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书店:20世纪40年代中学国文教材的讨论与编纂
原创: 于萌 中国出版史研究
听嗦,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丰子恺这些大佬们还一起开过书店?
对的没错!这就是开明书店!
书店老板
摘要:20世纪40年代,以叶圣陶、朱自清为代表的语文教育专家以开明书店为出版平台,以大学为依托,创办刊物、编辑教材。他们一方面发起讨论,深入国文教育内部,从语言形式到选文内容等多方面对当时国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解决策略;另一方面将这些编辑理念付诸实践,出版全新的“文白分编”中学国文教科书,形成了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出版的国文教材编写的良性模式,促进了中学国文教育的不断发展,为当代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关键词:中学;国文教材;《国文月刊》;开明书店图:上海开明书店与书店同仁1946年合影
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聚集了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丰子恺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出于对民族前途的关心,对教育事业的自觉承担,在发展过程中,开明书店逐渐将编辑焦点和出版重心转移到青年身上,并确立了以出版中学教材和中学生课外读物为主的方针。开明书店共出版教科书117种,其中中学教材91种,占其总量的78%,而国文类教材以其极具特色的高质量编排在当时赢得了大批支持者,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国文教材的内容编制及其所传达的价值观念对学生的国文学习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在国文教学中,教材的重要性毋庸赘言。我国的国文教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着重视教材问题的传统。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上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呼声愈演愈烈,教科书的编纂问题成为中学国文教育讨论的聚焦点。1941年开明书店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聚集了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丰子恺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出于对民族前途的关心,对教育事业的自觉承担,在发展过程中,开明书店逐渐将编辑焦点和出版重心转移到青年身上,并确立了以出版中学教材和中学生课外读物为主的方针。开明书店共出版教科书117种,其中中学教材91种,占其总量的78%,而国文类教材以其极具特色的高质量编排在当时赢得了大批支持者,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迁往桂林,由叶圣陶主持。多年教授大中小学国文课的经历,使叶圣陶一直关心国文教育问题。叶圣陶和时任西南联大国文系教授的朱自清依托开明书店的出版平台,创办刊物,发起讨论,掀起了20世纪40年代国文教育讨论的高潮。图:叶圣陶
1940年,在朱自清的倡议下,西南联大决定创办《国文月刊》。它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其实《国文月刊》的一些编辑人员、撰稿人本来就是开明书店的编辑,而《国文月刊》也一直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是开明书店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重要刊物。《国文月刊》中谈国文教育的文章有108篇,其中直接研究或涉及教材的文章有55篇,比重有一半还多,而诗文选读类文章讲解也可以看作学习国文的材料,可见其对教材的重视。关于教材的研究贯穿了《国文月刊》出版的整整十年,研究内容更是涉及编纂理念、编辑体例、选文方法、问题设置等方方面面。小注:《国文月刊》正式创刊于1940年6月,到1949年8月停刊,共出版82期。最早由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月刊社创办,由开明书店印行出版。浦江清担任主编,朱自清、罗庸、余冠英等人担任编委。三校复员北归后,从1946年第41期起由上海开明书店编辑出版,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郭绍虞担任主要编辑人员。
