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两难的事业“困局”

一所大学内准备考研的学生。为找到一份好工作，“80后”“90后”曾经历最火爆的考研时代。（资料图片）

“80后”奋斗青年的青葱岁月。（何平江供图）

从“80后”到“90后”，独生子女一代接受了几十年来最好的精英教育，现在理应处于事业的黄金期，但现实之中很多人并未如愿。既没有“70后”的人脉和资源，又没有“00后”的家底殷实和互联网优势，“混体制还是单干”、“上升空间在哪”、“跳槽还是坚守”……无一不透露着这一代人的选择困惑和现实焦虑。

牺牲事业为生活妥协

最早的一批“80后”，跨过了40岁的门槛。四十不惑，而对于大多数这个年纪的独生代来说，似乎“业”还没立起来，人却更加焦虑迷惑了。

生于1980年的罗德泉下定决心，等到疫情过去，再次从兴安到市里创业。2004年毕业后，他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向往高楼林立、资源聚集的大都会，他很快去了深圳，成为一名“深漂”，那时在一家网站做编辑，月收入高过多数大学同学。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年近三十，买房、结婚、生子，正步步逼近，而深圳的房价，已迈入“2万元时代”，即便是租金也占了他一个月收入的一半。在他眼里，“每月工资若能负担一平米房价”，买房的恐惧才有可能销匿。至于婚恋，他曾悲观而又客观地感觉：“深圳的女孩太现实，没房没车，根本不愿意同你在一起。”

“房价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上升无望，发展遭遇瓶颈”是罗德泉最终选择“逃离”的直接动机。他回到了兴安县城开了一家复印店，收入刚够养家糊口。回家后父母为他凑一点，加上自己的积蓄，在桂林八里街买了房。更重要的是，“回家之后不再孤独，亲情会让我更有幸福感。”

此后的10年，回到桂林的罗德泉完成了结婚、生子，开过小卖部、广告公司，又做过房产中介，但收入并不稳定，一度投身于股市，最终却被套牢。“我会想，如果没有离开深圳，现在的我会不会发展得更好？”也许答案也是否定的。

连接起深圳和桂林的这座小县城，高铁也就是3个小时，但罗德泉却感觉完全是两个世界：物质、精神的贫瘠，资源的稀缺，观念的滞后，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县城生态，与深圳无法比拟。但是，存在更多发展机会的大城市竞争激烈，“留在那里当然可以生存，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拿出勇气和执着坚持，正是我们这些独生子女的弱点。”在他心里，“大不了回家去”永远是可选项。

“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是我们读书时所向往的那样，那时我们对生活很笃定，以为凭借实力，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像我这样的人妥协了，于是过上平淡的生活；有些人还没妥协，在各个角落挣扎。”罗德泉说，做什么既能养家又能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不堪，是这一代人在事业上最大的困惑。

“90后”遭遇三十难立

“90后”是最后一批独生子女，最“年长”的“90后”也已经迈过而立之年，立业对他们来说是更加现实的人生命题。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我们要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找了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这是一位本地“90后”晓阳的自白。

工作也有7年多了，晓阳的“门面”还都是父母给的。“毕业以后父母帮着找了一家国企的工作，一个月收入几千块钱，不高不低。”工作几年后，父亲又给他买了一辆福特车，按理说，这群年轻人条件都不错，但他们对自己职业和事业的焦虑却特别明显。

“领导曾跟我说，世界是我们的，更是你们的。”晓阳说，“混了几年才发现，世界仍然是‘我们’的，我们还没沾到边”。就拿晓阳所在的部门来说，“70后”和“80后”占据了核心和领导位置，晓阳这样的“90后”基层员工还一时看不到上升的路径。

一般企业金字塔形的人事构架，不仅是让晓阳这样的“90后”对事业奋斗有迷惑，即便是再上一层的“80后”也同样如此。“好不容易爬到了中层，再往上就是管理层了，但毕竟就那么几个位置，能成功晋级的肯定是少数，我们这些快40岁的人或许职位上也到头了。”在他看来，30岁以后，职场之路变得尤为狭窄，是否能成为高管的内在因素很多，除了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外，性格、机遇、人际关系等“软性”要素通常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有少数人能在这场竞争中胜出，那么剩下的大多数人则只能另谋出路。

换个角度看，他们俩都正处于职业舒适区，习惯了工作内容，遇到的任何工作都在能解决的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往前进一步的话，也许自己就会一直处在这个境地里不上不下，这大概就是职业瓶颈。

为了逃离这个瓶颈，一些“80后”和“90后”频繁跳槽、外出创业，自然风险未知，很多人在被动的职业变化中割裂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人生中场哨声响起

独生代集体进入社会的这20年，是壅塞着社会变革最深刻的20年，径直抑或曲折地波及到局部的每一个个体。从事业的角度看，“80后”和“90后”们经历了谋生的艰难，独处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远。

1984年出生的徐闻觉得他们这一代碰上的好事不多，大事不少。

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其中，有千千万万名下岗职工是独生代的父母。并不是每个下岗职工都可以书写创业成功的奇迹人生，于是像徐闻这样原本宽裕的生活立即紧张了起来。他们的青春年代不但要面临物质生活上的贫瘠，还要面对天天愁眉不展的双亲。

1999年，全国大学扩招开始，徐闻等独生一代刚好赶上。从此以后，每年大学生毕业人数都“创历史新高”，就业难在入学第一天就笼罩在头上，“毕业等于失业”，是这一代大学生最大的噩梦。徐闻在学校忙着考研考证兼职实习，生怕将来找不到工作，毕业后被推向人才市场，天没亮就挤公交车去招聘会排队交简历，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在职场摸爬滚打好几年，攒了一点钱，想去买房子安居乐业，却眼睁睁地看着房价飞涨，今年买不起等到第二年，再去售楼部一看，房价涨了十几万，过去的一年白干了。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就当他们进入事业的黄金期之后，家庭、父母、孩子的压力又开始聚焦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抱怨中年危机的时候，许多人不忍直视。仿佛刚上场热身片刻，便听到人生中场哨音响起。当年凌云壮志，现在即便有三头六臂，追求事业的初心也会遭遇现实的桎梏。

每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对独生代来说尤其如此，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机会太多，扇扇大门都在敞开；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并没有几扇门你能够坦然地走进去，看它的风景。虽然肩上负荷沉重，仍然缓步前行，因为无论你是否愿意，等待独生代的下半场哨声已经响起。

记者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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