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两难的事业“困局”

桂林晚报 2020-06-02 10:56 大字

一所大学内准备考研的学生。为找到一份好工作,“80后”“90后”曾经历最火爆的考研时代。(资料图片)

“80后”奋斗青年的青葱岁月。(何平江供图)

从“80后”到“90后”,独生子女一代接受了几十年来最好的精英教育,现在理应处于事业的黄金期,但现实之中很多人并未如愿。既没有“70后”的人脉和资源,又没有“00后”的家底殷实和互联网优势,“混体制还是单干”、“上升空间在哪”、“跳槽还是坚守”……无一不透露着这一代人的选择困惑和现实焦虑。

牺牲事业为生活妥协

最早的一批“80后”,跨过了40岁的门槛。四十不惑,而对于大多数这个年纪的独生代来说,似乎“业”还没立起来,人却更加焦虑迷惑了。

生于1980年的罗德泉下定决心,等到疫情过去,再次从兴安到市里创业。2004年毕业后,他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向往高楼林立、资源聚集的大都会,他很快去了深圳,成为一名“深漂”,那时在一家网站做编辑,月收入高过多数大学同学。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年近三十,买房、结婚、生子,正步步逼近,而深圳的房价,已迈入“2万元时代”,即便是租金也占了他一个月收入的一半。在他眼里,“每月工资若能负担一平米房价”,买房的恐惧才有可能销匿。至于婚恋,他曾悲观而又客观地感觉:“深圳的女孩太现实,没房没车,根本不愿意同你在一起。”

“房价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上升无望,发展遭遇瓶颈”是罗德泉最终选择“逃离”的直接动机。他回到了兴安县城开了一家复印店,收入刚够养家糊口。回家后父母为他凑一点,加上自己的积蓄,在桂林八里街买了房。更重要的是,“回家之后不再孤独,亲情会让我更有幸福感。”

此后的10年,回到桂林的罗德泉完成了结婚、生子,开过小卖部、广告公司,又做过房产中介,但收入并不稳定,一度投身于股市,最终却被套牢。“我会想,如果没有离开深圳,现在的我会不会发展得更好?”也许答案也是否定的。

连接起深圳和桂林的这座小县城,高铁也就是3个小时,但罗德泉却感觉完全是两个世界:物质、精神的贫瘠,资源的稀缺,观念的滞后,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县城生态,与深圳无法比拟。但是,存在更多发展机会的大城市竞争激烈,“留在那里当然可以生存,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拿出勇气和执着坚持,正是我们这些独生子女的弱点。”在他心里,“大不了回家去”永远是可选项。

“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是我们读书时所向往的那样,那时我们对生活很笃定,以为凭借实力,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像我这样的人妥协了,于是过上平淡的生活;有些人还没妥协,在各个角落挣扎。”罗德泉说,做什么既能养家又能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不堪,是这一代人在事业上最大的困惑。

“90后”遭遇三十难立

“90后”是最后一批独生子女,最“年长”的“90后”也已经迈过而立之年,立业对他们来说是更加现实的人生命题。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我们要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找了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这是一位本地“90后”晓阳的自白。

工作也有7年多了,晓阳的“门面”还都是父母给的。“毕业以后父母帮着找了一家国企的工作,一个月收入几千块钱,不高不低。”工作几年后,父亲又给他买了一辆福特车,按理说,这群年轻人条件都不错,但他们对自己职业和事业的焦虑却特别明显。

“领导曾跟我说,世界是我们的,更是你们的。”晓阳说,“混了几年才发现,世界仍然是‘我们’的,我们还没沾到边”。就拿晓阳所在的部门来说,“70后”和“80后”占据了核心和领导位置,晓阳这样的“90后”基层员工还一时看不到上升的路径。

一般企业金字塔形的人事构架,不仅是让晓阳这样的“90后”对事业奋斗有迷惑,即便是再上一层的“80后”也同样如此。“好不容易爬到了中层,再往上就是管理层了,但毕竟就那么几个位置,能成功晋级的肯定是少数,我们这些快40岁的人或许职位上也到头了。”在他看来,30岁以后,职场之路变得尤为狭窄,是否能成为高管的内在因素很多,除了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外,性格、机遇、人际关系等“软性”要素通常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有少数人能在这场竞争中胜出,那么剩下的大多数人则只能另谋出路。

换个角度看,他们俩都正处于职业舒适区,习惯了工作内容,遇到的任何工作都在能解决的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往前进一步的话,也许自己就会一直处在这个境地里不上不下,这大概就是职业瓶颈。

为了逃离这个瓶颈,一些“80后”和“90后”频繁跳槽、外出创业,自然风险未知,很多人在被动的职业变化中割裂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人生中场哨声响起

独生代集体进入社会的这20年,是壅塞着社会变革最深刻的20年,径直抑或曲折地波及到局部的每一个个体。从事业的角度看,“80后”和“90后”们经历了谋生的艰难,独处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远。

1984年出生的徐闻觉得他们这一代碰上的好事不多,大事不少。

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其中,有千千万万名下岗职工是独生代的父母。并不是每个下岗职工都可以书写创业成功的奇迹人生,于是像徐闻这样原本宽裕的生活立即紧张了起来。他们的青春年代不但要面临物质生活上的贫瘠,还要面对天天愁眉不展的双亲。

1999年,全国大学扩招开始,徐闻等独生一代刚好赶上。从此以后,每年大学生毕业人数都“创历史新高”,就业难在入学第一天就笼罩在头上,“毕业等于失业”,是这一代大学生最大的噩梦。徐闻在学校忙着考研考证兼职实习,生怕将来找不到工作,毕业后被推向人才市场,天没亮就挤公交车去招聘会排队交简历,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在职场摸爬滚打好几年,攒了一点钱,想去买房子安居乐业,却眼睁睁地看着房价飞涨,今年买不起等到第二年,再去售楼部一看,房价涨了十几万,过去的一年白干了。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就当他们进入事业的黄金期之后,家庭、父母、孩子的压力又开始聚焦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抱怨中年危机的时候,许多人不忍直视。仿佛刚上场热身片刻,便听到人生中场哨音响起。当年凌云壮志,现在即便有三头六臂,追求事业的初心也会遭遇现实的桎梏。

每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对独生代来说尤其如此,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机会太多,扇扇大门都在敞开;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并没有几扇门你能够坦然地走进去,看它的风景。虽然肩上负荷沉重,仍然缓步前行,因为无论你是否愿意,等待独生代的下半场哨声已经响起。

记者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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