伴随着讨论的深入,国文教材的编写理念也逐渐成熟,这些建设性的意见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教材的实际编纂。1946年2月,叶圣陶随开明书店一起复员回到上海,从5月开始,他就和一批语文专家一起编辑中学国文教材,最终出版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读本》等一套完整的初高中语文教材。这套教材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富生命力的语文读物经典”。
总之,在叶圣陶、朱自清的号召下,一批极富教学经验,又有深厚学识和长远眼光的语文教育专家,从多方面研究探讨中学国文教材。在很多人看来,大学教授分析中学国文教育问题可谓“狮子搏兔”,但这批专家深切地认识到国文教育对民族、对青年的重要性,因此“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他们深入国文教育内部,思考国文教材问题,他们的争鸣和讨论也从各个方面渗透在国文教材的编写实践中。这批高水平的语文教育专家于20世纪40年代对国文教材编纂的理论探讨及出版实践,实际形成了一个以开明书店为中心,以大学为依托,分析问题、探讨策略从而付诸实践的国文教材编写的良性模式,不仅代表着20世纪40年代国文教材编写的最高水平,也为今后的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中学国文教材的“总检阅”
选文专题讨论
西南联大曾对当时中学国文选本包括单一文体教材以及某一杂编文体教材,做过一番有计划的考察。根据联大教师萧涤非的说法,1942年联大师范学院举行过一次会议,“拟将坊间所有中学国文选本中各种教材做一番有计划地总检阅”。然后由师范学院教授分别做一次批评式的讲演。其中萧涤非负责国文教材诗歌部分,余冠英负责白话文教材,彭啸咸负责文言文教材,张清常负责学术文教材。最后除了彭啸咸的批评未发表外,其余三篇成文均刊登于《国文月刊》第十七、十八期。根据1936年颁布的国文课程标准,初中以语体文学习为主,高中以文言文学习为主,文言文比重由高一到高三依次增加。这次选文专题讨论结合当时的课程标准既涉及语言形式层面的讨论也有选文内容的讨论,对当时中学国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
萧涤非首先考察了国文教材中的诗歌。国文教育中诗歌学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学生学习国文,诗歌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民国前期,国文教材可由民间书店自由编纂,诗歌部分为各家所必选,所选诗歌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对于哪些诗人当读,哪些诗歌当选,比例如何却一直未有定论。对当时国文读本中所选诗歌,萧涤非认为有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时代不合,这是当时一般选本的通病,比如一时代的作品前后一再地选,一人的作品一再地选,或是在一册之中自诗经至宋代的词应有尽有。这样的选文,不仅让教者疲于奔命,也让学者眼花缭乱。选文时代的问题也涉及源流正变和深浅难易的问题。时代若错乱,源流则不清,深浅难易也就无法循序渐进。二是数量不均,这种现象虽然并不普遍,但是一些选本在数量安排上存在严重缺陷。有些选本在高一或高二的某一册中选了百多首诗歌,高三却一首都没有。数量不均的弊病显而易见:排列过于拥挤会影响学生的消化吸收能力;排列过少浅尝辄止会导致学生轻视诗歌,减少学习兴趣,且不能与大学课程相衔接。三是标准不确。这是关于诗歌内容的问题也是最不好把握的问题。一般的选本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各选所选,不考虑中学生学习国文的有限时间,也不考虑国文课本的篇幅度,按自己喜好选择并不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二是选人所选,忽略中学生的实际程度,看到《文选》选了,看到《诗品》推崇,便直接编入中学生国文读本参见。以上所出现的问题实际都是不科学的教科书编写方法,于中学生无益。国文读本选诗应以知人、论世为标准。诗者,志之所之也,诗中需有人在,需有志可求。中学生通过读诗可以端志向、观风俗、知厚薄。无人可知的诗要尽量少选,而深浅合度,且易唤起初学者兴致的描写社会问题的诗歌可以多选。这些原则虽然较为抽象宽泛,但为国文教材中诗歌的选择指明了大方向。图:萧涤非
从萧涤非的意见可以看出初中阶段的学生对于诗歌神韵还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一阶段适合为高中做准备,需要培养对于诗歌基本的语感和大体脉络源流的认识。高中阶段就按照诗歌演变顺序选讲诗歌。这样的安排,循序渐进,条理清晰而且易于把握,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对学生了解整个诗歌发展脉络很有帮助。萧涤非并没有指出每一时代具体的选文情况,而且他所重视的关于诗歌声律问题的讲解在当时并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到了现在,随着诗歌在课本中所占比率的减少,以及声律问题本身掌握难度较大,在语文教学中这个问题已经很少提及,对于传统诗歌的学习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张清常在《国文月刊》第十八期发表了他对坊间中学教科书所选的学术文的考察文章。