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桂林影展”的前前后后
沙飞
沙飞拍摄的鲁迅与青年艺术家热情交谈的照片。
《沙飞摄影展览会专刊》
1937年8月15日，《广西日报·时代文艺》第5期刊登沙飞的文章《摄影与救亡》。
□周惠斌
沙飞（1912—1950），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实践和理论的开拓者、引领者，一生以“民族魂”鲁迅为楷模，以相机为武器，战斗在晋察冀边区，为敌后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拍摄了数以千计的摄影作品，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影像记录，堪称“中国红色摄影的先驱”。
与众不同的摄影经历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赤坎区司徒村（今西溪村），自幼随经营药材生意的父亲在广州生活，深受民主革命和“五四”运动熏陶，具有强烈的爱国忧民的思想情怀。
1935年6月，沙飞加入当时全国规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专业摄影社团———黑白影社，掀开了他一生事业的序幕。1936年，沙飞从汕头出发前往南澳岛（位于厦门与汕头之间），拍摄了全国最早以“国防”概念为主题的一组照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从台湾派遣了许多浪人上岛活动，企图把南澳岛攫为侵占广东的桥头堡。沙飞徒步全岛，摄下了数十张反映岛上风土人情和渔民生活的照片，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军阀窥视南澳岛的阴谋。南澳岛组照后来以《南澳岛———日人南进中的一个目标》为题，以整版7幅照片的篇幅，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第26期（同年11月29日出版）上。
1936年8月底，沙飞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0月6日，“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10月8日，致力于倡导新兴木刻运动的文坛巨擘鲁迅抱病出席了展览闭幕式。沙飞抓拍了以鲁迅为视觉中心，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摄影史上经典作品的《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以及《鲁迅会见魏璐诗》等其他8幅照片。
10月19日凌晨，鲁迅与世长辞。沙飞满怀悲痛赶到鲁迅寓所，强忍着内心的哀痛之情，拍摄了一帧珍贵的传世之作《鲁迅先生遗容》。而在鲁迅葬礼和悼念集会上，沙飞亲临一线，参与拍摄了鲁迅出殡到安葬的全过程，完整记录了上海市民和文化界人士向鲁迅遗体告别、青年作家扶棺、市民群众高唱救亡歌曲送葬、蔡元培与章乃器等知名人士墓前演说等诸多悲壮感人的场面。《鲁迅先生遗容》后来发表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第一卷第5期“哀悼鲁迅先生专号”的封面，署名“沙飞”，作者寓意希望自己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华夏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在桂林举办个人影展
1937年1月初，沙飞来到当时的广西省会桂林，寓居在第五路军无线电总台担任报务主任的司徒勋家中。他们既是宗亲，又是老同事和好朋友。数日后，沙飞创作了一首洋溢着抗日激情的诗歌《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发表在1月18日的《桂林日报》上：
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
我决不再忍辱、退让，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
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
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
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沙飞在诗歌中以质朴的语言、喷薄的情感，表达了奋起反抗、抵御外侮、不畏牺牲、浴血奋战的不屈意志和战斗精神。
继1936年12月3日至5日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成功举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后，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位于崇德街，今解放西路，桂林中学的前身)举办了第二次个人影展。这次展览共展出4个专题100幅作品，其中，“华南国防前线的南澳岛”系列18幅、“纪念鲁迅先生”系列19幅、“儿童节献画”系列8幅、“大众生活”系列30幅、“人像、静物、风景”系列25幅。展览得到了新闻界和文化界的一致好评，一如评论家所指出的：“这次影展不但在桂林是一个可贵的纪念，就是在全中国，能够出现这样充实内容的影展，也算是影展史崭新纪元的。”
