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与女房东》序言

《剪刀与女房东》书封

□沈东子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短篇小说，处女作《死表》发表于1988年的《上海文学》，转眼已经30多年了。说来也巧，正是在那一年，我进入出版社工作，开始接触现当代的外国文学作品。进社第一年我即参加编辑《青年外国文学》双月刊，杂志与出版社略有不同，出版社主要编辑出版大部头，而杂志发表的是短小精悍的作品，比如短篇小说、长篇节选、散文诗歌等等。我正是在编辑杂志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同时代外国作家的精短小说。

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本很有意义的杂志，主要发表中青年译者的译作，是外国文学青年爱好者的园地。为了加强与中青年译者的联系，当年秋天在桂林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请来社科院外文所的专家和各地高校青年才俊，犹记得大家聚集在灵渠旁漓江畔，朗诵译诗，交流心得，场景仿若昨日。当年的与会者很多修成正果，成为如今的译界翘楚。可惜的是杂志时运不济，第二年就停刊了，成为翻译界和出版界的一段如烟回忆。此后我专注于编辑书稿，变成名副其实的图书编辑，一编就是三十年，在工作的闲暇时间开始尝试翻译小说。

写小说与译小说，完全是两回事。写作可以放任自己的想象力，如天马行空往来自在，写作的欢乐往往也体现在这种驰骋的自由中。翻译就不一样了，必须严格忠实于原著，哪怕感觉原著的行文自己并不喜欢，也得亦步亦趋地译下去，不敢有越轨的念头，所以在创作和翻译之间，我是更喜欢创作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翻译呢？除了想把好作品介绍给中文读者，翻译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译过长篇小说，也译过一些现代派作家的短篇名作，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短篇集《都柏林人》，还有美国当代短篇大家菲利普·罗思、约翰·契弗、马拉默德，非虚构小说家卡波特等人的短篇佳构。这些小说手法不同，风格各异，都多少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明显特征，对我的写作有无形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译者应该寻找符合自己文字风格的作品，仔细研读后再做翻译，直至找到最合适的作家，终生进行研究。比如海明威的文字简洁，译文也应该追求简洁，爱伦·坡瑰丽华美，译文也理当同样华美，这是最忠实的译文。但要想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翻译实践中很难实施，一来我们的阅读量有限，不可能觅尽春色再定佳偶，二来人生也有限，精力旺盛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所以选译的作家和作品，未必都能心心相印，但既然选中了谁，就会全身心投入尽力译好，就如同择偶，虽然找到的未必是最爱，但也要当作最爱去对待。

优秀的译家对自己是有定位的，也即有所取舍，不是什么都可以拿来译的，译小说的未必能把诗歌译好，反过来，会译诗的不见得能译好小说，精明的译家会在文体上有所选择。哪怕译同一种文体，比如译小说，也要找准最合自己口味的流派，能译好某个作家，未必就能译好所有作家，福克纳的愁肠百结与海明威的明快简洁，完全是两回事，马尔克斯的魔幻与博尔赫斯的玄妙也有天地之别，如果交由同一个译家来译，再好的译笔恐怕也难传神。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文学译著的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有的反而下降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版权合同有一定的时效性，这就使得出版社为了尽早出书，无法从容寻找合适的译者，译者为交稿时间所限，也无法从容修订译文，那种沏一壶清茶，写几行闲散译文的场景已属奢望。漓江社早年出过一本美国垮掉派名著《在路上》，封面语“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在年轻背包族中风靡一时，此书也曾风行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该书后被其他出版社买走版权，出了一个新译本，按说有新译本当然是好事，但译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并不喜欢这本书，感觉只是一本流水账，缺少文学性。这就很让人讶异了，如果不喜欢，自然也就不会有翻译的热情，自然也就不可能译好，那么为什么还要硬译呢，仅仅是完成交给的任务？翻译与创作一样，都是需要激情的，把一本名著交给一位毫无兴趣的译者，是对作者的轻慢，也是对译者的不尊重，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

一位译者适合译什么样的作品，除了编辑给出建议，更重要的是译者自己要有判断，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心里要有个准数，仅仅识得几个洋文，并不能保证可以成为译家，做文学翻译的，未必译得了机械包装纸或药品说明书，同样的道理，要想译好文学，首先得喜欢文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或作家，像对待西洋猫那样宠爱那些西洋文字，把他们渐渐汉化成中华猫。