根据1943年颁行的高级中学正式课程标准教材大纲,高中第三学年以学术思想为纲,授以代表作品。因此当时的高三学年,学生是要学习学术文的。虽然1946年颁行的修正课程标准取消了学术文,但是当时的教材和各大学校行用前一标准的仍然很多,对于学术文的学习虽然逐渐弱化,但也没有完全消失。张清常根据当时较有代表性的三套高中国文教材,着重考察了高三学年所用第五、六册国文教材中学术文的选注编制等问题。这三套教材在学术文编纂上的共同特点是材料都极为丰富,从先秦到近代,政治哲学教育思想可谓完备。在编制系统上,世界书局、正中书局“由古到今”,商务印书馆则“溯源而上”。张清常认为学术文的选择不必面面俱到,如何让学生理解掌握更为重要。
张清常在文章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编辑理想的学术文选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第一是编者准备的工夫,编者需要精通而渊博,最好由国学权威共同担任编辑;第二是编选的态度,不能复古偏激而应客观公正;第三是编者的笔墨,最好是以深入浅出的文字编写各种参考资料;第四是取材的范围和性质,以“国学”为限,也可通过补充相关文章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提升学生的修养;第五是选文的标准,包括深浅程度、篇幅长短等等。从张清常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编纂符合学生程度的学术文教材实在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最后学生是否能够掌握吸收,教师是否能够教授都很难衡量。因此尽管学术文对于学生了解本国文化、训练学生学术文章写作能力、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等有很大作用,但是专门学术文的学习还是逐渐退出了高中国文课程。
余冠英考察了当时国文教科书中的白话文教材。根据1940年颁布的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初中国文课以白话文为主,所以对白话文教材的批评主要是指初中国文教科书。当时的国文课程标准要求“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并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与发扬民族精神”。根据余冠英的考察,不仅国文课程标准要求在战争期间发扬民族精神,相当一部分国文教本的编者也希望通过教本灌输国文常识,指示做人道理。但是初中三年国文课以每学期二十周每周六小时算,初中生学习国文的总时间只有两个多月,既要传授国文知识又要承担道德训化的功能,实在超出初中生所能负担的范围,因此“国文教学想要取得实效,目标不应该太多”。
对于初中白话文教材,余冠英认为只要符合三个标准即可:第一适于给学生做写作的范本,第二能培养学生欣赏文艺的兴趣,第三能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当时坊间很多白话文教材的选文是不适合青年仿作的,这就涉及白话文的分类和选文的内容问题。余冠英将当时存在的白话文粗分为五种:古白话文,欧化的白话文,文言化的白话文,大众口语化的白话文以及普通白话文。其中欧化的白话文和文言化的白话文是不适合初中国文教材的,白话文欧化虽然可以弥补白话的贫弱,但一旦过度使用就会造成语病。另外初中学生才粗通白话,如果再混杂文言,结果很可能是亦文亦白又不文不白。除了这两种不适宜外,剩下三种里所选的白话文范本,很多内容也不适合初中国文教材,如当时很多教材爱选周作人的《喝茶》,其中的精深微妙和趣味旨意是与年轻人有隔膜的,不是年轻人所能领会的。在编写体例和深浅次序上,白话文教材也有很多不妥之处,如将选文的门类分得非常琐细,文章要求全面,例子要求丰富,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流弊,不是为了学生学习需要而选文,而是为了充数而选文。第二个目标是培养学生欣赏文艺的兴趣,针对这一目标,余氏认为中学国文教本应该将文艺性的语体文作为主要教材,当时坊间白话文教材对于文艺性白话文重视不够,选文中很多应用文、报告书、政纲方案实际是占用了文艺性白话文的宝贵篇幅。所选的文艺性白话文也多为抒写小情小事的短篇,内容和形式都算小品,很少有沉重的、强健的、关系到人生大问题的一类,这样会使学生误会文艺就是纤柔小巧的玩意,养成不积极的审美趣味,在教材编纂时尤其应该注意。第三个目标是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这一目标十分重要,前两个目标的实现也需要依靠这一目标的完成。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最简单来说就是要学生从阅读单篇短章扩展到阅读长篇整部的书。叶圣陶在《论中学生国文课程的改订》中也谈到了只读单篇短章的坏影响,他认为只读小文会使学生心智不专,格局狭窄,魄力不大,因此甚至主张以整本书为教材来养成学生读书的习惯和能力。从教本引起学生自由读书的兴趣也是有途径的,余冠英认为用节录的方法从整本书里节取部分文字并放入教材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节取教材只要符合学生兴趣,就会引起学生阅读全书的欲望,如读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和《黛玉之死》,学生也许就会有翻翻《红楼梦》的欲望。教师在讲解时关涉原书,剖析教材,介绍作者,实际也就指示了读原书的方法。另外一种手段就是多选名家作品,以此使学生产生阅读该作家其他优秀作品的愿望。
