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如何留下一片山清水秀,三秦大地的生态建设者用一生做了回答。一生干好一件事 ——生态文明建设观察之三

陕西日报 2017-11-27 06:07 大字

潘宣

葛安新

马义芳

本报见习记者陈卓珂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一代又一代生态建设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潘宣:每一方水土都有生命

谈吐间满是秦人的乡音,脸颊上留下风吹日晒的痕迹,眉宇间透出刚毅与智慧,这是记者对潘宣的第一印象。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作为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副总工程师,潘宣受邀在中国水土保持学会规划设计专业2017年年会上,就陕西水土保持示范园区建设的成效和做法作了专题发言。

研究水土保持领域前沿理论,进行实地调研,分析区域地质条件并做出规划,是潘宣近30年的工作。从1991年至今,陕北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治理,一直是他工作的重心。

1991年冬天,从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的潘宣来到当时的陕西省水土保持局计划处,他工作的第一站就是陕北。

潘宣还记得当时的感受:“车开到榆林北部,风沙非常大,车窗玻璃几分钟就蒙上了厚厚一层土。下车以后眼睛都睁不开,满眼望去毫无生机。”当时同行的一位水土保持专家曾经断言,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100年都治理不好。

年轻的潘宣没有退缩,他和同事们就此踏上了无定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之路。

潘宣说:“无定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是1983年国家水利部主导进行的第一个全国性水土保持项目。我们的调研都要选在开春和秋冬季节,避开农忙时节。”

他跟随调研小分队,走遍了陕北每一个沟壑。

“5年多时间,我们对陕北黄土高原的地质条件有了清晰的认知,把陕北地区分成三个大的水土流失区域类型——长城沿线风沙区、榆林南部丘陵沟壑区、延安高原沟壑区。”潘宣回忆,“我们主要根据一个区域的流失面积、土壤侵蚀模式、每平方公里流失量来判断该区域的水土流失现状,以此做出相应规划。”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成因是,降雨形成的径流将黄土沟壑间陡峭坡面的大量泥沙冲刷进入河道。潘宣和同事们决定采取“就地入渗”的方式来缓解土壤遭受的水力侵蚀。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在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理以修建基本农田为主。”潘宣说。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黄土坡面的台田,像一个个小脸盆,减少集雨面积,利用黄土快速下渗的特点迅速渗透地表。“有了台田,大降雨后就不会形成汇流,避免地表径流冲刷黄土坡面带走泥沙。”他说。

潘宣说:“建设台田只是第一步,水土流失治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恢复植被,退耕还林也是我们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在他看来这项工作更需要耐心,同一片土地上,恢复生态要植被,但农民生活要效益。在长期深入的调研中,潘宣认为应该将植被恢复和经济效益平衡起来。

水土流失的治理,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工作,需要几代人像潘宣一样坚守在水土保持岗位上。他们默默无闻,但坚持不懈。

回忆起20多年前那位专家对于黄土高原治理的断言,潘宣说:“水土保持工作者一定要甘于寂寞、甘于奉献、开阔视野。河流山脉都是有生命的,每一方水土和生活在上面的人、附着在上面的一切都是一个系统,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长此以往,陕北的环境就一定能改变。”

葛安新: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不容易

见到葛安新时,他刚刚从陕南返回。他说:“我们和山林打交道的人,总是长期在野外,很少在城市。”

葛安新是陕西省林业厅规划院副院长,他正在做的是《秦岭国家森林公园规划》。在他的办公桌对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幅70厘米见方的秦岭植被分布图。图中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潭附近有一条铅笔画出的细线,这条线串起了21年前的一个故事。

1996年9月,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初期,30岁的葛安新带队从蛇草坪至黑龙潭进行考察。

“从北到南,徒步大概是60公里,没有路,原计划两天完成。但到蛇草坪就下大雨了,我们躲到一块石头后面,刚蹲下就有一条蛇钻出来,只能淋雨继续往前走。”葛安新说着,用手比画了一下。在他的记忆中,偶遇的那条乌梢蛇有碗口那么粗。

