。”他说。
潘宣说：“建设台田只是第一步，水土流失治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恢复植被，退耕还林也是我们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在他看来这项工作更需要耐心，同一片土地上，恢复生态要植被，但农民生活要效益。在长期深入的调研中，潘宣认为应该将植被恢复和经济效益平衡起来。
水土流失的治理，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工作，需要几代人像潘宣一样坚守在水土保持岗位上。他们默默无闻，但坚持不懈。
回忆起20多年前那位专家对于黄土高原治理的断言，潘宣说：“水土保持工作者一定要甘于寂寞、甘于奉献、开阔视野。河流山脉都是有生命的，每一方水土和生活在上面的人、附着在上面的一切都是一个系统，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长此以往，陕北的环境就一定能改变。”
葛安新：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不容易
见到葛安新时，他刚刚从陕南返回。他说：“我们和山林打交道的人，总是长期在野外，很少在城市。”
葛安新是陕西省林业厅规划院副院长，他正在做的是《秦岭国家森林公园规划》。在他的办公桌对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幅70厘米见方的秦岭植被分布图。图中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潭附近有一条铅笔画出的细线，这条线串起了21年前的一个故事。
1996年9月，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初期，30岁的葛安新带队从蛇草坪至黑龙潭进行考察。
“从北到南，徒步大概是60公里，没有路，原计划两天完成。但到蛇草坪就下大雨了，我们躲到一块石头后面，刚蹲下就有一条蛇钻出来，只能淋雨继续往前走。”葛安新说着，用手比画了一下。在他的记忆中，偶遇的那条乌梢蛇有碗口那么粗。
为了完成任务，考察队冒雨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进着，他们边看边记，将这一区域的珍稀动植物种类、自然生态环境情况记录下来。葛安新说：“主要是记录物种丰富程度、稀有性、可见频率、科学研究价值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遍整个区域，走不完就记录不完。”
葛安新还记得那次考察结束的时候，是三天后他们终于走到了月坝自然保护站大门口。“当时，月坝自然保护站的大门到站里还有一个坡，我就看着坡上的灯光扶着门口的指示牌怎么也走不上去了。后来缓过劲儿来，我才发现脚趾甲已经被磨掉了。”
多年的野外工作，葛安新每次出发的行装都极其简单，雨衣、干白菜、米饭和一口锅。“林业工作者就是拓荒者，野外工作就是要去人迹罕至的地方做一些开创性、探索性的工作。”他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甚至会有牺牲的风险，有时候走着走着发现腿上都是蚂蟥吸出的血包。”
“生态文明的保护工作一定要有红线意识。我们把工作做在前面，通过调研对区域环境有清晰的了解，才能知道红线在哪里。”葛安新说，“我们要让人们走进大美山水，人们才会珍惜，但在此之前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要保护什么、怎么保护。”遇到植被破坏严重的地方，他总是细细查看，研究在什么区域种什么树、种多少、间距多少，对于不同土层、不同海拔、不同坡面如何确定造林的整体规划。在制定规划时，他总是将相应的对策写得清清楚楚。
葛安新的桌上放着一摞30厘米高的笔记本，那是他积累的读书笔记，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爱好，也极少参与娱乐活动，每天就是工作、读书。“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觉得很充实。到今天我已经做了300多个林业规划项目，全省范围内的林业规划几乎都参与过。回顾这一生，能为林业做一点事情我感到很荣幸，能把人生的履历写在三秦大地上感到非常幸运。”
马义芳：我会一直努力
从2005年至今，马义芳的生活一直和秦岭连在一起。2007年秦岭文化研究院成立，马义芳担任秘书长。
他对环保的初心来自于2005年的一次展览，当时他是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资深策展人，在展览中他关注到陕南的发展问题。
“当时展出的内容提出陕南要实现突破性发展，我很不理解，该从哪里突破？”马义芳回忆说。他与作家高建群就此进行了讨论，终于，他的目光落向了秦岭。
马义芳说：“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总是说秦岭是南北地理的分界线，但换个角度，秦岭也是南北生态的融合区，秦岭整体生态文明的发展正与陕南的发展相契合。”
那么，秦岭的生态文明如何定位、如何发展？
马义芳开始了他的理论探索。“我们在2007年成立了秦岭文化研究院，获得了张国伟院士、何炼成教授等专家的支持。”
“当时张院士跟我说，让我将他担任研究院顾问的消息告诉大家，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进来，为秦岭生态保护建言献策。”马义芳至今仍非常感念张国伟院士的大力支持。
在马义芳的多方奔走下，2009年第一届大秦岭发展论坛举办。自此，关心秦岭生态保护的专家学者，以大秦岭地区作为一个典型地理、文化单元，以“大秦岭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为总课题，以大秦岭地区经济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研究。
马义芳说：“经过研究院的讨论，目前形成的理论体系架构将秦岭生态文明示范区定义为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形成大秦岭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
秦岭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必须有清晰的理论支撑。建设什么？怎么建设？这是十几年来，马义芳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通过对秦岭生态文明发展深入研讨和广泛论证，秦岭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定位逐渐明晰，可在秦岭国土空间科学开发先导区、秦岭中华核心文化传承示范区、秦岭生态文明机制创新试验区等多个方面分步实施。”马义芳说。
理论的突破总是缓慢而艰难，需要集思广益，更需要长期不懈地探索。马义芳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多少个场合阐述过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解释给周围的人。
马义芳说：“秦岭太重要了，是中国的地理标识。我们的工作也许微不足道，但我会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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