在《国文月刊》第十八期的编后语中曾预告下一期会刊载联大教师彭啸咸的《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文言文教材之批评》一文,可是第十九期中没有此文,编后语并未给出解释,此文也没有在其他期刊上发表,因此是否写成便不得而知。该文的缺失,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当时教材中各体文的情况。本文只能根据《国文月刊》上不同学者的表述,尽量还原当时国文教材文言文的选文情况。浦江清在《论中学国文》中指出了当时国文教材选文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教本内容太深,而高中教本尤其显著。当时的高中课本几乎都是文言文,他说:“我在数年以前,即有这样一个观念:现在的高中国文教本太深,取来做为大学教本也可以,或者还太深。到了现在,我的意思还是如此。”
文言文教材这样的选文编排也许是为了通过教材来提高学生的程度,但是只是教材深不足以提高学生的程度,反而会降低学习者的学习兴趣,理想太高却不切实用。浦江清明确地指出了弊病产生的原因在于编辑观念的陈旧落后:浦江清《论中学国文》
在二十年前,小学即用文言,现在的小学课本即全是语体,所以学生到了中学方始接触文言,论理中学课本,在古文学方面,就不应该再维持二十年前的标准,但现在的教本非但不改低,而且更有提高的倾向。
这些教本都是严格按照教育部标准编辑的,究其根本还在于当时教育部所规定的国文课程标准。
浦江清《论中学国文》
在复兴高中国文课本内,明明说出本书的编制是依照民国二十二年颁行的课程标准的。原来教育部规定:高中第一年,选用教材以体制为纲,而且注意其特征作法。第二年以文学源流为纲,读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并且注意其派别及流变。第三年以学术思想为纲,并得酌授文字学纲要等等。我们看从民国二十二年到现在,忽忽已是七年,中学生何能知道中国的学术源流及文学源流呢?而写作的技术却每况愈下。这种课程标准是不是可以使人怀疑?
从这些对坊间国文教材文言文选文的考察,可以看到当时的国文教材选文内容高深,学术色彩浓厚,依然带有传统经学教育的烙印。如何摆脱传统束缚,编辑真正符合中学生国文学习规律的现代国文教材,也是当时国文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点。
从对教材的检阅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教材品种繁多,排列不一,选文杂乱,好的读本可以促进学生的国文学习,而坏的读本却会对学生的国文学习造成或多或少的损害。当时的学者们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积极提出修改意见,无论是在教材编纂理论还是在教材编纂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多实绩。
中学国文教材编纂理念的讨论
文艺语体 | 文白分编
国文教材应以文艺性语体文为主
这一见解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当时文言文教学与语体文教学激烈争论下的产物。西南联大国文系教师李广田是比较坚决地支持废除文言文教学的,他提出教材以现代文艺为主就是因为赞成“中学生应完全废止文言文的写作”(但不主张“完全废止少量文言文的选读”)。在他看来,以后无论是文艺创作、学术研究还是日常应用,都将用白话写,而完全以现代文艺为主的教材就能够做到教学结合,学以致用,青年人无须在文言学习上浪费时间。他在《国文月刊》中发表了自己的专著《中学国文的道路》中的一篇长文《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文中回应了几位语文教育专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而且详细地论述了中学国文应该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这里的文艺性教材范围较广,不同于文艺作品,“只要不是说大道理的,教训人的,不是斤斤以实用为目的的,而是具体的描写记叙,只要写得美,写得有趣就可以”。这种选择首先是因为中学生的兴趣所在,而且也与学生整个生活有关。国文教材以文艺性语体文为主并不是李广田首先提出来的,1928年阮真就已经对主张“专教现代文艺”提出了三个疑问:一、尝试未成功的现代文艺是否已经评论家承认有文学上比较固定的地位与价值?二、欧化的译文语调与中国语调差得很远,不通英文的学生有无学习的困难?三、现代文艺适合国文教材的有多少?