展览特地印制了一份《沙飞摄影展览会专刊》的宣传资料，刊载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留影》《章乃器在鲁迅墓前致哀词》《生命的叫喊》等7幅照片，以及他自己撰写的《写在展出之前》。沙飞在文章中写道：“我学习摄影还未满五年，在这短促的期间中，常常为恶劣的环境所阻，以致中断，不过无论环境怎样恶劣，终不能磨灭我的志愿。因为我觉得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我总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象的工具。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淫杀、践踏、奴役！……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
影展前后，著名学者陈望道、千家驹、马宗融等当时在桂林的文化名人纷纷发表文章，从不同视角、维度予以推介和评价。千家驹在《沙飞先生影展门外谈》中指出，沙飞的作品“能站在大众立场，以艺术为武器来描画大众生活与表现社会之矛盾……我们看他作品名山胜景的照片简直没有，而十之八九是对于大众生活的写真……除技巧的优美外，更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与价值了。”陈望道在《沙飞先生的摄影极富画意》中称赞道“沙飞先生的摄影极富画意”“假如绘画是艺术，这种逼肖绘画的摄影就不能不称为艺术”，沙飞的每张照片“都是严肃内容的表现，这在现在用美女照片做封面，用美女照片装底面的摄影时风中简直是一种革命”。马宗融在《勉强的几句话》中写道“他的选材命题，却又无处不寓深意：一面要替大众写出他们的疾苦，如大众生活的各幅；一面要报国人以警钟，如南澳岛岛民生活的各幅；而在风景的各幅中，又把大自然纯美尽量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认识它的伟大。”
此外，祝秀侠评价说：“沙飞先生每一张照片，都足以抵得住一部文学作品。”“他在作品上倾注他的生命。他对工作的认真，对社会、人生认识的深切，都可以从他作品取材与技巧上看得出来。”（《为沙飞先生影展说几句话》）廖璧光在《摄影只是消闲的吗》中分析道：“《浪人侵入南澳岛》等帧，暴露敌人谋我之无微不至，无孔不入，更说明摄影艺术在眼前抗敌宣传上有极大的功能。”同时指出，沙飞的摄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更预期“沙飞将来必有大成”。洪雪邨发表评论《崭新的摄影艺术》，认为：“摄影艺术，在沙飞先生所作的意义上，是很相似于文学上的报告文学，戏剧上的实录剧的。其间如《生命的叫喊》等幅，我们实在不能不受剧烈的感动的。”
从桂林奔赴抗日前线
沙飞举办“桂林影展”后，好评如潮，广受瞩目。不少学者指出，沙飞的这次展览可谓中国摄影史上的一次“革命”和“变革”。沙飞后来在1942年写的《我的履历》中也总结了这次影展：不仅扩大了鲁迅的政治影响，而且警示了同胞必须对南澳岛的形势提高警觉性，“这次的影展，确实是改变了中国旧影展的面貌的，因而获得了许多好评。”
7月3日，沙飞和三个朋友共同发起成立的广西版画研究会，在乐群社召开了首届会员大会，40多位会员莅临出席，选举李漫涛为常务干事，沙飞、钟惠若、洪雪邨为干事。研究会决定与《广西日报》合作，每周在该报副刊编发一期“时代艺术”专版，旨在以新兴木刻版画这一艺术样式，通过宣传普及、创作交流，达到教化民众、折射时代精神的教育目的。
“桂林影展”闭幕后的第10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后，沙飞以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在《广西日报·时代艺术》第5期（8月15日）上发表了题为《摄影与救亡》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摄影武器论”的观点和主张：“谁都知道，在国家如此危难的今日，要挽救民族的沦亡，决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因此‘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摄影即具备如述的种种优良的特质，所以，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8月8日，广西版画研究会在乐群社举行茶话会，沙飞向同仁们吐露了自己决定北上奔赴华北战场，投身抗战摄影的想法。第二天，沙飞与广西的朋友们依依惜别。他在《我的履历》中记述道：“千家驹、尚仲衣、邓初民诸先生闻之十分喜欢，并热诚地慨然捐助我以不少的路费和材料费，且还写了许多介绍信给太原、保定、延安、西安的友人，要给我以援助。”
1937年8月底，25岁的沙飞带着朋友的深深期望和无私支持，怀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背着相机来到山西太原，在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彭雪峰主任的推荐下，前往五台县菇村八路军总政治部驻地拍摄采访，因此成为最早参加八路军从事战地摄影的文化人。此后，沙飞在10多年的战地摄影生涯中，用镜头定格时代风云，记录峥嵘岁月，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辉煌篇章。
（本文图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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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桂林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