为了完成任务,考察队冒雨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进着,他们边看边记,将这一区域的珍稀动植物种类、自然生态环境情况记录下来。葛安新说:“主要是记录物种丰富程度、稀有性、可见频率、科学研究价值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遍整个区域,走不完就记录不完。”

葛安新还记得那次考察结束的时候,是三天后他们终于走到了月坝自然保护站大门口。“当时,月坝自然保护站的大门到站里还有一个坡,我就看着坡上的灯光扶着门口的指示牌怎么也走不上去了。后来缓过劲儿来,我才发现脚趾甲已经被磨掉了。”

多年的野外工作,葛安新每次出发的行装都极其简单,雨衣、干白菜、米饭和一口锅。“林业工作者就是拓荒者,野外工作就是要去人迹罕至的地方做一些开创性、探索性的工作。”他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甚至会有牺牲的风险,有时候走着走着发现腿上都是蚂蟥吸出的血包。”

“生态文明的保护工作一定要有红线意识。我们把工作做在前面,通过调研对区域环境有清晰的了解,才能知道红线在哪里。”葛安新说,“我们要让人们走进大美山水,人们才会珍惜,但在此之前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要保护什么、怎么保护。”遇到植被破坏严重的地方,他总是细细查看,研究在什么区域种什么树、种多少、间距多少,对于不同土层、不同海拔、不同坡面如何确定造林的整体规划。在制定规划时,他总是将相应的对策写得清清楚楚。

葛安新的桌上放着一摞30厘米高的笔记本,那是他积累的读书笔记,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爱好,也极少参与娱乐活动,每天就是工作、读书。“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觉得很充实。到今天我已经做了300多个林业规划项目,全省范围内的林业规划几乎都参与过。回顾这一生,能为林业做一点事情我感到很荣幸,能把人生的履历写在三秦大地上感到非常幸运。”

马义芳:我会一直努力

从2005年至今,马义芳的生活一直和秦岭连在一起。2007年秦岭文化研究院成立,马义芳担任秘书长。

他对环保的初心来自于2005年的一次展览,当时他是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资深策展人,在展览中他关注到陕南的发展问题。

“当时展出的内容提出陕南要实现突破性发展,我很不理解,该从哪里突破?”马义芳回忆说。他与作家高建群就此进行了讨论,终于,他的目光落向了秦岭。

马义芳说:“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总是说秦岭是南北地理的分界线,但换个角度,秦岭也是南北生态的融合区,秦岭整体生态文明的发展正与陕南的发展相契合。”

那么,秦岭的生态文明如何定位、如何发展?

马义芳开始了他的理论探索。“我们在2007年成立了秦岭文化研究院,获得了张国伟院士、何炼成教授等专家的支持。”

“当时张院士跟我说,让我将他担任研究院顾问的消息告诉大家,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进来,为秦岭生态保护建言献策。”马义芳至今仍非常感念张国伟院士的大力支持。

在马义芳的多方奔走下,2009年第一届大秦岭发展论坛举办。自此,关心秦岭生态保护的专家学者,以大秦岭地区作为一个典型地理、文化单元,以“大秦岭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为总课题,以大秦岭地区经济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研究。

马义芳说:“经过研究院的讨论,目前形成的理论体系架构将秦岭生态文明示范区定义为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形成大秦岭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

秦岭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必须有清晰的理论支撑。建设什么?怎么建设?这是十几年来,马义芳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通过对秦岭生态文明发展深入研讨和广泛论证,秦岭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定位逐渐明晰,可在秦岭国土空间科学开发先导区、秦岭中华核心文化传承示范区、秦岭生态文明机制创新试验区等多个方面分步实施。”马义芳说。

理论的突破总是缓慢而艰难,需要集思广益,更需要长期不懈地探索。马义芳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多少个场合阐述过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解释给周围的人。

马义芳说:“秦岭太重要了,是中国的地理标识。我们的工作也许微不足道,但我会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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