对于这三种疑问,李广田认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现代文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阮真的疑难已经不成疑难了。欧化只要通达得当,也可以选为教材,因为适当的欧化可以使语体文的表现手段更丰富,更多变。至于第三个问题,李广田也强调,可用的文艺性语体文当然不少,但精选的也未必够中学六年使用,但他不是说除了现代文艺其他一概排除,只是应以其为主。在文中他还就阮真对教材的分配产生了质疑。阮真虽然也主张以学生需要为教材选择的原则,但在实际分配上却违背了这一原则。他的《中学读文教学研究》把文艺性的教材如小说、文评、诗歌、词曲、剧本、小品等作为辅助教材,而把实用性文章如演讲文、传记文、书牍文,碑志文、哀祭文、序跋文等作为主要教材。李广田否认碑志、哀祭等是学生真正需要的,并且认为于学生语文训练和精神陶冶都没有益处。朱自清也指出中学生对于文艺性的语体文教材更感兴趣:朱自清《教本与写作》
使学生能够欣赏文艺,学生自然能够从文艺得到陶养性灵,扩展想象的益处,文艺作品中包括记叙、抒情、描写等文体。在白话文选文中,文艺作品占大多数,再兼顾说明和议论的文章,其实并无文体偏枯之弊。注重文艺并不是放弃应用,应用的意义不应过分狭窄,学生了用文字叙事说理的能力,只要通晓问题格式,应用文也可以写的通顺得体。
黄绳在《论高中国文教材》中也认为高中国文教材应以语体文为主,以此“养成学生运用生动活泼的语文来表现生活的能力和习惯”,同时为了“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名著和创作新文艺的能力”,还应选取“若干新文艺短篇创作和批评作品、讲述写作方法、讨论文学基本问题的文字”。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以文艺性语体文为主并不是要把国文科讲成文学史或文学鉴赏课,对学生国文应用能力的培养也不能放弃。
从教材应以现代文艺为主又引出了中学是否有必要学习文言文的问题。无论是文白分教还是以现代文艺为主,这些教材编纂原则的提出其实都是文白之争在教材中的反映,解决了这个问题,教材编辑中的文白冲突也就解决了。当时文白之争有两大焦点:一是中学生要不要学习文言;二是如果学习文言,文言白话如何安排。中学生学习文言主要包括习作和阅读两部分,早期要求完全废止文言文教学的人不在少数。随着研究深入,多数语文教育工作者包括朱自清、浦江清认为从古典的训练、文化的传承角度,不能完全废止文言文的阅读,这一点上有一定的共识。但是多数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言文终将被淘汰,没有必要再学习文言习作,而主张学习的人则主要从当时的社会应用上着眼,当时的报纸信札等采用文言的现象仍十分普遍。阮真就认为不能不学习文言文,“语体文的材料工具,是从古文中搬过来的,不能独立,等语体文的建筑设备非常完善的时候,自然少有人作文言了”。对于这种顺应历史的温和态度,李广田则认为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勇敢的先驱者,来推动历史潮流从“渐渐地”到“快快地”发展呢?国文教材采用文艺性语体文就是主动推动的一种手段。除了顾及当时社会应用外,浦江清还列举了两条中学不废文言习作的原因,其一就是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是要进大学文法科的,中学文言的学习可以为之后奠定基础。其二是从学习本身的规律出发的,他写道:浦江清《论中学国文》
培根说:“写作使人正确”,我们说“眼到必须手到。无论哪一种文字,都要做造句,翻译,作文的练习,否则所记得的,知道的,不会正确。文言的词汇比语体广,现在有许多学生犯词汇贫乏之病,而且许多日常要用的字眼往往忘了写法……文言有特殊的文法,句法虚字用法文气和声调只读不写,不会熟悉,也不能体会”。因为缺少习作练习导致很多学生读文言文时不知句读不会标点,废止习作,文言阅读就没法学好。
浦江清甚至说如果一定要废除文言习作,他赞成先废除英语习作,因为“多数人读外国文不过是以能看书为目的,而本国文中间的文言一体是在政法界,新闻界,商界,以及不论那一个机关的办公室里,都要应用的”。在这一问题上,不废文言一派还是占上风的,而且实际上文言的学习也没有退出国文教学的舞台,但是人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白话文迟早是要超越文言的,所以减少文言教学比重也是大势所趋。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即文言白话如何分配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浦江清从文言白话教学规律出发,批评了当时初中以语体文为主、高中以文言文为主的教学现状,提出了文白分教的教学理念,得到了大部分教师和学者的支持。
文白分编的编纂理念
