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鉴真和尚留居桂林一年的日本著作 《唐大和上东征传》
唐大和上东征传（资料图）
《鉴真》(日·安藤更生译，邓祝仁藏书)
《鉴真和尚东渡记》(孙蔚民著，邓祝仁藏书)
《鉴真与桂林》(邓祝仁、苏洪济著，邓祝仁藏书)
鉴真像（网络资料图）
桂林舍利塔（网络资料图）
□邓祝仁文/供图
大年初五(2月9日)晚间黄金时段，桂林电视台播出了《开元佛塔话鉴真》，以全方位、多视角的镜头向观众展示了桂林象鼻山西侧、文昌桥附近、桃花江畔开元寺舍利塔的今日风貌，追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鉴真和尚在桂林旅居一年，潜心传法、普度众生的故事，以此向鉴真和尚致敬。
笔者作为嘉宾，在节目中有几分钟演说，谈到桂林开元寺的显荣显赫和在全中国不可或缺的地位，评述鉴真和尚对桂林宗教文化发展和稳定当时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意义。
节目播出后效果很好，关注度很高，朋友圈留言热烈，朋友、同学纷纷点赞，说有料有干货。在北京发展的朋友林志捷(网名昵称“散客月下”)一边看电视，一边对电视屏幕拍照和录制小视频发给我，他评论道：节目讲述鉴真和尚与开元寺的渊源，对这段深刻影响了桂林文化的历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点赞108个都不够”！当晚我在外面，来不及看电视，这几句话是在路上阅读的。还有年轻女孩说，想不到平时并不在意的普普通通的舍利塔竟有这么多的故事，渴望什么时候能带着她们走一遭。五天以后(2月14日)，又收到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83岁高龄的张葆全先生的微信留言，他品评曰：“视频极佳，文化内涵丰富，令人印象深刻。桂林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希望你今后继续开掘整理解析，为弘扬传统文化多作贡献。”
对鉴真和尚留居桂林一年史料的关注与研究
我关注和研究鉴真和尚在桂林这段历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夏天，我在市一级的一次“风景游览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了“在舍利塔处重建开元寺”以作为“宗教旅游点”的建议(论文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三期，编入拙著《超越时空：桂胜桂故漫步》，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1989年，我出差经过兰州，晚间散步，在黄河第一桥桥头路边废旧书地摊上购得该市图书馆清库图书《鉴真和尚东渡记》，那是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师范大学)校长孙蔚民先生的专著。本世纪初，蒙市委宣传部邀请，我和同学苏洪济合作，撰写了专著《鉴真与桂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为此，曾经托朋友从日本获得鉴真研究专家安藤更生专著《鉴真》，购买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专门描写鉴真的长篇小说《天平之薨》。2004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二期)发表了论文《盛唐桂林略说———以鉴真在桂林一年为视角》。这一次，由于时间和节目形式所限，有许多东西来不及讲。有观众朋友向我索取鉴真留居一年的史料。为了满足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写成这篇文章，借助《桂林日报》的宝贵版面满足各位。
鉴真留居桂林一年史料的最早出处是日本真人元开的专著《唐大和上东征传》，在此全文抄出：
三日三夜，便达雷州。罗州、辨州、象州、白州、傭(容)州、藤州、梧州、桂州等官人、僧道、父老，迎送礼拜，供养承事，其事无量，不可言记。
始安(今桂林市)都督上党公凴(冯)古璞等步出城外，五体投地，接足而礼，引入开元寺。初开佛殿，香气满城。城中僧徒擎幡、烧香、喝梵，云集寺中。州县官人百姓填满街衢，礼拜赞叹，日夜不绝。凴(冯)都督来，自手行食，供养众僧，请大和上受菩萨戒。其所都督七十四州官人，选举试学人，并集此州，随都督受菩萨戒人，其数无量。大和上留住一年。
时南海郡大都督五府经略采访大使、摄御史中丞、广州太守卢焕牒下诸州，迎大和上向广府。时凴(冯)都督来亲送大和上，自扶上船口云：“古璞与大和上，终至弥勒天宫相见。”而悲泣别去。
下桂江，七日至梧州。
对这段历史，桂林的地方文献和石刻无记载，国内所有历史文献无记载，即使新、旧《唐书》也无记载。所以，对桂林来说，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稀世珍宝。特在此做点诠释：
鉴真到达桂林这件事，是桂林佛教史、文化史、旅游史上十分重大的事件。读者诸君可否知道，桂州毕竟天高皇帝远，长期以来统治管辖这个地方的除了朝廷派来的官员之外，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像这段资料中提到的冯古璞都督，属于当时岭南一带实力最大的家族。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师徒一行从海南岛启程，逶迤北归，打算回扬州老家去。沿途经过那么多地方，接待他们的头面人物大都姓冯。如振州别驾冯崇债、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始安郡(桂州)都督冯古璞等，按冯家在岭南的势力，他们都是冯盎的子孙或族人。冯若芳的家中有很多奴婢，“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这一段记载与《新唐书·列传之三十五·冯盎传》冯家“奴婢至万人”是相吻合的。此外，《冯盎传》还载“冯盎有子三十人”。以此论之，则其孙当不在少数。既然唐皇朝容许冯家在岭南保留地方首领的特权，那么，鉴真师徒在岭南所遇到的当地头面人物多数姓冯也就不足为怪了。李唐皇朝要保持其在岭南的统治，是不能离开冯氏家族的参与的，对冯氏家族不仅不能随意轻慢、侮辱，还多一份安抚与尊重。所以，冯古璞在桂州对鉴真表现出来的恭敬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非别地可比拟的。
