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虎山行 □本报记者 李广西 陈跃文 赵伟翔 韦斯敏 文/图
“一二·九”运动很快席卷全国（资料图片）
“一二·九”运动（资料图片）
陈宪忠
“你不出去搞宣传，学校就不给你安排毕业和工作！”革命时光如梭，1936年年中，融县青年陶保桓迎来毕业季，即将结束为期三年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师专）求学路。然而此时，陶保桓突然接到了学校的一纸调令——学校以毕业相要挟，迫使他配合桂系当局去搞抗日宣传。
而事实上，所谓的抗日宣传只不过是桂系假抗日、真反蒋的借口，及学校托派势力趁机打击报复陶保桓的调虎离山计谋。面对反动势力的卑鄙行径，陶保桓迎难而上，他发挥过人的革命智慧，以偏向虎山行的做法让反动势力始料未及。
1推向桂林
“学校报复陶保桓，是因为他领导的革命活动越来越活跃，影响越来越大。”2019年4月，寻访组在桂林采访期间，通过《桂林日报》的同行联系上知名学者陈宪忠。陈宪忠今年65岁，是桂林市委党校退休副教授，热衷研究桂林当地文史，现任广西桂学研究会理事和桂林联络处副秘书长、桂林旅游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陈宪忠认为，陶保桓在桂林的革命活动可以分为校内和校外两个阶段。校内革命活动以1935年10月发起组织“反帝反法西斯同盟”为高潮，也标志着其革命思想基本成熟。随着国内时局的变化，陶保桓开始进行校外革命活动，而让他走出校园的转折点和契机便是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为日本吞并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举行盛大爱国游行，很快席卷全国。
陈宪忠介绍，“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广西后，桂系害怕抗日运动波及广西动摇其统治地位，便百般封锁消息，粉饰太平。但陶保桓和进步师生们率先响应，利用学生会的合法地位进行公开斗争，组织上街游行，组织进步骨干奔走于桂林各校之间，发起组织“广西省学生联合会”，在广西许多地区的学校内组织和开展抗日民主运动。
对于当时的情形，陶保桓的同乡同学莫一凡在后来的回忆中描述道：“从师专校址雁山到桂林，要走20多公里，陶保桓不时在星期天邀上郭英布、路伟良、路璠和我步行去桂林。一路上畅谈校内外斗争情况和社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他是谈锋最犀利的人。他的谈话每每使我们得到很多的教益，这是他利用一切机会帮助我们提高秘密斗争才智的一种方式。他珍惜一分一秒的宝贵时光，是个不知道疲倦的人。”
当时正在桂林念中学的滕奇也是在陶保桓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滕奇回忆说，陶保桓每逢假日都到桂林来进行革命活动，对学生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为什么现在妇女没有社会地位？为什么广大青年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难道这是命中注定的吗？”陶保桓的观点联系事实，鲜明通俗，说服力强，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大家每逢假日都一起去见他，很快成为最亲密的校外老师和朋友。在陶保桓的启发和教育下，不少原先“只为个人出路而烦恼”的同学走上革命道路，在各自的学校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陶保桓推动了桂林的抗日救国运动。”陈宪忠说，通过游行活动，陶保桓加强了桂林高中、桂林女中等学生会的联系，并在这些学校发展了反帝反法西斯同盟分支组织和盟员。桂林大街小巷有了抗日救国宣传队，抗日救亡的斗争迅速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2两广事变
在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快速发展之际，陶保桓也到了毕业时刻。不料，此时上演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表面上看，抗日宣传是积极进步的，陶保桓作为宣传运动先锋，学校派他参加宣传活动是最好不过的事，可背后的真相并非如此。
陈宪忠介绍，这一遭遇需再次从两广军阀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说起。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1932年初，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两广军阀处于半独立状态。几年来，蒋介石将主要精力集中对付共产党，因而一直容忍这种状态。
1936年5月初，粤系胡汉民病逝，蒋介石想趁机解决两广问题，遭到陈济棠拒绝。陈济棠随后决定先发制人，联合桂系军阀共同举旗反蒋。6月1日，桂系通电全国抗日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这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军阀内讧。”陈宪忠说，发动事变的名义是主张抗日，但最终目的仍是军阀利益之争，纵观事变后续发展，假抗日、真反蒋的真实意图更为明显。