文言文和语体文的分配问题是中学国文教学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安排、比例如何一直存在争论。自从语体文进入国文教材,国文教材一直以文言文、语体文混编为主流。虽间有独立文体教本,但一般作为辅助教材使用。浦江清在《论中学国文》中明确提出把现代语教育和古代语教育分开来变成两种课程,两门课程的教材也分开编写。这种设想得到了叶圣陶、朱自清等一批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支持。浦江清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学国文教学的背景,从课本、习作、教师等角度阐明了文白分教以及文白分编的原因。为了完成由浅入深完整的文言文教学和语体文教学,这是文白分开教学第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就习作方面的混乱情形来说的,各地学校风气不一样,或重语体,或喜文言,或二者皆可。学生多按兴趣或教师喜好来写作文,既不是学好了一种再学另一种,也不是同时学而分开练习,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二者皆不通。最后从师资方面来说,学校里的老教师旧学根底好,教书经验足,但是对于白话文不甚了了,新一辈教师喜欢新文艺创作,对于古书兴趣不浓。如果采取文白分教便能发挥教师们的特长,避免不足,对于学生是十分有益的。两门课程由两类教师分头担任,这样一来教本内容纯粹,作文的训练一贯而有秩序,而且有分别练习文言文、语体文两种作文的机会,两类课程不必并重,可以根据学校具体情况来调整。除此之外,浦江清还援引欧洲中学语文课程安排,表明文白分教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小注:根据当时国文教育背景,小学国文教育仅训练语体,问题简单,到了初中以语体为主兼及文言,课本也是文言语体混杂,便开始出现了不调和的情况。高中课本以文言为主,虽然表面纯粹,但学生做惯了语体文,因此课本与作文就脱离了关系。而且论文字虽然文言深奥,语体浅近,内容却难度相反,现代人的感情思想远比古人复杂,很多现代语体文超出了初中生的理解范围,然而高中又基本不学习语体文,如果不学习这些,语体文教育便无法完成。
浦江清详细地说明了初高中文言文和语体文教本应如何编辑和使用。初中语体文教本分为两种,第一种主要编选古代白话文。学生学习旧式白话文,可以获得丰富的词汇,为学习现代白话文打基础。第二种以现代白话文短篇为主,包括小说、抒情散文、游记、传记、书札、议论文、演说词等,使读者熟悉现代新式语体文的语法。高中语体文教本也分为两种,第一种与初中第二种性质相似,内容难度可加深。第二种专选学术文。选择的标准既要考虑使学生得到知识,同时也可获得写作现代文的范本。初中文言文教本分为两种,第一种从单句讲起以至于短篇文章,第二种选短篇文章。读这一课本时,学生试做百字以内的作文并练习文言书札。高中文言文教本亦分两种,第一种是古文学读本,选历代文人的作品。浦江清认为《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里的诗文对于中学生来说就是很好的选文材料。第二种选择晚清到民国的文言文,以文章明白晓畅为标准。这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联系文言,所以以略读为主。
浦江清的看法得到了包括朱自清、曹伯韩在内的多数人的支持响应。朱自清曾在《国文月刊》发文说:
朱自清《教本与写作》
浦先生还主张将白话文和文言文分为两个课程,各有教本各有教师。这个我也赞成。我赞成,为的这样办法可以教人容易明白文言是另一种语言,而且是快死的语言。不管我的意见如何,这办法训练学生写作文言,不致像现在这样毫无效果,白费教学者的功夫,是无疑的。而施行起来,只需注意教师的分配并不增加员额,似乎没有多少困难。无论怎样,文言教材总得简单化,文字要经济,条理要清楚……初高中都应该选这种文言作教材,决不能样样都来一点儿。这样才容易学习,学会了才可以应用。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但是这种倡导并没有扩展开来,随着国文教育发展,文言文所占比例越来越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新的语文教育探索,与传统语文教育逐渐割裂,也没有必要再专门开课教学。文白分编的办法在当时很好地弥补了国文教材文白混编的弊端,但随着白话文逐渐占据国文教育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以前的教学困境已不复存在了,针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文白分编也就很少再提及了。然而随着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文言文的学习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学习文言文的目的不再是语言文字的训练,更多的是文化价值的传承。专门编辑一本以古典文学鉴赏为主要目标的文言文读本,作为语文课程的辅助或选修教材,也是可取的语文教育方法。
出版的实践
以开明书店国文教材为例
随着20世纪40年代中学国文教材研究思考的深入,教材编写实践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开明书店抗战胜利后所编辑出版的几套高质量有创新的国文教材便是明证。