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众多，有的繁缛，有的简明，译文是否忠实，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同时也影响中国作家的写作。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作家，都不避讳谈及外国作品对自己创作的启发，有的作家，尤其是“五四”之后的现代作家，同时也是通晓洋文的优秀译家。我个人比较喜欢文字明朗的小说，晦涩的作品不好读，也不好译，需要深厚的双语功底，但这并非是说，明朗的文字就好译，要想把明朗的文字译得同样明朗，同样需要深厚的双语功底。

除了现代主义小说，我还译了一些悬念大家的作品，比如科幻小说家布雷德伯里，悬念小说大师罗尔德·达尔等，因为在阅读英文小说的过程中，感觉悬念小说最抓人，篇幅也不长，一口气就能看完。在世界文学的格局当中，悬念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品种，如果说探案小说以抓到真凶为结局，显示的是侦探的才智，那么悬念小说演绎的则是内心的推算，引导读者去领悟人世间的种种玄机，更富有诡异的魅力，像本书收入的《女房东》、《恐怖岛》等小说，都是闻名全球的经典名篇。

虽说写小说与译小说是两回事，但译小说自然会影响到写小说，尤其是优秀的短篇小说，结构精巧，字字珠玑，如传世藏品般值得回味把玩。现代派小说由传统小说演变而来，除了追求精细的内心描写，在文句表达上也力求简洁，对小说的结构则更加讲究，完全颠覆过往的叙述方式，在地域上交错变换，在时空中左右穿梭，结尾处往往有惊天一笔，给读者无限遐想，有伤心的唏嘘，也有会心的感悟，读起来是很过瘾的。我写小说的时间，要先于译小说，早期的创作偏重场景描写，虽然力图突破现实主义手法的习惯套路，但毕竟功力不逮，多少还是留下刀工的痕迹。

后来开始翻译现当代外国小说，由于只习得英文，阅读的大都是英美文学，看过不少英语经典短篇小说的选本。洋人对短篇小说是很看重的，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的选本，选入的作家也不一样，最优秀的短篇大家会出现在不同的选本里，比如毛姆、萨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都堪称大师。仔细玩味大师的文字，自然会有所领悟，表现在写作上，则学会过滤平庸芜杂的过程，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人生的吉光片羽，去表现那些或激越或平和的灵魂片段，也逐渐明白小说不完全是故事，应该比故事更深厚也更丰盈。

现代主义浪潮内容很庞杂，技巧只是几朵浪花，汹涌的波涛是对人性的再认识，对内心世界的再探索，技巧颠覆的只是叙述方式，亘古不变的是爱与恨，生与死这些话题。有人以为学会了意识流、时空倒叙等等，就等同于学会了现代主义，这些只是外壳而已，外壳包裹的如果不是生命的血肉与鲜活的灵魂，那只能是干瘪的外壳。如果说纯文学小说传达的更多的是理念，那么翻译悬念小说，对我的小说创作则有直接影响，我早期写的一些小说如《一桶玫瑰酒》，就有悬念小说的影子，当然那是对悬念大师遥致敬意，回过头来看，也只能付之一笑。

这本《剪刀与女房东》共收入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各十篇，其中创作小说多半写于21世纪前十年，属于我小说写作的中期作品，分别发表于《花城》、《收获》、《钟山》、《上海文学》、《山花》和《湖南文学》等文学杂志。这些作品反映了我对现代主义小说的追求，《礼拜四》与《光裸的向日葵》里的结构组合，《手感》和《三种口味的包子》对都市情感的交叉描绘，《剪刀》和《云儿》对女主角的心理描写，《我与佐藤木木鸟的十年友谊》当中的历史轮回，《六万分之一》的慢板叙述等，都是尝试之一种。这些尝试并非专为标新立异而做，主要是想用别致的手法，更好地表现这个时代的人物命运。感谢双子座丛书给我结集出版的机会，尤其要感谢丛书主编高兴先生的赏识，正是他的力荐，促成了本书的面世。

(《剪刀与女房东》，双子座文丛，沈东子著/译，漓江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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