刚开始，粤桂军队分别从湘赣两省边境向湖南推进。6月5日，桂系精锐强渡黄沙河，6日进抵湖南永州，7月占领零陵。粤军也于6月9日进占郴县，直指衡阳。蒋介石一方面调重兵南下，阻止粤、桂军北上；另一方面对陈济棠军阀采取收买和策反手段。7月，粤系军阀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倒戈，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于是一走了之。桂系退回广西，借蒋介石发布的“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命令为由，采取“缓和”之策。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大造抗日声势，以争取舆论支持，避免局面再度恶化。
当年9月中旬，经过几番和谈后，桂系表示“愿意接受新命”。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还在南宁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一场看似轩然大波的事变最终一团和气地收场，广西当局由“倒蒋”变成了“拥蒋”，“抗日”暂时不提了。
在事变过程中，桂系当局企图把学生运动掌握起来。为了欺骗人民、掩盖真实目的，桂系甚至迫令广西全省学校停课，号召中学以上学校学生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但他们又趁机隔离进步学生，孤立打压学生领袖，多方限制学生的爱国活动，保证学生运动既不“出轨”，又可以变成伪装抗日先锋的政治资本。其中，广西师专全体学生被分散到湘、粤、滇、黔相毗邻的县份，托派校长郭任吾则任桂系第四集团军第十五军政训处主任。郭任吾特意使出一招调虎离山之计，将陶保桓安排到自己手下当宣传队员，随军出发湖南，并派爪牙严密监视陶保桓。
3将计就计
殊不知，陶保桓早就识破桂系当局的把戏。但对于那些单凭一股抗日热情而参加宣传的学生，陶保桓心急如焚，他意识到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唤醒大家真正的革命精神。他决定将计就计，偏向虎山行。
革命前辈杨富凡（经陶保桓影响参加革命）在回忆文章《一段难忘的回忆》中记载：学生们只知大骂蒋介石不准抗日，成天被派出向村甲长催兵催粮，叫喊“军民合作”，维持逐步跌价的广西纸币，叫群众拥护“李总司令和白副总司令”。郭任吾手下的爪牙大摆架子，把男同学当跑腿伙计来支使，把女同学当作廉价的爱情追求对象，“他们经常拿着皮包到处指手画脚，经常带人下馆子看戏”，“还有一个女的很快成了夏威的姨太太。”
唯有一个高高瘦瘦、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人，“到新地方就叫我们找木板安床，出发时又教我们打背包。”他叫陶保桓，是进步学生领袖之一。当时，郭任吾为了阻止陶保桓和群众联系，不让他和同学们下乡，把他安排在托派爪牙学生中间，派3名学生跟随监视他，托派学生还不时造谣中伤陶保桓，说他光领饷、吃饭不做事，对“倒蒋抗日”态度不鲜明，开会从不发言。
直到后来，杨富凡和同学们才明白，陶保桓原来是在暗中机警而慎重地教育启发学生们。一天中午，队伍来到全州街，陶保桓约了一些青年学生到酒楼座谈。有学生买了一瓶菠萝罐头，大家打开一尝，发现味道却是酸的。陶保桓则巧妙地向他们发问：“你们认为广西的抗日是真的吗？”有的答不出，有的说是的，还有说不是的。陶保桓听后笑着说：“对反动派，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这罐头上明明写着‘香甜可口’，为什么味道竟是酸的呢？空头的资本家想赚大钱，就不能不卖假货、说假话。”陶保桓还列举了许多广西反动派抽兵勒粮、残害民众的事例说：“不要民众也因此没有民众的人是不会抗日的，也不能抗日的。”青年学生听了陶保桓生动的讲解后，顿时认识到“两广事变”的实质。
陶保桓还把抗日和反托有机结合起来，秘密成立读书会，不厌其烦地启发和教育所接触到的青年学生；在群众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大力宣传必须团结抗日反对独裁统治的道理；对部队士兵宣传官兵平等团结一致抗日，反对军官打骂士兵和克扣军饷的行为。通过教育、争取工作，培养了一批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如易凤英、廖联原、杨富凡等，为后来在桂林开展革命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为在桂林开展建党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郭任吾对此无可奈何，只能暗中恼恨不已。
通过深入群众的宣传活动，陶保桓更直接、更深刻认识到军阀独裁统治的黑暗和反动性，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他向夏征农老师提出找党的愿望，由于夏征农当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未果。即便如此，“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陶大哥背后有一个英明伟大的巨人，这就是我们暗暗向往的中国共产党。”杨富凡在文章中写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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