20世纪40年代,在浦江清、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等人的实际推动下,文白分编的国文教材编辑理论逐渐成熟,开明书店一批志同道合的编辑者最终于1946年在课本编制中展开了文白分编的实际探索。开明书店于1946年出版了由叶圣陶、郭绍虞、周予同、覃必陶、徐调孚合编初中用《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乙两种本,甲本为白话读本共六册,乙本为文言读本共三册。另外还出版了辅助教材《开明新编国文读本注释本》,附有每篇文章的注释。在此基础上,又于1948年出版了由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合编的高中用文白分编教材,承接初中白话甲种本的《新编开明高级国文读本》六册(从第二册起,李广田参与编辑);承接初中文言乙种本的《开明文言读本》,原计划也是六册,后因时局变化只出版三册。这两套四本十八册(不算初中注释本两种九册)教材,实际上构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初、高中用国文教科书,这套教材在编辑体例、选文安排上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是因为时局改变,它并没有广泛施行,也没有太多的教学实践反馈。但是它在国文教材编写历史上的重要价值不容忽视,这是20世纪40年代国文教学研究和国文教材编纂理论相对成熟下的产物,这种冲破传统体制的可贵探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将教科书编写收归国定,通过在国文教本中加大古文比重、灌输党国教义来加强思想钳制作用。抗战胜利后,此举更甚,引起了文教界人士的强烈反感,很多人写信给《中学生》杂志希望开明书店能编写一套教材来突破教育部对教本的封锁。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开明书店编辑也决心编一套真正符合中学生需要、体现科学民主精神的国文教本来抵制这种逆流。因此这套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教材便应运而生。这套教材冲破传统,大胆采用文白分编,这是其最大的特色。除此之外,对语体文的重视也是本书最大特点之一,据统计初中用白话读本共选文160篇,包括记叙文、说明文、抒情文和议论文等。文言读本共选文116篇,主要是记叙文。白话读本无论是内容丰富程度还是文章体裁数量都超过文言读本。但绝不是不学习文言,为了青年学生熟悉接受祖国遗产,了解祖国语文的源流发展,文言教本也是需要的,但是选文需要照顾初学者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多选平易流畅、朴质自然的作品,绝对不要像国定教本“选些古拙深奥或雕琢堆砌的诗文,让读者去死背硬记”。
开明国文教本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当时曾有学者详细考察过这套教材。1948年2月9日成都《西方日报》曾发表文章《介绍开明国文教本》,就是主要来介绍这套文白分编教材的,文中简要地分析了教材的编辑思想和体例特点,作者介绍编者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郭绍虞时说他们都是从事国文教学多年而有贡献的语文教育家,并且将他们的国文教本编写意见概括为六点。第一,文言、白话分开编著,避免混淆视听,两难俱精。第二,内容方面,凭其背景亲切不亲切、需要迫切不迫切、头绪简明不简明这几个条件决定去取;形式方面,凭需要迫切不迫切、结构普通不普通、规律简单不简单这几个条件决定去取。第三,每篇后加指导,从所读的篇章出发,教读者想开去,或者自省体验,或者旁求参政。第四,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文言已经逐步让位于语体,而且这个转变不久即将完成,学文言为的是理解过去的历史或欣赏过去的文学,使学生能够阅读各种风格的文字,纯文艺选文的百分比降低,广义的实用文的百分比增高。第五,因为文言与口语之间有距离,学习文言采取一点学习外语的态度和方法,注意文言与现代语的同异。第六,多从成书中选取教材,引起青年读成本书的兴趣。这六点基本概括了这套教材的理念、选文内容方式、指导方法、文言处理情况,点明了它的别致之处。下面就通过白话读本和文言读本的具体分析来了解这套教材。
白话读本选文相对随意,只是按照由浅入深的原则选取文章,文选性教材性质明显。“在语体文那部分,现代的有名的和无名的作家的好东西,适宜于给青年做教科书用的,几乎都集中在这里了”。初中用白话读本每篇文章之后,由编者写上几句指点或习问,借此指导启发读者。高中用白话读本每篇课文后面分列篇题、音义、讨论、练习四项:篇题提示本篇的题材和宗旨,并叙作者的略历和他的风格;音义不做呆板的注释,务求有助于透彻理解;讨论就内容、做法、鉴赏、批评各方面提出种种问题;练习提示种种事项,让读者自己练习,在练习中增进他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国文月刊》刊载广告介绍文言读本说:“学习文言应该从基本学起,不该含糊从事。现代青年学习文言,目的在于阅读文言书本,并不在于练习文言写作。编者根据这两点,编成这部读本。”这清楚地点明了文言读本的编写依据。初中用文言读本多选短篇,内容都为青年所能了解接受,体裁以记叙文为主,每篇之后的指导侧重文法方面。高中用文言读本选文内容形式均是由易到难,由小记短篇,逐渐到专书名著,使读者养成读文言书的能力。每册后面附四个项目:一是作者及篇题,二是音义,三是文法提示,四是讨论及练习。“在文言文那部分中对于虚字剖析的精审,其精确详尽的程度,令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也一面吃惊,一面觉得自己得到了许多益处”。