这段史料还蕴含着另一层意思。当时的桂州城或曰始安，已经是岭南地区最繁盛的商埠之一，所谓“南北行旅，莫不叹美”，有“小长安”之说，而且还是一座贬官之城、流放之城、移民之城，流行多元文化。桂林是朝廷贬官、失势王族贵胄和失意文人的流放地、集散地，京城长安动一动，千里之外的桂林也有反应；相反，桂林有什么大事，京城瞬间也会知道大概。桂林，对唐王朝来说举足轻重。那时的桂林，以百越文化为主，杂糅中原文化，但显然的，佛教也已融入了本土文化之中，土生土长的始安郡(桂州)都督，当时最高的行政长官冯古璞居然成了十分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热情好客的礼数与对佛教顶礼膜拜的号召与影响下，桂林从各级官吏到城乡老百姓很多都信奉佛教。鉴真抵达桂林那天，冯古璞率他所辖七十四州官吏、选举试子和城中民众，倾城欢迎。此后一年，前往祭拜开元寺者络绎不绝，纷纷以接受鉴真所授菩萨戒为幸为荣。而离别时，冯玉璞又悲泣相送，场面感人。桂林是鉴真成功东渡之前，除了家乡扬州，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不是没有缘由随意决定的。这一年，鉴真对当地佛教文化发展和稳定地方社会秩序所做出的贡献，今天看来，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真希望百度、知乎、天涯社区等网站再碰到“鉴真在桂林”这类问题时不要再语焉不详，或者干脆跳跃过去了。
《唐大和上东征传》简介
下面根据有关资料对《唐大和上东征传》相关背景再做些进一步补充介绍。《唐大和上东征传》，又名《过海大师东征传》《鉴真和尚东征传》《鉴真和尚传》《东征传》《法务赠大僧正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等等，日本奈良时代文史典籍，不是日文，而是汉语文言文体，初稿完成于公元779年，著作专门记载唐代著名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的事迹，对研究鉴真和尚具有极高的价值。
作者名叫真人元开，原名淡海三船(722─785)，是日本天智天皇的后裔，奈良时代文学家。早在鉴真于753年东渡日本之前，真人元开曾受过佛教的教诲。鉴真到达奈良后，其便拜倒在鉴真膝下，由鉴真亲自化导。
真人元开的撰书动机与当时日本佛教教团派系间的相互倾轧有关。鉴真的知名度太高，影响太大，其传戒弘法活动触及了旧教团的既得利益，他们对鉴真进行了诽谤攻击。
为了维护鉴真名誉，反击无端污蔑，鉴真的忠实弟子思托撰写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一书。思托是少数几个全程跟随鉴真历尽六次东渡艰险到达日本的嫡传弟子。传记初稿大体写好，他邀请真人元开帮忙润色，使其更符合日本文化和风格。真人元开当时有上层知识分子中“文首”之称。真人元开高兴地接受了思托所托，重新构思，完成了任务。那时，鉴真逝世已经十六年了。可惜的是思托原作散失，一页原稿也没有保存下来。
真人元开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叙述了鉴真的一生事迹，包括早年点滴、年少出家，在淮南地区教授戒律，在佛教界具有影响力；获日本僧侣荣叡、普照的诚意邀请，决定东渡传法，包括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留住桂林休整一年，以至双目失明，最后东渡成功；到达日本，接触日本贵族、僧侣，传授佛法，创立唐招提寺，最后在日本圆寂。书中还收录了真人元开本人、日本贵族和僧人为颂扬及怀念鉴真而作的诗文。
中国现代学者汪向荣说，本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及文学价值。就史料而言，本书是关于鉴真较为完整、翔实和原始的史料，是研究唐代中日关系的详细记录。在文学方面，本书记叙清晰扼要，文字流畅，刊行之后立即平定了当时紊乱的局势，收到了预想的宣传效果，在文坛上一直传为佳作。
汪向荣还指出，《唐大和上东征传》面世后，曾辗转抄传，在此过程中出现不少遗漏、错误、窜改和增删的情况，因而传世版本不止一种，它们之间的内容、书名都有所差异。本书的多种抄本分别收藏在东寺观智院(有“甲本”及“乙本”两份)、京都高山寺、金泽文库、大阪高贵寺、唐招提寺等地。
在刊印本方面，最早为1762年(桃园天皇宝历十二年)，正当鉴真千年忌的时候，东大寺戒坛院刊印本书以作纪念，名为《法务赠大僧正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此版本因“东征”二字而被德川幕府禁止，流传极少。其后本书有多个刊本出现，有1897年(明治三十年)间的北川智海方丈铅字排印版、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的重野安绎删节本、《大日本佛教全书·游方传丛书》收录本、《大日本大藏经》收录本、《大正大藏经》收录本、中国扬州大明寺的铅字排印本等等。
在外语译本方面，于1942年(昭和十七年)出现日本语译本，中村详一郎翻译。后来又有石田瑞麿译本、安藤更生译本及其他一些节译本，加入译者序和简注。另外，日本还出版过本书的英语摘译本。
在中国学术界的校注整理方面，197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汪向荣的校注本，收录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后来与明代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合订出版。后来相继又有新版本，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2010年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版，作者梁明院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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