为了反对复古逆流,这套教材选文以适合学生需要和程度为准则,注重培养青年人应有的科学民主精神、积极的进取风貌和高尚的人格情操,使国文课本能真正发挥陶冶性情和扩大视野的积极作用。就国文教育本身来说,本书重视国文能力的培养和国文习惯的养成。朱自清认为:“认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叶圣陶也重视培养学生自学国文的能力,他认为“这种能力必须在学生亲自参与的读写听说中进行训练”。编者的这种教育理念在教本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习问的提出,为学生留下思考空间,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截取成书的选文办法,意在提起学生自行阅读整部书的兴趣,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国文学习习惯。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重印这部教材时曾在封面页写道:叶圣陶等《开明新编国文读本》
《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的诞生是中国语文教材编写史上的一场盛会,它采取白话文言分开教学的特点,令人耳目一新,直到今天仍是一部难得的富有生命力的好课本。
20世纪40年代以开明书店为出版平台,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关注语文教育问题,在教学设计和教材编纂上都力图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拓展语文的学习空间。《国文月刊》从1940年创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停办,一共持续了十年。这十年正是语文教育发展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它对教材编纂理念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民国时期现代语文教育思想的总结性探讨。叶圣陶、朱自清、郭绍虞等人通过开明书店努力将这些有价值的思考付诸实践,“文白分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正是《国文月刊》教材编纂理念指导下的重要尝试,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中学国文教材编写的最高水平。这种以专业出版社为出版平台,聚集全国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从编纂理念探讨到实际出版教材的教科书编写模式,不仅促进了当时国文教育的发展,也为我们今天的中学语文教科书编写出版提供了颇具可行性的借鉴模式。
作者于萌,中国民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3期(总第17期),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出版业》2019年第11期全文转载。刊物简介
《中国出版史研究》是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主办的学术季刊,16开,192页,2015年8月创刊。在2019年3月2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中,本刊在新闻出版类期刊中,全文转载量名列第九,全文转载率名列第一,综合指数排名第三。《中国出版史研究》以“记载出版历史,探索出版规律”为宗旨,立足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实发掘和史料整理,以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出版活动、事件、人物、机构等为研究对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出版发展规律,为繁荣中国出版史研究、推动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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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于萌丨20世纪40年代中学国文教材的讨论与编纂:以开明书店出版物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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